形象异同(一)
简析鹰和海燕形象之异同
简析鹰和海燕形象之异同
——读高尔基的《鹰之歌》和《海燕》
江苏兴化 李剑峰【形象异同】
[摘要] 本文分析了鹰和海燕的共同点和不同点，认为海燕的形象更加高大，更加光彩照人，更加撼人心魄，具有更高的审美价值。
关键词 共同点 浪漫主义 象征性 不同点 悲壮
《鹰之歌》和《海燕》系无产阶级革命歌手高尔基的散文诗名作，它们都是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国革命运动不断高涨的年代里产生的。鹰和海燕的形象皆为浪漫主义形象，均带有象征性，都反映了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战斗激情和英勇无畏的精神。 《鹰之歌》是高尔基早期浪漫主义代表作之一。该作中。作者塑造了两个有象征意义的对立形象——在战斗中受伤的雄鹰和在峡谷里苟活的蛇，表现了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和人生哲学的戏剧性冲突。
鹰在和敌人的战斗中身受重伤，但它怀着“战斗多么幸福”的信念，不悲观，不气馁，奋力展翅，搏击长空，壮烈牺牲。鹰是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化身。而蛇则认为“飞也好，爬也好，结果还不是一样：大家都要埋入黄土，都要化为灰尘。”它习惯于在阴暗潮湿、腐臭、气闷的山谷里爬行，过那种自认为“温暖、滋润”的庸俗生活。蛇无疑是自私保守的市侩的象征。
《海燕》是一篇激情洋溢的革命檄文，是高尔基参加彼得堡大学生示威游行后写成的鼓舞人心的革命颂歌。它运用象征和对比、烘托的手法，塑造了海燕这一光辉形象，歌颂了无产阶级革命先驱者坚强无畏的战斗精神。该作中，狂风、乌云、雷电是凶残丑恶而又虚弱的沙皇反动势力的象征，他们垂死挣扎，压迫人民，镇压革命。大海及其波浪是革命高潮时广大人民群众力量的象征，他们不畏强暴，英勇斗争，不屈不挠。海燕是无产阶级革命先驱者的象征，在革命风暴即将到来之际，他坚强无畏，乐观豪迈，英勇善战，坚信革命的暴风雨一定会摧毁旧世界。海鸥、海鸭、企鹅则是形形色色的假革命和不革命者的象征，他们面临革命风暴的到来，呻吟躲藏，心惊胆颤，丑态百出，唯恐革命破坏他们的安乐窝。
海燕和鹰，它们的形象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而正是由于这些不同点，决定了海燕的形象更加高大，更加光彩照人，更加撼人心魄，具有更高的审美价值。
在《鹰之歌》中，鹰热爱广袤无垠的天空，热爱自由美好的生活。在和敌人的战斗中，当负伤流血、自天而坠时，它愤怒地将“胸膛撞在坚硬的石头上”。在生命仅能维持两三分钟时，它为自己曾“美好地生活过”、“英勇地战斗过”而感到幸福。它渴望“再飞到天上去一次”，体会一下自由、战斗的幸福，用胸膛的伤口“紧压”住仇敌，用血“呛死”仇敌。它“颤抖了一下，高傲地叫了一声，用爪顺着石头的粘液溜到悬崖边上”，伸开翅
膀吸足气，滚离山崖，滑下山岩，在搏击长空中折断翅膀，壮烈牺牲，血浴海浪。“山泉的波浪把它卷住，泡沫里浴着血，冲到海里去。海浪发出悲伤的吼声撞击着石头„„在浩大的海上，那鸟连尸体都不见了„„”
在《海燕》中，当暴风雨正在酝酿时，大海苍茫，阴霾弥天，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乌云和大海之间高傲地飞翔，下击波浪，上冲乌云。“它叫喊着，——就在这鸟儿勇敢的叫喊声里，乌云听出了欢乐”，“在这叫喊声里，——充满着对暴风雨的渴望!在这叫喊声里，乌云听出了愤怒的力量、热情的火焰和胜利的信心。”当暴风雨逼近之时，乌云压顶，雷声轰响，狂风卷浪，波浪歌唱着冲向高空，迎接雷声，呼叫着跟狂风争鸣，海燕则“箭一般地穿过乌云，翅膀掠起波浪的飞沫。”它大笑那些乌云，它欢乐地号叫，“它深信乌云遮不住太阳”。当暴风雨即将来临之时，风吼雷鸣，云烧电闪，大海抓住闪电的箭光，把它们熄灭在自己汹涌澎湃的深渊里，勇敢飞翔的海燕则以胜利的预言家的姿 态极度兴奋地大声疾呼“——暴风雨!暴风雨就要来啦!”“——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由此可见，鹰体现了渴望自由，渴望战斗，在战斗中英勇牺牲的勇士的气质，带有悲壮的色彩；海燕则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先驱者的化身、暴风雨来临前的预言者，体现了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鹰的英勇奋战显得孤立无援，而海燕的搏击却与人民革命的壮阔波澜彼此应和，紧密结合。
(2000年1月《中国高校教育与科研》）
形象异同(二)
区分人物形象与性格
如何区分人物形象与性格
分析人物形象几乎是小说阅读必考题，有两种常见考法:要求简要概括(赏析)文中某人物形象的特点;要求简要概括(赏析)文中某人物形象的性格特点。对于这一题型及问法，不少考生不明白两者的区别，甚至有些老师因没在意或缺乏仔细分析，也将二者混为一谈。 2009年安徽卷考查宗璞的小说《董师傅游湖》，其中一题是:简要概括小说中董师傅这一人物形象的特点。答案设计为“董师傅是一位普通木匠，他技艺精湛，质朴善良，乐于助人，有平常心，有生活情趣”。
记得有阅卷老师询问:概括人物形象特点不就是主要指出人物的性格特点吗，为什么将董师傅的身份、技能特点列人答案之中?人物形象这一概念的内涵固然大于人物性格的内涵，人物形象特点的核心是人物的性格特点，但还包括人物形象的身份、职业、地位、技能(能力)、行为习惯等因素。而人物形象的性格特点则只指人物的品行、情感、精神等心理特点。 这样看来，2009安徽卷概括董师傅的形象特点，将董师傅“普通木匠”的身份特点及“技艺精湛”的技能特点归为答案要点确实是科学的、严密的。有些省份高考题考查人物形象的特点，因为文本中没有明显交代或凸显人物的身份、技能等方面的特点，在答案中自然只概括人物的性格特征，毕竟性格特点是人物形象的核心内容。
形象异同(三)
《世说新语》与史书中钟会形象的异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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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与史书中钟会形象的异同分析 作者：马一鸣
来源：《西江文艺·下半月》2015年第05期
【摘要】：钟会是三国时期魏国谋士、将领。他才华横溢，屡出奇谋，深得曹氏和司马氏赏识，但却在灭蜀后自立不成反死于兵变。在《三国志》等史书中，钟会是一个人格卑鄙的权臣。在《世说新语》中却勾勒出钟会聪颖早慧、能言善辩等特质，并在史书中也有所体现。对于《世说新语》中的钟会与史书记载的异同，本文将作简略分析。
【关键词】：世说新语;钟会;形象对比
一、《世说新语》与史书中钟会的形象共同之处
（一）聪颖早慧【形象异同】
无论是史书还是《世说新语》提及钟会，首先强调的便是他的聪颖早慧。《三国志·魏书·钟会传》中写道：“会年五岁，繇遣见济，济甚异之曰：„非常人也。‟”而《世说新语》中对钟会的前两条记载也都是形容他的早慧。《世说新语·言语第二》与皇帝对答参见是否紧张，寥寥数语便刻画出钟会的机灵大胆。
《世说新语·言语第二》钟会与哥哥偷酒，被父亲责问时“毓曰：„酒以成礼，不敢不拜。‟又问会何以不拜，会曰：„偷本非礼，所以不拜。‟二者对比鲜明。【形象异同】
（二）思捷善辩
在为数不多的正面评价中，他的才思敏捷却是几部史书都有所记载的。最著名的当属„五字定表‟。《三国志·钟会传》注引《世语》中钟会将虞松的表仅仅改动五个字后就顺利通过了司马师的检查，钟会因此迁中书侍郎。李商隐就曾在《和马郎中移白菊见示》中称钟会为“五字客”。《世说新语》中钟会不仅才思敏捷，也是位滔滔雄辩之士。《世说新语·排调第二十五》中晋文帝和钟会的一套对答堪为典范。面对司马昭用其父钟繇的谐音进行的戏弄，钟会更胜一筹，短短八个字调侃了司马昭父亲司马懿、陈骞父亲陈矫、陈泰父亲陈群、祖父名陈寔，可谓一石四鸟。司马昭“排调”是构思好的“请君入瓮”，而钟会的反击则纯粹是不假思索，两者对比更显出钟会的思捷善辩。
（三）慧眼识才
魏晋时流行品评人物，钟会也精于此道，往往言简意赅，切中要害。《三国志·高贵乡公髦传》注引《魏氏春秋》中钟会说的“才同陈思，武类太祖”八字考语直批高贵乡公曹髦的文才武略。《晋书·嵇康传》称嵇康为“卧龙”。二字准确概括了嵇康贵为曹操孙女婿，在野但掌握
形象异同(四)
不同群体的目的地形象一致吗?
[摘 要]中国旅游目的地发展已经进入形象主导阶段，对目的地形象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旅游者的目的地形象认知具有主观性，使不同群体的目的地形象比较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然而，这些成果依然散落在各自独立的研究之中，尚未有系统总结。文章从5个方面述评了相关成果，发现不同群体的目的地形象认知有同有异，但存在普遍差异，同时，现有研究具有以下4个特点：从研究案例看，研究普遍缺乏中国案例；从研究视角看，能够影响人类行为的情境要素并未受到足够重视；从研究内容看，跨文化研究在文化群体比较中占据绝对主导，国内学界也仅在跨文化研究方面有较多积累，其他类型群体的比较研究极少；从研究阶段看，目前尚处描述研究阶段，还未进入解释研究阶段。因此，文章认为，在未来目的地形象的群体比较研究中，应关注以中国目的地为案例的群体比较研究，关注中国（国）内文化群体的比较研究，关注情境要素，关注更深一步的解释性研究等。 [关键词]目的地形象；群体比较；比较研究；研究进展；启示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6）08-0114-13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6.08.016
引言
目的地形象是发掘地方景观与地方意义的重要体现，其本质意义是对地方性的展现与解读[1]。通过目的地形象包含的地方性，能够满足旅游者求新求异的心理需求，从而更好地吸引旅游者[2]。从目的地形象的形成过程看，它具有主观性[3]，意味着目的地形象不会绝对统一和无差，但其相对统一体现在何处，相对差异又在何处，则值得探讨。在认识不同群体的目的地形象异同方面，比较研究是一种有效方法。在目的地形象研究中，许多标志性成果也都借由比较研究实现，如1975年Hunt奠定目的地形象研究基础与学术地位的开创性成果[3]，1991年Fakeye和Crompton提出的广受认可的“原生-引致-复合”的目的地形象结构模型[4]。从比较研究方法本身看，以公元前3世纪亚里士多德对雅典158个城邦的政制宪法比较为标志[5]，它已经过2000余年的发展并依然活跃。比较研究法之所以历久弥新，不仅是因为它在目的地形象研究中体现出的能够分析事物异同的优势，还在于它能全面分析事物优劣势、辅助决策等优势，更重要的是，深层次的比较研究能够透过比较对象所反映出的共性和个性把握事物本质[6]。现如今，比较研究法的应用几乎渗透到各个学科，从古老深邃的哲学研究到近代的科学研究再到具体的如目的地形象研究。事实上，目的地形象已借助比较研究取得大量成果，但遗憾的是，这些成果尚未得到系统总结，依然散落于各相对独立的研究中。因此，本文尝试对已有成果进行梳理和述评，也希冀从中得到未来研究的启示。
从Hunt开始[3]，关于目的地形象的群体比较研究逐渐发展，大致有5个研究方向：未游群体和已游群体的比较、初游群体和重游群体的比较、本地群体和外地群体的比较、不同文化群体间的比较以及其他群体的比较。据此，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一至第五部分，分别对目的地形象比较研究的5个方向进行述评，每一部分均遵循先述后评的原则，首先汇总该方向的成果，而后分析其中的结论，最后对该方向的现状进行评论；第六部分是由前五部分述评得到的对未来研究的启示；第七部分是对文章的总结和讨论。
1 未游群体和已游群体的旅游目的地形象比较研究
关于旅游者的划分，按是否具有到访目的地经历可分为未游群体和已游群体。对于未游群体，目的地形象可分为本底（baseline）形象和强化（enhanced）形象[7]。Li等人将潜在旅游者被动接触信息所形成的形象称为本底形象；将潜在旅游者为了解目的地刻意、积极地搜寻信息而形成的形象称为强化形象。已游群体的目的地形象则称为复合形象，用以表达旅游者对目的地亲身体验形成的形象[4]。旅游者形成丰富的目的地形象有赖于信息搜寻、吸收和实地感受的过程，在旅游活动完成之后，旅游者游前的目的地形象会得到相应证实、强化或否定，未游群体和已游群体的目的地形象也应存在相应变化，这在Fakeye和Crompton的研究中已有初步验证[4]，因此，对未游和已有群体的比较研究十分必要[8]。
1.1 未游群体的本底形象和已游群体的复合形象的比较研究
在未游的本底形象和已游群体的复合形象比较方面，Awaritefe以尼日利亚为案例对比了国内旅游者中的两个群体，发现未游群体对自然类目的地环境印象较好，而已游群体对人文类目的地环境印象较好[9]。Phillips和Jang的比较研究更为细化，他们以美国中西部某州立大学的学生为被试比较了两个群体目的地形象，结果显示两者在22个形象因子上均存在显著差异[10]。与上述研究相对应，Howard和Danielle关注于入境旅游者，他们使用半结构访谈以欧洲中东部为度假地比较了英国旅游者的本底形象和复合形象[11]，发现其中的未游和已游群体在文化、遗产、廉价性方面具有相似性，但未游群体对目的地的安全性以及轻松氛围更加担心；Choi等人进行了类似研究，他们比较了俄罗斯旅游者对韩国的本底形象和复合形象，发现两个群体的差异同样存在[12]。其后，Jani和Hwang以目的地形象的功能-心理维度划分为基础，比较发现已游群体的目的地形象比未游群体更为积极，其中未游群体是功能维主导，而已游群体是心理维主导[13]。
1.2 未游群体的强化形象和已游群体的复合形象的比较研究
在未游群体的强化形象和已游群体的复合形象比较方面，Yilmaz等人截取了旅游者到达和离开目的地的时间点进行调查，发现两个群体在环境状况、吸引物和气候因素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已游群体的复合形象同样比未游群体的强化形象积极[14]，但该研究是针对不同样本的比较。相比而言，Kim等人的研究更为严谨，他们请被试评估了自己的强化形象和复合形象，将旅游者按游前游后视为两个群体，分别比较了他们观看2002年韩国世界杯前后和参观2010年上海世博会前后的变化，结果显示世界杯的复合形象更加积极[15]，而世博会的结果更加明显，游前的强化形象和游后的复合形象甚至在维度上都出现了显著变化[16]。但是，很难说这种由被试自我评估的目的地形象不受其自身因素影响，Chang的研究则规避了这一问题，使用了更为严谨的研究设计，他追踪同一批旅游者游前的强化形象和游后的复合形象，比较了中日美加群体对台湾士林夜市的形象感知，结果发现中日旅游者游前的复合形象比游后的强化形象更加积极，而美加旅游者的目的地形象变化不显著[17]。 1.3 评论
从以上研究结论可以发现，游后的目的地形象一般均优于游前（包括本底形象和强化形象），这与本文的推断相一致。对于未游群体而言，目的地形象感知与人们接触目的地信息的机会和方式相关[18]，旅游者受吸引物作用到访目的地，因此未游群体的形象基本以吸引物为主导形成，而实际到访后，因为接触了更多的目的地形象要素，游后的目的地形象必然会有所变化[19]。从已有研究看，这种变化是丰富多样的，无论是目的地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还是旅游者最初对吸引物的臆想和真实感受，都可能发生变化。同时，上述研究的一些结论差异值得注意，在未考虑旅游者文化背景之时，人们游前游后的形象感知变化是必然的[13]，但在研究人员无意中对比了不同文化群体（中日美加）[17]之后，这种原本明显的差异也发生了变化，典型的就是与目的地文化差异较小的群体的形象变化更为明显且更具相似性，而差异较大的群体则变化较小[17]。因此，尽管未游群体和已游群体之间的目的地形象存在差异几成必然，但如若要进一步解释其形成机制，似乎有必要对旅游者的文化背景给予额外关照。
2 初游群体与重游群体的旅游目的地形象比较研究
目的地形象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具有动态 性[15，20-23]，旅游者接触不同的形象要素，就会建构出不同的目的地形象，这也意味着旅游者到访目的地次数越多，接触的目的地形象要素越多，所形成的目的地形象有可能会更丰富。因此，对于初游群体和重游群体的目的地形象比较也受到了关注。初游群体和重游群体的旅游动机不同[24]，表现在行为层面会追求不同的旅游体验，也就有可能形成不同的目的地形象[25-26]，但这两个群体之间的比较差异是否必然存在，相关结论并不一致，一类认为两者存在显著差异，另一类则持相反观点。
2.1 旅游目的地形象群体比较差异存在论
从入境旅游视角，Correia等人比较了非洲国家佛得角嘉年华期间西班牙度假旅游者中的初游群体和重游群体，发现两者存在显著差异，前者的目的地形象以认知形象为主导，后者则以情感形象为主导[19]。Mohamad和Ghani选择了亚洲国家马来西亚为案例，在吉隆坡国际机场调查了即将离境的欧洲旅游者中的初游群体和重游群体，发现两个群体在目的地安全性、稳定的政治环境、自然吸引物以及漂亮的海滩等方面的形象感知相似，但初游群体对马来西亚旅游中的价格感知明显，重游群体对其夜生活和许多惊险刺激的景点感知较高[27]。国内研究也有类似发现，吴剑等人比较了国外旅游者中的初游群体和重游群体，发现两个群体对中国目的地形象的评价均不甚积极，但前者的评价略好于后者，而后者的整体形象比前者深刻[28]。在不区分国籍的前提下，Giraldi和Cesareo比较了初游、重游罗马群体的认知形象和情感形象，认为两个群体的目的地形象有同有异，但后者整体优于前者，具体表现在初游群体对罗马的旅游与休闲基础设施、城市氛围等形象维度的评价更加积极，而重游群体认为罗马更为熟悉且具有众多可供参与的休闲活动，在“放松-紧张”维度上，初游群体的情感形象更为轻松[29]。
2.2 旅游目的地形象群体比较差异否定论
然而，关于初游群体和重游群体的比较差异是否显著的观点并不一致，部分研究认为两者的差异并不显著。其中，典型的是Chow等人在较早时期的研究，他们以新加坡为案例分析了来自北美、澳洲、欧洲和日本的旅游者，发现除欧洲旅游者的个别因子有显著差异外，其余因子在其他三地旅游者间的变化均不显著[8]。但他们对该结果似乎并不够自信，认为调查对象中重游群体的比例过高。也就是说，如果初游群体在样本中的比例提高后，两个群体之间的目的地形象差异状况就不得而知。尽管如此，就其研究而言，与本文的理论推断有悖，值得注意。近年也有类似观点出现，Kaplanidou和Gibson针对一项小型青少年足球赛事对初游群体和重游群体展开研究，结果显示两个群体的目的地形象没有明显差异，他解释认为，观看青少年运动赛事的旅游者所形成的复合形象稳定性较强，即使重游，对目的地形象的影响也不大[30]。另一项以博物馆为案例的研究结果也显示，目的地形象似乎并不受到访次数影响，一旦人们进入博物馆，旅游者的目的地形象就固定了[31]。
2.3 评论
从初游群体和重游群体比较的研究结论看，重游群体的目的地形象一般比初游群体更加丰富，而且两个群体的目的地形象在多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例如，研究发现重游群体比初游群体对中国的目的地形象更加深刻[30]，正是因为重游经历使旅游者能够再次接触与初游经历相同的形象要素，旅游者的目的地形象认知才可能得到强化，使重游群体的目的地形象较初游群体更加深刻。同时，该研究还得到了一个有意思的发现，两个群体对中国的目的地形象评价均不高，且重游群体对目的地形象的评价比初游群体更低。一般而言，人们对事物的二次评价较低，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两次比较形成的心理落差。在该研究的情境中，调研时间为2013年，当年是中国环境空气质量新国标实施的元年，对应的现实社会背景是中国环境质量正在逐年恶化，而国外旅游者对目的地的环境空气质量十分重视，在此情境下，研究发现两个群体对中国的目的地形象评价较低也较为合理。事实上，旅游者以实地旅游经历为信息源所形成的目的地形象虽然具有稳定性[30]，但这种稳定性却是相对的，一旦某种目的地形象因子的变化幅度过大，就会超出旅游者能够承受的弹性区间（即目的地形象的稳定性体现在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包容目的地形象因子的变化，在其可承受的弹性区间之内，目的地形象保持不变，但如若超出弹性区间范围，目的地形象就会发生变化）。当然，超出弹性区间的目的地形象变化不只会变得消极，也可能会变得更加积极。
3 本地群体与外地群体旅游目的地形象比较研究
在目的地客源市场结构中，外地群体和本地群体都是目的地重要的细分市场，但两者对目的地的意义又有所不同[32]。因此，关于这两个群体的目的地形象比较也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从研究结论看，本地与外地群体的目的地形象差异是否必然存在，或者是差异还是相似占据主导，不同的研究结论也不一致。 3.1 旅游目的地形象群体比较差异存在论
从目的地形象的形成基础分析，Jutla以印度北部城市西姆拉为案例，发现外地群体形成目的地形象是以自然和文化景观为基础，而本地群体却以对目的地的熟悉度为基础，此外，两个群体在地标性建筑和区域方面也有差异[33]。而Bonn等的研究重点考察了两个群体在目的地环境要素方面的认知，他们比较了佛罗里达州接待的本地和外地群体，发现两个群体对目的地环境的评价显著不同[34]。同时，Lee等借助体验理论，以夜市为案例对本地和外地群体的目的地形象进行比较，发现外地群体的目的地形象一般比本地群体更加积极，但本地群体对夜市氛围的认知更强，文章进而认为，本地和外地群体之所以会产生目的地形象差异，两个群体之间存在的文化差异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目的地形象营销战略的制定也必须考虑目标市场的文化背景[35]。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Zainol增加了目的地数量，以马来西亚3个最著名的高原旅游目的地为案例，经过比较研究发现，本地和外地群体在目的地形象维度中的可进入性和服务、当地吸引物与设施、休闲与游憩活动、自然环境等方面有显著不同[36]。以青岛为案例的研究也属赞成一派，Ji和Wall比较了两个群体的目的地形象，结果发现两者在10个认知形象和2个情感形象因子上存在显著差异[37]。此外，do Valle等利用葡萄牙政府设立阿尔加维项目着力重塑阿尔加维岛形象的时机，比较了本地群体和外地群体，发现两者明显不同，甚至连目的地形象的构成维度都相差很大，而在态度调查中，外地群体十分青睐新形象，但本地群体恰恰相反，对新形象并不认可[38]。
3.2 旅游目的地形象群体比较差异否定论
本地和外地群体的目的地形象比较差异否定论也有相当数量的研究支持。Thomas和Richins的研究较具说服力，他们同时选定了5个澳洲小镇为案例地对比两者的首要形象因子，结果显示两个群体的首要形象因子大多数均相同[39]。在Henkel等以泰国为案例的研究中，他们比较了本地和外地群体的目的地形象，发现文化景观、友善的人们和美食等形象因子在两个群体中都有重要地位，并不存在显著差异，但相较而言，后者比前者更看重夜生活和娱乐活动[40]。将案例聚焦的研究也有类似发现，Gil和Ritchie以西班牙大加纳利岛博物馆为案例，对比发现两者的形象构成维度相同，只是其形成过程略有不同[31]。2012年，Ryan和Aicken的研究又为该观点提供了新证据，他采集了大样本数据（2229名本地旅游者和2151名外地旅游者），使用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比了两者对新西兰怀赫科岛的目的地形象，结果发现二者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具体表现在未受破坏的自然环境、悠闲的生活方式和漂亮的环境，尤其是在友善的人们等形象因子上较一致，但外地群体对当地的基础设施评价却较为负面[41]。
3.3 评论
虽然本地群体与外地群体的目的地形象之间是差异还是相似主导存在争论，但从研究结论看，本地群体的目的地形象带有明显的情感倾向，外地群体往往比较客观，基本是以目的地核心吸引物为中心。因此，在比较两个群体的认知形象时，结论往往会存在许多差异（因为本地群体会依据情感而形成多样化的目的地形象，如Lee等的研究[38]），但在侧重比较首位形象（目的地的核心吸引物有限，本地群体也同样认可，如Thomas的研究[42]）或核心吸引物本身（如Gil和Ritchie的研究[34]）时，会发现两个群体的目的地形象相似。这些看似相悖的结论并非截然对立，当各自不同的研究情境被纳入分析之后，不同研究结论所具有的差异即可得到较为合理的解释，在此也提醒研究人员注意Pike的忠告，目的地形象研究不能忽视研究情境而过分孤立地关注相互割裂的结论[42]。尽管依然有研究认为本地和外地群体的目的地形象以相似为主，但这些研究也都详细报告了研究发现的少数差异。因此，综合来看，研究取得的基本共识是两个群体之间的目的地形象存在显著差异，但差异的大小有别，这样的研究结论再次昭示着目的地形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也意味着需要继续进行关于本地和外地群体目的地形象的比较研究。
4 文化群体间的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比较研究
文化具有导向作用，能够决定个体行为[43]和体验外部环境的方式[44]，也决定着人们对目的地的态度[45]。目的地形象的形成虽然受到个人因素影响[21，46]，但向更深处剖析，文化似乎是决定因素[37，42]。事实上，目的地形象是主观的[3]，其形成过程难免受到个体文化背景的影响，因而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的目的地形象也有所差异[48-49]，较早对此进行研究的学者是Richardson和Crompton，他们将说英语和说法语的加拿大人视为两个文化群体，选定美国和加拿大的度假区为案例，以10个形象因子为标准开展研究，结果发现两个群体在6个形象因子上存在显著差异[50]，该研究首次采用实证方法比较了不同文化群体的目的地形象。
4.1 跨文化群体的旅游目的地形象比较研究
在国家文化模型提出以国家为边界进行跨文化比较的思想后，目的地形象的跨文化比较研究也随之跟进。Chen和Kerstetter比较了隶属不同文化群体的留学生对宾夕法尼亚州乡村地区的目的地形象，结果发现东南亚群体对旅游基础设施的评价高于东亚和欧洲群体，而中南亚群体对氛围的评价高于加拿大、东亚和欧洲群体；东亚群体对舒适宜人的自然评价低于拉美、中南亚和东南亚群体[51]。类似的，Mackay和Fesenmaier选择美籍研究生群体和在美留学的中国台湾研究生群体为被试，通过展示加拿大亚伯达省照片的实验方法比较了这两个文化群体的目的地形象，结果显示两者对目的地形象中山水因子的认知相似，但中国台湾群体对水的认知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两者对水的理解大不相同，中国台湾群体认为水是自然的、平静的、可知的，尤其是水的灵性，而美国群体虽然也认为水是自然的，但却不可知[52]。Hudson等人以电影为载体比较了美国、加拿大和希腊群体，发现3个群体形成了不同的目的地形象，即使是对同样的形象因子，3个群体也有所差异[53]。此外，Frias等以西班牙安达卢西亚为案例，比较了高不确定性规避和低不确定性规避文化群体的目的地形象，发现前者根据确定性信息形成的目的地形象优于根据不确定性信息形成的目的地形象，后者则恰恰相反[54]。在以亚洲为案例地的研究中，Henkel等人比较了国内和国外旅游者，发现两者在泰国目的地形象要素中的文化景观、居民友好程度和美食方面显著不同，国外旅游者更注重泰国的夜生活和娱乐活动[43]。Cheng等人的研究同样比较了国内与国外旅游者，他们以世界文化遗产地顺化古城为案例，发现两个文化群体的差异也是显著的[55]。Lee以关岛为目的地，比较了日本和韩国休闲旅游者，发现两者在重要性-表现性上存在明显差异[56]。此外，Kaplanidou比较了欧洲、北美和亚洲群体，发现3个群体在吸引物的认知上存在不同[57]，表明依托奥林匹克运动会等体育赛事强化的目的地形象在不同文化群体中也存在一定差异。 以国内目的地为案例的研究也有类似结论，贾跃千等人检验了日本、韩国和欧美旅游者对杭州的目的地形象，发现3个文化群体在目的地形象的因子数目、载荷及构成等方面都有显著差异[58]。白凯等以北京为案例地，使用量化方法研究了不同文化背景的入境旅游者，发现他们在许多维度，如整体形象、服务、价格等方面都存在差异，并认为正是文化差异引起目的地形象差异[48]。冯捷蕴的研究使用了与白凯互补的质性方法，同样以北京为案例地，比较了中外旅游博客中体现的目的地形象，发现西方旅游者关注的是北京的民俗文化、生态环境、本土特色交通工具、本土特色的食物、旅游、服务、出租车司机和政治文化内涵；而国内旅游者更多地关注北京的现代化进程、政治文化、公共交通的便宜和便捷、食物和旅游从业人员的地方主义优越感[59]。除中国大陆的研究外，港澳台地区关于目的地形象的跨文化研究也比较兴盛，Chang对比了中日美加4个文化群体对台湾士林夜市的目的地形象，结果发现前两者的游前游后形象发生了显著变化，而后两者的变化并不显著[17]。Tang等人以澳门为目的地，比较了英语和汉语文化群体在互联网上表现出的目的地形象，发现两者明显不同，文中进一步指出，文化背景差异是形象差异产生的重要原因[60]。在国内诸多研究中，张宏梅和陆林的研究另辟蹊径，他们以语系文化为切入，对比了盎格鲁语系和汉语系旅游者，发现两个文化群体在认知形象和情感形象上均存在差别[61]。
通过对国内外不同时期、不同目的地的跨文化群体比较研究进行梳理，发现跨文化群体的目的地形象几乎必然存在显著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文化对目的地形象的影响力。但是，这些成果都是基于跨文化背景，通过比较不同国家文化群体的目的地形象，如中美文化群体的对比。事实上，不同文化群体的目的地形象比较不应也不能仅限于跨文化视角，作为跨文化研究基本单元的国家文化群体，均可进一步细分为不同的文化群体，即（国）内文化群体，如中国文化群体可细分为不同的代际、地域、城乡以及方言文化群体等，相对而言，学界对内文化群体之间的目的地形象比较研究关注还非常少。内文化群体具有显著的文化特点，又不属跨文化研究范畴，以中国地域文化群体所依赖的地域文化为例，各地域文化虽然共同组成统一的中国文化，但统一的中国文化并不影响中国地域文化的灿烂多元，从发展历程来看，中国的地域文化也都经历上千年沿袭传承。依据跨文化群体的研究成果推断，类似的内文化群体的目的地形象研究也有望产出大量成果。
4.2 其他文化群体的旅游目的地形象比较研究
文化决定论认为，文化是个体社会行为的决定要素[62]。在上文阐述中，作者对应于跨文化群体范畴提出了内文化群体，而地域文化群体作为其中的一种典型，各地域文化群体之间的比较早已被学者关注。事实上，抛开地域文化对旅游者目的地形象认知的影响，地域文化本身也与目的地形象存在紧密联系，目的地形象体现着目的地的文脉[63-64]，是目的地形象策划的基础[65]，而目的地的文脉，也是地域文化产生的根基。在形象营销方面，目的地营销机构也需要根据不同地域文化群体偏好的差异制定营销策略[66]。但截至目前，地域文化与目的地形象之间的研究仅限于此，尚缺乏严谨的比较研究，与此相近的仅有McCartney的研究，他以澳门为目的地，描述了京沪港台4个地域文化群体的主导形象因子，发现他们并不相同[49]，但遗憾的是该研究只是对地域文化群体的目的地形象比较研究有所涉及，既未对这种差异进行显著性检验，也未做出深入解释，结论的可靠性有待进一步确认。
受历史因素作用，犹太民族经历了两千年的流浪史，从公元一世纪犹太民族聚居的耶路撒冷被罗马帝国攻破开始，直到1948年以色列建国，寄居各地的犹太人才重新有了精神家园[67]，但经过两千年的异域流浪，犹太人对圣地耶路撒冷所处的以色列的情感发生了微妙变化。Cohen的研究关注了犹太青年对以色列的目的地形象认知，发现犹太青年中已分化为两个文化群体，分别是对以色列表现出强烈的精神观、宗教观的群体以及对以色列持有像日常生活中一样的多样化目的地形象的群体，他们对以色列的目的地形象认知主要分为4类，分别是以精神支柱（spiritual）、犹太复国主义（Zionist）、实用主义/世俗的（pragmatic/mundane）和家园（home）为主导的目的地形象[68]。
同样受到历史因素作用而分化的文化群体还包括中国台湾民众，中国台湾文化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域文化，虽仍属中华文化，但海峡两岸分治已有百年。与流浪在外的犹太人相似，中国台湾民众对大陆的态度也发生着变化，同样分化出了两个文化群体：一种认为自己不仅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对应于年长群体）；另一种认为自己是台湾人，对中国的认同一般（对应于年轻群体）。Chen等人的研究以此为切入，比较了这两个文化群体对大陆的目的地形象[69]，结果显示年长群体对大陆目的地形象的认知更加积极，而年轻群体对大陆的目的地形象认知更多是将其视为旅游目的地，较少受情感因素影响。中国台湾民众分化出的两个文化群体对大陆的目的地形象认知已类似于本地和外地群体，这一发现体现在国家统一的战略方向上令人担忧。
Thouraya和Colin也注意到年轻群体与年长群体在旅游行为和心理上的差别，他们以年龄为依据划分文化群体，比较了两者对瑞士的目的地形象，结果显示年轻群体（15～25岁，2002年）和年长群体虽然在干净的住宿设施和方便的洗浴设施上有相似之处，但年轻群体显然更看重休闲活动与信息的重要性（尤其是互联网信息）[70]。
4.3 评论
在不同文化群体的目的地形象比较研究中，跨文化研究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知识贡献上都占据极大比重。跨文化研究之所以受到青睐，Turner和Reisinger认为主要有两点原因：第一，跨文化研究的数据容易获取且效度更高，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跨文化群体来自远距离的客源地且文化差异更大，更容易激发研究人员的兴趣[71]。跨文化研究虽然是目前文化群体比较研究的主要内容，但依然有跨文化研究未曾涉及的文化群体比较。跨文化研究以Hofestede的国家文化模型为理论基础，主要以国家文化为单位考察文化群体间的异同，因此有意见认为，国家文化模型忽视了同一个国家内部就可能存在差异巨大的文化类型，如美国的白人文化和黑人文化，其差异可能比欧美白人文化之间的差异还大，面对这种批判，Hofestede回应道：“在文化差异的研究中应该慎用国籍作为变量。然而，它又常常是惟一可行的划分指标。……采用国籍作为标准可以说是权宜之计，因为获得不同国家的数据要比获得内部同质性社会的数据要容易得多。……只要有可能根据宗教、种族或语言群体来划分数据和结果，我们就应该这么做……”[72]。可以看出，Hofestede也认为，在文化群体比较上以国家作为文化的研究单位有所不足，无法衡量国家内部文化群体的异同，这也是本文提出内文化群体比较研究的必要性所在。 5 其他类型群体的旅游目的地形象比较研究
关于目的地形象的群体比较研究除上述4个主要方向外，还存在一些探讨其他群体的比较研究，它们也从不同视角丰富着人们对目的地形象的认识，如旅游从业人员和旅游者之间的比较、不同旅游动机的群体的比较等。
5.1 旅游从业人员和旅游者的目的地形象比较研究
目的地形象关系着目的地未来发展，引导旅游者形成富有吸引力的目的地形象是目的地营销组织（Destnation Marketing Orgnization，DMO）的重要工作内容[73]。就DMO自身而言，也会形成目的地形象，因此就有学者将目光放在了这两个既对立又密切联系的群体之上。Grosspietsch以卢旺达为案例比较了这两个群体的目的地形象，发现两者在对卢旺达当前的安全状况、所提供的活动区域和与当地人交互的价值观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DMO认为目的地已足够好，但旅游者却不如此认为[74]。
在进入互联网时代背景下，Stepchenkova和Zhan以秘鲁为案例地对DMO和旅游者在虚拟网络中表现出的目的地形象再次考察，发现两者在多个维度上均有显著不同[75]。依据类似的数据，Michaelidou等比较了DMO和旅游者对中国台湾地区的目的地形象，发现旅游者对中国台湾地区的目的地形象包含独特的小商品、古雅韵味、原真性的自然景观、传统美食和文化，而DMO却并非如此[76]。
同时，作为旅游供给的终端，基层旅游服务人员与旅游者的目的地形象差异也被纳入比较研究，Metin以土耳其为案例对比了两个群体，结果表明两者的目的地形象相似，他们对友善的当地人评价均很高，也都认为土耳其距客源市场太远，并且缺乏有效的营销手段[77]。
5.2 不同旅游动机的群体的旅游目的地形象比较研究
在当今世界文化体育活动频繁的背景下，不同旅游动机群体的目的地形象认知状况引起了学界的注意。Chen和Funk设计了16个形象因子，用于比较欧洲田径锦标赛期间体育动机和非体育动机旅游者的目的地形象，结果发现两个群体在住宿设施、历史文化吸引物和体育设施活动等方面有显著差异[78]。而Pechlaner等则以欧洲当代艺术双年展（the European Biennial of Contemporary Art）为案例，比较了持有文化与文化产品动机（culture and the cultural offerings）、运动与文化动机（motives sport and culture）、运动与休闲/养生动机（sport and relaxation/wellness）的旅游者的目的地形象，发现3个群体在7个形象因子中的5个均存在显著差异[79]。
Li和Stepchenkova和李想依据Schmidhauser的旅游基线理论（travel horizon）将京广沪样本分为4个群体，分别是：近3年没有出国游经历但未来两年有意向的群体、近3年没有出亚洲旅游经历但未来两年有意向的群体、近3年具有出亚洲旅游的经历（但非美国）的群体和近3年具有美国游经历的群体，比较了这4个群体对美国的目的地形象，结果显示在遴选出的前20%词汇中，4个群体在刻板形象的9个（共19个）、情感形象的5个（共11个）和独特形象的8个（共19个）词汇上存在显著差异[80-81]。
5.3 评论
在其他类型群体的目的地形象比较研究中，旅游从业人员和旅游者之间的比较研究较多，其原因在于两者对目的地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但DMO和旅游者两个群体的比较研究所得的结论令人意外，两个群体的目的地形象并不相同，意味着DMO向旅游市场推出的策划形象并未受到旅游者认可。相关研究成果有助于学界更好地认识目的地形象在策划方和接受方之间的差异，以便修正策划形象来满足旅游者预期，这些发现需要实践工作的关注。在不同旅游动机的群体的目的地形象比较研究中，所得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支持着Li等的观 点[24]，即旅游动机会影响目的地形象的形成，具有不同动机的旅游者会形成不一样的目的地形象[26-27]。
6 未来研究启示
学界针对不同群体的目的地形象比较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为人们认识目的地形象积累了大量知识。然而，在取得成果的同时，也能窥见一些有待深入探讨的研究问题，进而从中得到未来研究的启示。
6.1 关注以中国目的地为案例的群体比较研究
从研究区域看，虽然已有成果遍布世界各地，但仍以欧美地区为主，针对中国国内目的地的高质量成果依然较少。国内学者关注更多的是已游群体的复合形象，对包括未游群体与已游群体、初游群体与重游群体、本地群体与外地群体、（国）内文化群体的目的地形象比较研究都鲜有涉及。从近年成果看，国内在跨文化研究方面产出了较多成果，已基本与欧美学界同步，同时在研究视角上也有所创新，如基于语系的文化群体划分[61]，但缺乏对内文化群体目的地形象的比较研究。
从中国传统文化看，中国人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82]，社会结构是差序格局[83]，每个人的社会关系都由个体出发，循着血缘关系和距离的疏远而疏远，围绕家长（或族长）形成相对固定的群体，围绕多个家长（或族长）形成多个相对固定的群体，这些群体有各自的文化、行为规范和思维方式。虽然，现代社会的剧烈变革对传统群体产生了巨大冲击，但依然不可否认其存在的广泛性。也就是说，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决定着中国人必然会产生不同的群体，未来的研究需要重点关注该领域。在理论层面，中国国情特殊，疆域辽阔、文化类型丰富、目的地种类多样，缺乏中国情境的研究成果必然是不全面的[84]；在实践层面，虽然有国外类似研究成果可供参考，但本土化的适用性无法保证[85]，基于本土目的地细分市场的目的地形象比较研究依然必要。
6.2 关注国内文化群体的比较研究
在本文总结出的5种目的地形象的群体比较中，跨文化研究成果的数量和知识总量最大。也正因此，暴露了跨文化研究存在的问题，跨文化研究以国家为边界进行国家文化群体的目的地形象比较，也就无法衡量（国）内文化群体目的地形象的异同，内文化群体的目的地形象认知比较研究极少，而有待研究的内容也比较丰富。也就是说，目前对不同文化群体间的目的地形象比较，基本是以跨文化研究为基础建立的，这样的知识积累缺乏对内文化群体目的地形象认知特点的理解，并不能反映文化群体目的地形象认知的全貌。而实践层面的现实需求是，国内旅游无论是体量，还是经济贡献，亦或是社会影响，都在旅游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国际旅游市场开发中有跨文化研究成果进行理论指导，能够针对不同国家文化群体进行差异化营销。但在国内旅游市场开发过程中，如何认识内文化群体的目的地形象差异，还没有研究解答。在当代社会迅速变革的背景下，中国文化的内部分化已达到“阡陌交通”的地步[86]，如上文所述的地域文化群体都已表现出多元文化特色，对于内文化群体目的地形象的比较研究，将是未来目的地形象研究的广袤良田。 6.3 关注目的地形象研究中的情境要素
人们的行动总会受情境影响[87]，科学研究也必然在一定情境下进行[84]，人们做什么事情、研究人们为什么做这件事情，以及如何理解人们的行为，都需要考虑人们当时所处的情境。客观来看，目的地形象比较研究已取得较大发展，学者对不同目的地的不同市场使用多种研究方法比较，能够更好地认识目的地形象以及它在不同群体中的异化，了解其共性和个性，如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人眼中也有一千个目的地形象。不仅如此，即便是同一旅游者，他的目的地形象也会不断变化，很难说个人的目的地形象不与其所处情境相关。
Pike在对142篇目的地形象研究论文进行回顾的基础上发现，学者习惯性忽略旅游者和研究所处的情境[42]，Chang也认为目的地营销需格外关注旅游者自身情境[17]。从本文综述结果来看，目的地形象的研究结论之所以出现诸多争论，一方面是因为案例研究本身具有局限性，案例研究结论的普适性有限；另一方面，时下的成果并未对研究情境表现出足够重视。忽略情境因素还会导致研究停留于现象描述层面，使解释不同群体目的地形象认知的差异化现象变得更加困难，虽然也有研究试图尝试，却不得其力[88]。缺乏对情境的考虑也是解释性研究缺乏的重要原因，需要未来研究给予关照。
6.4 关注解释性研究
从学理上看，目的地形象比较研究的成果虽多，但基本属于描述性研究，解释性研究较少。国内外学者关注的往往只是不同群体的比较结果，研究多止于现象层面，止于目的地形象群体比较之后发现的异同，很少有研究明确告知不同群体心中的目的地形象究竟如何。同样，关于目的地形象差异产生原因的解释则更少，为数不多的解释也浅尝辄止[88]。也就是说，现阶段关于目的地形象的研究还未完全发挥比较研究法所具有的揭示事物本质的优势，这也是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入的问题。
在本文综述过程中，发现旅游者文化背景与目的地形象差异密切相关[35， 37， 47-50， 54， 60]。从文化决定论的观点分析，文化背景或许是导致旅游者形成不同目的地形象的原因，这一推断可以从不同文化群体的目的地形象比较研究中得到些许证据，研究选择的群体文化差异越大（跨文化研究），目的地形象的差异越大；群体文化差异较小（如Thouraya和Colin的研究[70]），目的地形象的差异也就较小。因此，在未来关于目的地形象的比较研究中，必然会逐渐深入至现象的解释层面，从旅游者文化背景切入，有望对不同群体的目的地形象差异产生的机制做出深层次解释。
7 结束语
目的地形象从20世纪70年代提出之后便引起了学界的极大兴趣[3，22]，如今已成为旅游学、地理学、社会学和符号学等学科的热点研究领域[61]。对于不同群体目的地形象的比较研究，为人们认识目的地形象的内涵提供了帮助，如目的地形象的“共性+个性”的特点，虽然不同群体的目的地形象认知存在差异（个性），但不同群体间依然存在或多或少的相似之处（共性）。
从学科知识贡献和研究情境方面，目的地形象研究呈现出欧美主导的局面[85]。有关如何在本土发现和提出新问题，Werner建议首先应将北美之外的国家或地区作为研究对象来寻找本土问题[89]。因此，国内学界如果试图在目的地形象研究领域突破对欧美研究思路的路径依赖，有必要关注中国人在中国情境下产生的研究问题，如“寻根”“回家”的传统观念对寻根旅游者目的地形象的影响，城乡二元结构、中国所处观光游的情境对目的地形象的影响等方面，对这些中国独特情境的研究与总结，能够显著增加国内学界在目的地形象研究领域的知识贡献，在实践中也能回应中国旅游发展的现实需求。
从一般经验判断，国内客源市场往往是目的地的主体市场[90]，以2015年中国旅游发展为例，入境旅游群体为1.34亿人次，而国内旅游群体高达41.2亿人次。在目的地营销竞争白热化的今天[91]，进一步拓展国内旅游市场有赖于进一步的市场划分。面对庞大的国内旅游市场和激烈的竞争，目的地形象营销有必要考虑存在于中国社会中的不同群体的差异化需求，以便针对不同群体制定差异化营销策略。综合考虑中国国内不同群体比较研究的缺失，以及国家将旅游提升到国民社会福祉的战略地位，对中国国内旅游者不同群体的目的地形象研究兼具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Reference）
[1] Bai Kai， Zhou Shangyi， Lv Yangyang. The progress of social cultural geography in China in recent 10 years[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4， 69（8）： 1190-1206. [白凯， 周尚意， 吕洋洋. 社会文化地理学在中国近10年的进展[J]. 地理学报， 2014， 69（8）： 1190-1206.]
[2] Tang Wenyue. The influence and significance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n placeness[J]. Tourism Tribune， 2013， 28（4）： 9-11. [唐文跃. 地方性与旅游开发的相互影响及其意义[J]. 旅游学刊， 2013， 28（4）： 9-11.]
[3] Hunt J D. Image as a factor in tourism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1975， 13（1）： 1-7.
[4] Fakeye P C， Crompton J L. Image differences between prospective， first-time， and repeat visitors to the lower Rio Grande Valley[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1991， 30（2）： 10-16. [5] Aristotle. 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M]. Lin Zhichun trans.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Press， 2011. [亚里士多德. 雅典政制[M]. 林志纯， 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6] Huang Jun. The methodology of comparative research[J].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2011（4）： 30-33. [黄骏. 比较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J]. 理论探索， 2011（4）： 30-33.]
[7] Li X， Pan B， Zhang L， et al. The effect of online information search on image development： Insights from a mixed-methods study[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09， 48（1）： 45-57.
[8] Chow H W， Hakam A N， Ong E. Temporal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image of a tourist destination： Implications for promoters of tourism[J]. Service Industries Journal， 1986， 6（1）： 104-114.
[9] Awaritefe O D. Destination image differences between prospective and actual tourists in Nigeria[J]. Journal of Vacation Marketing， 2004， 10（3）： 264-281.
[10] Phillips W J， Jang S. Destination image differences between visitors and non-visitors： A case of New York Cit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2010， 12（5）： 642-645.
[11] Howard L H， Danielle A. Visitor and non-visitor images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 qualitative analysi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2008， 10（1）： 27-40.
[12] Choi G J， Tkachenko T， Sil S. On the destination image of Korea by Russian tourists[J]. Tourism Management， 2011， 32（1）： 193-194.
[13] Jani D， Hwang Y H. User-generated destination image through weblogs： A comparison of pre- and post-visit Images[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2011， 16（3）： 339-356.
[14] Yilmaz Y， Yilmaz Y， Icigen E T， et al. Destination image： A comparative study on pre-and post-trip image variations[J].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rketing & Management， 2009， 18（5）， 461-479.
[15] Kim S S， Morrsion M A. Change of images of South Korea among foreign tourists after the 2002 FIFA World Cup[J]. Tourism Management， 2005， 26（2）： 233-247.
[16] Kim S， Ao Y， Lee H， et al. A study of motivations and the image of Shanghai as perceived by foreign tourists at the Shanghai EXPO[J]. Journal of Convention & Event Tourism， 2012， 13（1）： 48-73.
[17] Chang H H. Cross-cultural comparsion of international tourist destination images[J]. Tourism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2012， 11（3）： 183-199.
[18] Gartner W. Tourism image： Attribute measurement of state tourism products using multidimensional techniques[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1989， 28（2）： 16-20.
[19] Correia A， Oliveira N， Butler R. First-time and repeat visitors to Cape Verde： The overall image[J]. Tourism Economics， 2008， 14（1）： 185-204. [20] Echtner C M， Ritchie J R B. The measurement of destination image： An empirical assessment[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1993， 31（4）： 3-13.
[21] Gallarza G M， Saura G I， Garcia C H. Destination image： Towards a conceptual framework[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2， 29（1）： 56-78.
[22] Crompton J L. An assessment of the image of Mexico as a vacation destination and the influence of geographical location upon that image[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1979， 17（4）： 18-24.
[23] Day J， Skidmore S， Koller T. Image selection in destination positioning： A new approach[J]. Journal of Vacation Marketing， 2002， 8（2）： 177-186.
[24] Li X， Cheng C， Kim H， et al. A systematic comparison of first-time and repeat visitors via a two-phase online survey[J]， Tourism Management， 2008， 29（2）： 278-293.
[25] Sancho F E， Rateike J A. Tourism destination image and motivations： The Spanish perspective of Mexico[J]. Journal of Travel and Tourism Marketing， 2010， 27（4）： 349-360.
[26] Pan S， Lee J， Tsai H. Travel photos： Motivations， image dimensions， and affective qualities of places[J]. Tourism Management， 2014， 40： 59-69.
[27] Mohamad M， Ghani A I N. Destination image differences between first-time and repeat-visit tourists： The Malaysian case[J]. Journal of Applied Sciences， 2014， 14（20）： 2476-2486.
[28] Wu Jian， Wu Jinfeng， Wu Shanshan， et al. The contrast of first-time and repeat visitors perceived image[J].Economic Geography， 2014， 34（7）： 157-164. [吴剑， 吴晋峰， 吴姗姗， 等. 初访客与回头客的中国旅游感知形象对比――以旅华欧美游客为例[J]. 经济地理， 2014， 34（7）： 157- 164.]
[29] Giraldi A， Cesareo L. Destination image differences between first-time and return visitors： An exploratory study on the city of Rome[J]. Tourism & Hospitality Research， 2014， 14（4）， 197-205.
[30] Kaplanidou K， Gibson H. Differences between first time and repeat spectator tourists of a youth soccer event： Intentions and image approaches[J]. 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 2012， 15（5）： 477-487.
[31] Gil S M， Ritchie J B. Understanding the museum image formation process： A comparison of residents and tourists[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09， 47（4）， 480-493.
[32] Zhang Gaojun， Wu Jinfeng， Cao Xiaoyi， et， al. Research on geo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total tourist market[J]. Tourism Tribune， 2015， 30（10）： 89-98. [张高军， 吴晋峰， 曹晓仪， 等. 基于等时/费线的旅游客源市场空间分异研究[J]. 旅游学刊， 2015， 30（10）： 89-98.]
[33] Jutla R S. Visual image of the city： Tourists' versus residents' perception of Simla， a hill station in northern India[J]. Tourism Geographies， 2000， 2（4）： 404-420. [34] Bonn M A， Joseph S M， Dai M. International versus domestic visitors： An examination of destination image perceptions[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05， 43（3）： 294-301.
[35] Lee S H， Chang S C， Hou J S， et al. Night market experience and image of temporary residents and foreign visitor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e，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Research， 2008， 2（3）： 217-233.
[36] Zainol N A. Local and foreign tourists' image of highland tourism destinations in Peninsular Malaysia[J]. Pertanika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and Humanities， 2009， 17（1）： 33-45.
[37] Ji S， Wall G. Visitor and resident images of Qingdao， China， as a tourism destination[J]. Journal of China Tourism Research， 2011， 7（2）： 207-228.
[38] do Valle P O， Mendes J， Guerreiro M.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in events， events image， and destination image： A correspondence analysis[J]. Journal of Travel and Tourism Marketing， 2012， 29（7）： 647-664.
[39] Thomas M， Richins H. A study of five regional towns in Australia： Tourist's and residents perceived destination images[J]. Tourism， 2003， 51（4）： 387-401.
[40] Henkel R， Henkel P， Agrusa W， et al. Thailand as a tourist destination： Perceptions of international visitors and Thai residents[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2006， 11（3）： 269-287
[41] Ryan C， Aicken M. The destination image gap �C visitors' and residents' perceptions of place： Evidence from Waiheke Island， New Zealand[J]. 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 2010， 13（6）： 541-561.
[42] Pike S. Destination image analysis： A review of 142 papers from 1973 to 2000 [J]. Tourism Management， 2002， 23（5）： 541-549.
[43] Torellia J C， Lesliec M L， Stonera L J， et al. Cultural determinants of status： Implications for workplace evaluations and behaviors[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2014， 123（1）： 34-48.
[44] Kaplan R， Kaplan S. The Experience of Nature： A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45] Reisinger Y， Turner L. Japanese tourism satisfaction： Gold Coast versus Hawaii[J]. Journal of Vacation Marketing， 2000， 6（4）： 299-317.
[46] Baloglu S， McCleary K W. A model of destination image formation[J] .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99， 26（4）： 868-897.
[47] Chen J S. A case study of Korean outbound travelers destination images by using correspondence analysis[J]. Tourism Management， 2001， 22（4）： 345-350.
[48] Bai Kai， Ma Yaofeng， Li Tianshun. An appraisal study on inbound tourists experience quality in Beijin[J]. Beijing Social Science， 2006， （5）： 54-57. [白凯， 马耀峰， 李天顺. 旅游目的地游客体验质量评价性研究――以北京入境游客为例[J]. 北京社会科学， 2006， （5）： 54-57.] [49] McCartney G. Does one culture all think the same？ An investigation of destination image perceptions from several origins[J]. Tourism Review， 2008， 63（4）： 13-26.
[50] Richardson S L， Crompton J L. Cultural variations in perceptions of vacation attributes[J]. Tourism Management， 1988， 9（2）： 128-136.
[51] Chen P J， Kerstetter D L.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mage of rural Pennsylvania as a travel destination[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1999， 37（2）： 256-266.
[52] Mackay K J， Fesenmaier D F. An exploration of cross-cultural destination image assessment[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00， 38（5）： 417-423.
[53] Hudson S， Wang Y， Gil M S. The influence of a film on destination image and the desire to travel： A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2011， 13（2）： 177-190.
[54] Frias M D， Rodríguez A M， Casta?eda A J， et al. The Formation of a tourist destination's image via information sources：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cultur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2012， 14（5）： 437-450.
[55] Cheng M， Wong I A， Liu M T.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of World Heritage Site image： The case of Hue[J]. Tourism Analysis， 2013， 18（6）： 707-712.
[56] Lee G.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of the image of Guam perceived by Korean and Japanese leisure travelers： Importance-performance analysis[J]. Tourism Management， 2009， 30（6）： 922-931.
[57] Kaplanidou K. Relationships among behavioral intentions， cognitive event and destination images among different geographic regions of Olympic Games spectators[J]. Journal of Sport Tourism， 2009， 14（4）： 249-272.
[58] Jia Yueqian， Bao Gongmin， Lu Wenjing. The influence of nationality on the dimension structure of tourist destination image[J]. Economy Geography， 2009， 29（3）： 510-515. [贾跃千， 宝贡敏， 路文静. 基于国籍差异的杭州市入境旅游市场目的地感知形象研究[J]. 经济地理， 2009， 29（3）： 510-515.]
[59] Feng Jieyun. Perception of the image of Beijings tourism destinations[J]. Tourism Tribune， 2011， 26（9）： 19-28. [冯捷蕴. 北京旅游目的地形象的感知――中西方旅游者博客的多维话语分析[J]. 旅游学刊， 2011， 26（9）： 19-28.]
[60] Tang L， Choi S， Morrison A， et al. The many faces of Macau： A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of the images communicated by online tourism information sources in English and Chinese[J]. Journal of Vacation Marketing， 2009， 15（1）： 79-94.
[61] Zhang Hongmei， Lu Lin. Impacts of tourist involvement on destination image[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0， 65（12）： 1613-1623. [张宏梅， 陆林. 游客涉入对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的影响――盎格鲁入境旅游者与国内旅游者的比较[J]. 地理学报， 2010， 65（12）： 1613-1623.] [62] Boas F. The Mind of Primitive Man[M]： New York： Macmillan， 1938.
[63] Han Guangming. Study on tourism destination identity system based on reginal context[J]. Journal of Arid L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09，（4）：170-174. [韩光明. 基于文脉、地脉的区域旅游形象设计研究――以乌兰布和沙漠旅游规划为例[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09，（4）： 170-174.]
[64] Xiong Yuanbin， Chai Haiyan. From two contexts to four contexts[J]. Wuhan University Journal： 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s， 2010，24（1）： 156-160. [熊元斌， 柴海燕. 从“二脉”到“四脉”： 旅游目的地形象定位理论的新发展[J]. 武汉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24（1）： 156-160.]
[65] Bao Guangjing， Li Chunyan. A study of the interaction mechanism between regional cultural and tourism[J]. Journal of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s， 2003，35（6）： 127-130. [包广静， 李春燕. 地域文化与旅游互动机理探析[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35（6）： 127-130.]
[66] Kwek A， Lee Y S. Intra-cultural variance of Chinese tourists in destination image project： Case of Queensland， Australia[J]. Journal of Hospitality & Leisure Marketing， 2008， 16（1-2）： 105-135.
[67] Wang Yaoming. Research on the Russian Jew migrating to US （1881-1920）[D]. Xia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2013. [王耀明. 俄国犹太人移居美国研究（1881-1920年）[D].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 2013.]
[68] Cohen E H. Images of Israel： A structural comparison along gender， ethnic， denominational and national lines[J]. Tourist Studies， 2003， 3（3）： 253-280.
[69] Chen C C， Wang Y C， Lin Y H， et al. Segmenting Taiwanese tourists to China by ethnic identity and generation[J]. Journal of Vacation Marketing， 2014， 20（2）： 181-191.
[70] Thouraya G L， Colin J. Developing the image of the “Young Tourist”： Details from Swiss festivals[J]. Tourism Review， 2004， 59（1）： 25-33.
[71] Turner W L， Reisinger Y. Shopping satisfaction for domestic tourists[J]. Journal of Retailing and Consumer Services， 2001， 8（1）： 15-27.
[72] Ci Yupeng. Hofestedes national cultural dimension theory[J]. Managerialist： Practice Version， 2010，（12）： 48-56. [慈玉鹏. 霍夫斯泰德的国家文化维度模型[J]. 管理学家： 实践版， 2010，（12）： 48-56.]
[73] Pike S， Page J S. Destination marketing organizations and destination marketing： A narrative analysis of the literature[J] Tourism Management， 2014， 41： 202-227.
[74] Grosspietsch M. Perceived and projected images of Rwanda： Visitor and international tour operator perspe ctives[J]. Tourism Management， 2006， 27（2）： 225-234.
[75] Stepchenkova S， Zhan F. Visual destination images of Peru： Comparative content analysis of DMO and user-generated photography[J]. Tourism Management， 2013， 36： 590-601. [76] Michaelidou N， Siamagka N T， Moraes C， et al. Do marketers use visual representations of destinations that tourists value？ Comparing visitors image of a destination with marketer-controlled images online[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13， 52（6）： 789-804.
[77] Metin O K B. Advancing destination competitiveness research： Comparison between tourists and service providers[J]. Journal of Travel and Tourism Marketing， 2007， 22（2）： 61-71.
[78] Chen N， Funk C D. Exploring destination image， experience and revisit intention： A comparison of sport and non-sport tourist perceptions[J]. Journal of Sport & Tourism， 2010， 15（3）： 239-259.
[79] Pechlaner H， Bò G D， Pichler S. Differences in perceived destination image and event satisfaction among cultural visitors： The case of the European Biennial of Contemporary Art “Manifesta 7” [J]. Event Management， 2013， 17（2）： 123-133.
[80] Li X， Stepchenkova S. Chinese outbound tourists’ destination image of America： Part I[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12， 51（3）： 250-266.
[81] Li X， Stepchenkova S. Chinese outbound tourists’ destination image of America： Part II[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12， 51（6）： 687-703.
[82] Yi Zhongtian. Chatting on Chinese （the 3rd Edition） [M]. Shanghai：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ress， 2009. [易中天. 闲话中国人（第三版）[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9.]
[83] Fei Xiaotong. Rural China[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3.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北京：中华书局， 2013.]
[84] Ren Bing， Chu Yao. Chinese management study[J]. Chinese Journal of Mangement， 2014， 11（3）： 330-336. [任兵， 楚耀. 中国管理学研究情境化的概念、内涵和路径[J]. 管理学报， 2014， 11（3）： 330-336.]
[85] Li Xiang. The WEIRD of research on tourism destination image and its feasibility in Asia[J]. Tourism Tribune， 2013， 28（2）： 20-22. [李想. 目的地形象研究 WEIRD化及其在亚洲的适用性[J]. 旅游学刊， 2013， 28（2）： 20-22.]
[86] Gao Bingzhong. Elite culture， popular culture， folk culture： The community differences of Chinese culture[J]. Social Science Front， 1996，（2）： 108-113. [高丙中. 精英文化、大众文化、民间文化：中国文化的群体差异[J]. 社会科学战线， 1996，（2）： 108-113.]
[87] H?rtel E J C， O’Connor M J. Contextualizing research： Putting context back into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research[J]. Journal of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2014， 20（4）： 417-422.
[88] Sun M， Vitae A， Zhang X. et al. Perceiving tourist destination landscapes through Chinese eyes： The case of South Island， New Zealand[J]. Tourism Management， 2015， 46： 582-595.
[89] Werner S. Recent development in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research： A review of 20 top management journal[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2， 28（3）： 277-305.
[90] Mutinda R， Mayaka M. Application of destination choice model： Factors influencing domestic tourists destination choice among residents of Nairobi， Kenya[J]. Tourism Management， 2012， 33（6）： 1593-1597.
[91] Guo Lufang. Key factors of the integrate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success of tourism destination[J]. Tourism Tribune， 2006， 21（8）： 6-7. [郭鲁芳. 旅游目的地成功实施整合营销传播的关键因素[J]. 旅游学刊， 2006， 21（8）： 6-7.]
形象异同(五)
《金粉世家》与《红楼梦》人物形象异同新探
摘 要：《金粉世家》与《红楼梦》的关系已有专家做过研究，但鲜有人对二者人物形象的相似性作系统考察与比较分析。这篇论文把两部作品中具有相似性的人物形象分为封建家长、纨绔子弟及女性形象三类。通过对此三类人物形象异同的比较研究，探析《金粉世家》对《红楼梦》的模仿及二者的区别，并挖掘其区别产生的根源，进而客观评估《金粉世家》的思想特色及局限性。 关键词：《金粉世家》 《红楼梦》 人物形象
《金粉世家》对《红楼梦》的模仿已被大家熟知，张伍在《我的父亲张恨水》中写道：“如果说《春明外史》让父亲在文学殿堂初露头角，《金粉世家》则让他牢牢坐在了殿堂里的金交椅上。《金粉世家》从1927年2月开始在《世界日报》连载，持续五年之久。这部小说再次引起轰动，一时间洛阳纸贵，出现了许多《金粉世家》迷。有人评价这部小说是‘民国《红楼梦》’。”①不仅时人如此评论，就连张恨水本人也承认。张恨水在《金粉世家》序言中说：“有人曰：此颇似取经《红楼梦》，可曰《新红楼梦》。吾曰：唯唯。”②八十多年过去了，其间已有很多文学研究者探究过《金粉世家》与《红楼梦》的关系，其中不乏溢美之词，也有很多客观中肯的评价。究竟《金粉世家》在哪些层面上模仿了《红楼梦》，如何客观评价这一模仿呢？本论文从人物形象入手，考察《金粉世家》对《红楼梦》的模仿痕迹，并对两部作品中相似的几类人物形象进行比较分析，进而探究《金粉世家》与《红楼梦》的异同点。
一、封建家长形象――单薄与丰满
《红楼梦》首要的一个封建家长是贾母。不同于《孔雀东南飞》《西厢记》等传统文学作品中封建家长的专横与冷酷，贾母是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太太。她虽拥有贾府最高的权位，但对孙子、孙女们却疼爱有加，对下人也比较宽厚，即使对穷亲戚刘姥姥也是异常和蔼；虽精明干练，心如明镜，但整日逗笑取乐，颐养天年，奉行贵族阶级的享乐主义。在儿孙婚配方面，贾母不乏开明的思想，第二十九回张道士给宝玉提亲时，她说：“不管他根基富贵，只要模样配得上，就来告诉我。就是那家子穷，也不过帮他几两银子就完了。”③在当时门第观念相当严重的社会，作为一个名门望族的老太太，贾母能有这种主张实属不易。表面上看起来，贾家子弟的婚姻除了王夫人、王熙凤娘家比较显赫，李纨娘家也还说得过去，贾赦、贾珍等人的正室夫人（续弦）均是寻常甚至落魄人家：邢夫人的弟弟一家生活不下去了来投奔她，侄女邢岫烟连个冬天穿的皮袄都没有；尤氏的娘家更是不堪，自己父亲续弦还带了两个“拖油瓶”。莫说在当时正统社会，即便在二百多年后的今天，一般家庭的人也不屑找这样的老婆。由此可见，贾母对门第的要求也并不甚严格。然而，这只是表面上的。在对儿孙的情感关怀上，贾母却表现出异常的冷漠。为谋求靠山，让大孙女入宫，元春曾埋怨道：“当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④可见元春虽贵为皇妃，却难与家人相见，普通百姓的幸福对她来讲也是可望而不可即。黛玉与宝玉的感情，贾母自是心知肚明，却依然为家族利益考虑，使用调包计棒打鸳鸯，以致黛玉含恨而终。迎春被嫁给中山狼，探春被远嫁，虽都是其父择婿，但贾母也并无反对。由此看来，贾母只是表面上的开明，其后却深藏着功利心。她虽不在乎婚姻门第，却并非因此而关注儿孙情感需要，其眼目所及，不过是家族利益与自身地位；为此考虑，儿女私情在贾母眼中就算不得什么了。由此，曹雪芹在不动声色中写出了贾母作为一个封建家长的卫道与自私，而这一切却又显得非常合情合理。于无情处似有情，于虚伪处似真诚，这就是曹公的高明之处。
与贾母相似的人物便是《金粉世家》中的金太太，作为一国总理之夫人，她和贾母一样也没什么架子，对儿女宽容到纵容，对穷亲戚清秋的母亲也很和气。她在对待子女婚姻的态度上与贾母也很相似，凤举和佩芳虽是门当户对，但也是自由恋爱；燕西和冷清秋奉子成婚，尽管清秋是平民女子，和金太太一说就通了。小说第四十五回中，她发出过和贾母相似的议论，“我就不主张儿女婚姻，要论什么门第，只要孩子好，哪怕她家里穷得没饭吃呢，那也没有关系。我们是娶人家孩子，不是娶人门第。”⑤看起来，她的开明思想较贾母表现得更彻底，她认同男女恋爱自由，在一定程度上有了民主思想。贾母虽表面上不在乎门第，实则很看重门第，对于出身平民的邢夫人、尤氏也很瞧不起；而金太太不仅没有瞧不起清秋的娘家，反而对清秋比对其他儿媳妇更好一点，对冷太太也更热情。然而，实质上她骨子里还是封建正统的，她的三个儿媳娘家却都是与金家门第相当的官宦之家；即便清秋后期遭遇那么悲惨，她依然对其苛刻指责，俨然一个“恶婆婆”，显示出其骨子里对平民出身的冷清秋的不屑。从这个角度上说，作为封建家长，金太太与贾母是很相似的。只是贾母的“恶”比较隐藏，而金太太的“恶”比较外露而已。在对金太太的塑造上，张恨水刻画得过于直露，使人物形象稍显单薄，不如贾母这个人物形象丰满。
贾政是儒家传统思想的化身，他自幼好读书，为人端方正直，谦恭厚道，甚至有些迂腐，是个正统思想中标准的“君子”。他孝顺贾母，也想严厉管教子女，却难讨贾母喜欢，也难教育好“逆子”宝玉；他想做个好官，却又不谙世情，受人蒙骗，弄得声名狼藉。总之，他是一个刚正却又悲剧性的人物，是正统思想的捍卫者也是受害者。《金粉世家》中的金铨与贾政一样，也素有谦谦君子之风，只是他出过国，接受过新思想，所以有很多开明的思想。他在家宴上主张解放奴仆；看到儿子和平民女子恋爱，不仅不嫌弃门第，还担心自己儿子配不上人家的女子；这些都是民主思想的体现。然而，他也纳妾，虽然已有两个小妾，且翠姨年轻又漂亮，他还想接受别人送给他的一个小妾。他和贾政一样，也想管教好自己的孩子，但终因太太的溺爱而失败。与贾政不同的是，他的官做得很稳，且关系网四通八达，不需要攀姻亲做“靠山”，他足以养活整个大家族。在他身上，我们看不到贾政的悲剧性，除了最后脑溢血去世之外，他的一生算是平顺而辉煌的。在这个人物形象身上，作者更多的是褒扬其中西合璧的思想，赞叹其功业卓著，即使有纳妾之类的风流韵事，也只是点缀而已，虽然也反映了他的腐败及虚伪性，但较之曹雪芹在贾政身上流露的批判性太显薄弱。 二、纨绔子弟形象――世俗与叛逆
金燕西有一些贾宝玉的影子，他和宝玉一样主张自由平等，对待下人也和宝玉一样和蔼可亲。小怜把佩芳的外国香水打破了，他主动拿出自己的替她补上；丫鬟们在他面前自由得很，不仅可以随意说笑，甚至阿囡给情人写信也找他代笔；丫鬟们偷偷在他那里打牌、吃饭，颇有宝玉当年邀众人在他房中喝酒行令的风格；更重要的是，他和宝玉一样追求自由平等的恋爱，“婚姻自由，他们是不能过问的。只要你不嫌弃我……爱情的结合，只要纯正，就是有压力来干涉，也要冒万死去反抗……”⑥这和宝玉向黛玉诉衷肠有异曲同工之妙。
《红楼梦》第三十二回，宝玉迷糊中道：“我为你也弄了一身的病……等你的病好了，只怕我的病才得好呢。――睡里梦里也忘不了你！”⑦金燕西说的都是大白话，宝玉的诉说更富有诗意，但二人对恋爱追求的心情很相似。然而，这并不表明金燕西就是贾宝玉一样的人物形象。曹雪芹用“意淫”两字来概括宝玉的性格特点，“意淫”是与“滥淫”相对立的概念，二者实质就是情与欲的对立。“情”的前提是将女子看作与男子平等的人，必须充分尊重女性的人格，而“欲”则仅将女子当作寻欢作乐和传宗接代的工具。“意淫”说要求男女平等，个性自由，充溢着争取个性解放的人道观念和人权思想。宝玉在心底里深深敬重黛玉，两人相爱是发自心底的真心爱慕，从黛玉初进贾府的一见如故到长期青梅竹马的生活，从意气相投到心心相印，根本没有带上任何世俗的偏见，什么门当户对、政治前途，全然不顾，没有任何世俗社会的功利主义的东西。因此，宝玉对黛玉的爱情是深厚而长久的，虽然有“一见钟情”的因素，但二人主要还是从小耳鬓厮磨培养起来的情感，更重要的是，二人思想是共同的，是知己般的相通，它开创了以往小说中所没有的以相知为基础的婚恋观。宝玉也喜欢史湘云、薛宝钗，甚至还曾和袭人偷试过“云雨情”，但是，黛玉对他而言是无人可替代的，是独一无二的“这一个”，这就使宝黛的爱情具有了现代意识。金燕西则不然。他对清秋仅仅是一见钟情，并没有太深的了解，把她娶回家只是觉得她比较适合做妻子而已。“若说交女朋友，自然是交际场中新式的女子好。但是要结为百年的伴侣，主持家事，又是朴实些的好。若是我把那个女孩子娶了回来，我想她的爱情，一定是纯一的，人也是很温和的，决不像交际场中的女子，不但不能干涉她的行动，她还要干涉你的行动啦。就以姿色论，那种的自然美，比交际场中脂粉堆里跳出来的人，还要好些呢。”⑧如果说对清秋追求时说出的话还和宝玉有点相似的话，这段心理描写和宝玉的感情可就大相径庭了。从本质上看，燕西对清秋的感情算不上爱情，清秋之于他，只是一种理想中择偶标准的符合而已，及至两个人真的在一起生活了，才发现矛盾百出。燕西婚后旧习不改，捧戏子、交女友、打牌，花钱如流水，直至败家。他对清秋的感情更是日趋冷淡，甚至在清秋出走后，有人传言说她回来了，凤举主张少对清秋说找她的事情，以免她难为情。燕西道：“为什么少说？这种人给她一点教训也好！”梅丽说：“你这人说话，也太心肠硬着一点吧？我们为着寻她的下落，才到城外来的。我们原来的目的，不过是要知道人家的死信，如今不但人没有死，而且还是活跳新鲜地回来着……怎么你倒反是不高兴？难道你不乐意她回来吗？”⑨凤举作为一个婆家的大哥都能为清秋着想，金燕西却对清秋绝情到连梅丽那样的小孩子都看不下去了，想当初金燕西对清秋的“爱”又是多么浅薄、多么脆弱！由此看来，金冷的婚恋实在是一场大误会，这和宝黛之间相知相爱、至死不渝的爱情实在有着天渊之别。在金燕西这个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了张恨水笔下金钱世界的肮脏与罪恶，也看到了贵族子弟是怎样一步步堕落的。金燕西不仅与宝玉的婚恋观大相径庭，其败家的原因及意义更有本质的不同。宝玉是一个封建正统思想的叛逆者，对于贾家的败落，宝玉是冷漠的。因他知道这个社会已腐朽到不可救药，“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⑩于是遁入空门，完成其思想上的超越。金燕西则始终是一个绣花枕头，失去家庭支柱转而依傍白秀珠，失败后又和邱惜珍结婚；可以推测，他成为电影演员也是依傍邱惜珍的结果。总之，金燕西是一个十足的寄生虫，在金家大厦倾倒之后，便又去寻求女子作为依傍了。因此，金燕西在表面上虽和贾宝玉有很多相似之处，其骨子里二人全然不同。金燕西这个人物形象较之宝玉实在是有天壤之别，金燕西不过是一个世俗的纨绔子弟，他不仅没有宝玉对女性的尊重、对现世名利的超脱，更没有宝玉对人生哲学的深刻体验，于是作品也就难有深刻的批判性，金燕西这个人物形象也就没有宝玉那样划时代的文学典型意义了。
除了金燕西外，金家其他三兄弟均是贾珍、贾琏、贾环、贾蓉之流，都是不务正业的寄生虫，在展现贵族子弟的堕落、大家族的衰败过程时，张恨水承传了《红楼梦》的“好了”哲学观，但是，这种哲学观却很不彻底。《金粉世家》中，最后除了金燕西因大火烧掉财产而落魄之外（只是相对以前优越的生活而显得落魄而已），其他弟兄姊妹都有着丰厚的家产，足以另立门户。俗语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此话在张恨水那里得到了证实。就是这种对市民读者“民意”的迎合，大大削弱了作品的批判力度，也降低了思想深度。
三、女性形象――现实与梦幻
作为小说女主人公，冷清秋有着黛玉的才情与智慧，只是她的性格不太像黛玉，倒有些像宝钗。尽管她有着黛玉的孤芳自赏，但因性情平和温存，深得金家上下欢喜（除了有私人恩怨的玉芬之外）。即便最后离家出走，却始终没有再嫁，也是对封建正统思想中一女不事二夫的遵从。清秋对燕西的爱也是盲目的，她曾自我反思道：“自己是个文学有根底，常识又很丰富的女子，受着物质与虚荣的引诱，就把持不定地嫁了燕西……女子们总要屈服在金钱势力范围之下，实在是可耻。”{11}可见她当初对爱情的追求也是受了物质与虚荣的蒙蔽而屈服在金钱诱惑之下，与黛玉的目无下尘、清高脱俗大相径庭。在她身上，我们看不到黛玉的叛逆性，即使有一点自我意识的觉醒，也不够热烈，缺乏力度。因此，清秋的反抗非常有限，她的郁郁寡欢孤独一生的结局，较之黛玉的香消玉殒缺乏震撼人心的力量，只能落入《莺莺传》的俗套，成为一个始乱终被弃的怨妇，使得这个女主人公形象缺少批判性及时代典型性。 《金粉世家》中的白秀珠比较特别，她既有林薛二人的特点，又不同于二人：她的身份地位均与《红楼梦》中的薛宝钗相当，但宝钗的温和、才气、大度等优点白秀珠均没有，黛玉那样的使性子倒是在她身上有所体现。她是个富家小姐，也是个聪明女子，对金燕西的本质看得很清，她之所以“夺”回燕西，也只是争一口气而已，所以并不珍惜燕西的旧情复燃。她对玉芬说过：“像金燕西这种人才，没有什么出息，很容易找得着。不过人家既在我手上夺了去，我一定要现现本领，还要在人家手上夺回来。”{12}如果说清秋是趋向于“旧”的半新半旧女性，白秀珠则是趋向于“新”的半新半旧女性。她美丽而高傲，精明而多疑，现代而传统，崇尚自由恋爱而又十分清楚恋爱对象的本质。她不同于邱惜珍之类的“摩登女郎”，也不同于清秋之类的贤妻良母，她喜欢浪漫生活却怀疑一切男子，大胆追求金燕西而又恪守贞操，渴求得到真爱却又不相信爱情，她是新旧思想交替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特殊女性，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也是对古代传统大家闺秀形象的创新与补充，有着丰厚的社会历史文化价值。只是由于作者笔力不足，人物勾勒还是有些粗线条，人物形象尚且不够丰满。
此外，《金粉世家》中还有其他一些女性和《红楼梦》中人物有可比较之处：金道之与贾探春同是女儿身，却丝毫不让须眉。从道之跟玉芬的争吵、对金冷二人婚事的大包大揽可以看出探春般的魄力，但她也难逃女子的悲剧命运，身为国务总理的女儿，对丈夫纳妾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尤其是金家衰败后，她也只能时常来安慰一下母亲罢了；和探春一样，由于是女儿身，对家庭的兴衰起不到实质性作用，对金冷二人的婚恋悲剧也只能听之任之。玉芬和王熙凤都精明强干，喜欢钩心斗角，工于心计且很会理财：熙凤用小姐丫鬟们的月钱放高利贷，玉芬用私房钱投资；只是玉芬比熙凤的才能要差很多，其冷酷与狠心的程度也逊色于王熙凤。吴佩芳与尤氏在性格上也有相似之处：发现丈夫不轨之后，不敢正面反抗，只能背地里使坏。尤氏发现丈夫与儿媳通奸后，更是敢怒不敢言，只能在儿媳的葬礼上装病；佩芳知道丈夫在外纳妾，且把很多贵重东西都放在小公馆，虽是口口声声喊着要去闹，也始终没有付诸行动，且在晚香出逃后说自己原本主张把她接进家来的，以掩饰她反对丈夫纳妾的“不贤”。翠姨与赵姨娘，同样是妾，同样有反抗意识，因为压迫更深，赵姨娘的反抗比翠姨更决绝，赵姨娘花私房钱请马道婆害熙凤与宝玉，差点将其置于死地，她自己的下场也更是不堪，这样的悲剧人物更能引人深思；翠姨却对金家上下都客气周到，与老大媳妇佩芳关系最密切，自己的私房钱大都交与佩芳放贷；她最后的卷包私逃虽是不雅，却也是现代意识的体现；作者刻画这样一个人物的着力点不是像赵姨娘能引人深思，而是乐在讲述一个无情之妾卷逃的故事。同样是妾，二姨太比三姨太要好很多，二姨太老实稳重，真诚善良，温柔体贴，和《红楼梦》中的尤二姐有些相似；不同的是，金太太比王熙凤要好很多，这使二姨太不仅可以舒坦过日子，晚年境况也不坏；较之尤二姐之死，《金粉世家》中二姨太的处境对一夫多妻制的抨击力要小很多。小怜与鸳鸯同样是丫鬟，都不愿做主人的妾，也不愿任主人随意配小厮，小怜反抗成功，当上了富家太太；可惜鸳鸯没有小怜的外交机会，无缘也无心遇到意中人，最后对贾赦的以死抵抗让人触目惊心，却也让人扼腕叹息！阿囡和司棋都是自由恋爱，但阿囡比司棋的环境更民主，她可以找燕西代为写信，司棋则只能撞墙自杀以示自己的决绝反抗，其悲剧性结局的震撼力是自不待言的。
就女性形象而言，曹雪芹乃是用一种现实主义的笔法刻画自己理想中的女性，故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写出石破天惊之语：“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13}可以说，《红楼梦》中人只有在作者心中、梦中才会存在，那清澈、透明、水做的丝毫不染人间世俗尘埃的女子是具有梦幻色彩的；不同于《红楼梦》对作家梦想的表达，《金粉世家》则是用一种写实的笔法刻画现实版的女性。诚如张恨水说，“在《金粉世家》时代（假如有的话），那些男女，除了吃喝穿逛之外，你说他会具有现在青年的意思，那是不可想象的。”{14}这种写实性决定了《金粉世家》中的女性形象是现实的，而非梦幻的。一个现实，一个梦幻，这是二者的本质区别。
为何《金粉世家》远远没有《红楼梦》中的人物形象光彩照人？除作家才力、社会时代背景制约之外，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创作观的不同。曹雪芹以不寻常之十年辛苦创作《红楼梦》，从未想过要拿小说来赚钱，也未曾考虑读者是否欢迎。曹雪芹说《红楼梦》及其中的女子们“虽不敢说强似前代书中所有之人，但事迹原委，亦可以消愁破闷，也有几首歪诗熟话，可以喷饭供酒。”{15}这种文人自娱的心态使《红楼梦》的创作能够直面作家内心，抒发作家理想中的情怀，塑造其心目中的人物形象以“言志”。而张恨水写小说是要以此养家糊口的。写完《春明外史》之后，他曾坦言：“我的全家，那时都到了北京，我的生活负担很重；老实说，写稿子完全为的是图利。”{16}《金粉世家》正创作于这一时期。既然著书乃为稻粱谋，那就必须考虑读者的需要了。《金粉世家》都是一批怎样的读者呢？张恨水回忆说：“当时小说在报上发表的时候，许多富贵之家的人，尤其妇女，都拿去看看……书里的故事轻松，热闹，伤感，使社会上的小市民层看了之后，颇感到亲近有味……它始终在那生活稳定的人家，为男女老少所传看。有少年人看，也有老年人看。”{17}张恨水的好友张友鸾在回忆《金粉世家》的影响时也说道：“对于故事情节更为浓厚的，却是那些具有一般文化水平的妇女们，包括老太太群在内。”{18}由此可见，《金粉世家》的读者群主要是一批有钱有闲的小姐、夫人、太太们，她们阅读小说的首要目的是消磨时间，并期望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心理的满足与快感。有论者指出，“就社会一般情形而言，人们将目光投向文学，往往为了休息，为了娱乐，为了宣泄，甚至为了再现虚幻的梦想，所以有更多的金庸迷、琼瑶迷，而置莎士比亚、托尔斯泰不闻不问。”{19}尤其在消解崇高的市民文化中，“消遣”成为基本的价值取向。曾有学者归纳通俗小说的读者心理为：“好奇心、窥隐癖、破坏欲、匮乏感。”{20}其中“好奇心、窥隐癖及匮乏感”均符合这类读者。这类读者们大都生活在小康之家，不需为谋生费心思，但“小资”的浪漫理想与枯燥现实的不合拍又造成其精神的极度匮乏。夏征农先生说：“在大动乱的时代内，在从某一社会到另一社会的过渡期内，小有产市民层常是一方面追寻那纸醉金迷的高级生活，另一方面却在妒恨当前万恶社会。在《啼笑因缘》内，对于这种群众心理，却恰巧投射了一副兴奋剂。”{21}这类读者比较喜欢关注奇闻逸事，也喜欢听惩恶扬善的故事，主要带着求新求异的心理及消遣心理读小说，注重小说的新奇性、娱乐性。这就使《金粉世家》注重故事情节的轻松、热闹，而忽略对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张恨水自己也曾说过：“有人说，《金粉世家》是当时的《红楼梦》，这自是估价太高。我也没有那样狂妄，去拟这不朽之作。而取径也各有不同，《红楼梦》虽和许多人作传，而作者的重点，却是在几个主角。而我写《金粉世家》，却是把重点放在这个家上，主角只是作个全文贯穿的人物而已。”{22}这也许是《金粉世家》远不及《红楼梦》人物形象之丰满深刻的主要原因吧。
通过以上对两部作品相似人物形象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金粉世家》在着力模仿《红楼梦》，但其手笔远远比不上《红楼梦》的深邃与独到。诚然，无论是人物性格的丰富性，还是人物形象内涵所承载的社会历史的深广度，《红楼梦》都远非《金粉世家》所能比。但是，《金粉世家》毕竟比一般的“红楼续”书们要好很多。诚如吴家荣所言，“《金粉世家》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也是较好的一部具有《红楼梦》创作意识的家族历史小说”这一评价是中肯的。{23}张恨水创作这部小说的目的也是力图再现当时黑暗的社会，只是知识阅历及笔力的不足，再加上读者需求的限制，使他难以和曹公媲美，但能有这样的“红楼意识”已是难能可贵。更何况，他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腐朽，在白秀珠、邱惜珍等人物的塑造上，也为我们描摹了20世纪30年代新女性形象，传达了五四时代气息，这使其与《红楼梦》具有了不同的思想特色。
{1} 张伍、李菁：《情到深处人孤独――我的父亲张恨水》，《文史博览》2009年第6期。
②⑥⑧⑨{11}{12} 张恨水：《金粉世家》，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第80页，第19页，第677页，第579页，第540页。
③④⑤⑦⑩{13}{15}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316页，第185页，第283页，第387页，第58页，第12页，第2页。
{14}{16}{17}{21}{22} 张占国、魏守忠：《张恨水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第31页，第28页，第32页，第258页，第31页。
{18} 张友鸾：《章回小说大家张恨水》，《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1期。
{19} 栾梅健、马亚中、王尧：《纯与雅：文学厮杀中的对立与沟通》，《当代作家评论》1990年第3期。
{20} 林耀德、孟樊编：《流行天下――当代台湾通俗文学论》，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2年版，第48―50页。
{23} 吴家荣：《论〈红楼梦〉对〈金粉世家〉的影响》，《〈红楼梦〉学刊》1997年第2期。
形象异同(六)
中西方文学人物形象塑造不同及原因探究
摘 要 在文学史上，中西方都有许多以爱情为主线的文学作品，尽管表现形式不一，例如小说、戏剧等，但都表现了主人公对命运的抗争，对爱情的不懈追求。其中主人公从上层贵族到市井百姓，几乎覆盖了社会的各个阶层，充分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社会现实。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文学作品着力突出女性人物形象的特点，男性形象大多作为陪衬，或者说，在诸多戏剧作品中，往往女性形象更多的被读者所记住，而男性形象更多时候容易被忽略；而西方文学作品中的的人物塑造往往更具多元化和生动化，无论男女主人公都会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本论文拟从社会背景、创作手法等方面来研究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发掘出隐藏在文学作品之下的社会状况和社会价值观。 关键词 中西文学比较 形象塑造不同 原因探究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0引言
中西方的戏剧在人物塑造方面都呈现出很大的差别，一个比较明显的区别就是，中国有关爱情的文学作品中，女性的命运总是很悲惨的，有的是成婚后夫君始乱终弃，有的是被种种社会禁锢束缚渴望追求爱情和婚姻自由，有的是遭遇到其他不公平的待遇，女主人公奋起反抗。而西方文学作品的主线是爱情自由意识的觉醒，是人文主义的崛起。本文拟从文学的历史渊源，社会背景以及价值观取向几个方面来探究其原因。
1从文学的历史渊源上来看
中国文学史上，《诗经》和《楚辞》中都对女性人物有着广泛的描述，由于原始社会母系社会的影响仍然存在，所描写的女性大多数为被崇拜、被尊敬、被爱慕的形象。但即使是这样，里面也不时夹杂着古代妇女因被抛弃而发出的痛苦的申诉。比如《邶风・柏舟》中，一位妇女因被抛弃又被众妾欺侮时的哀怨，“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觏闵既多，受侮不少。静言思之，寤辟有镖”，悲痛到夜晚醒来也会手捶胸脯，可见这哀怨之深，痛入肺腑。
在西方文学中，我们可以从希腊神话中找到大量对女性形象的描述，希腊神话中出现的女神是丰满而生动的。例如，天后赫拉敢爱敢恨，对于宙斯的花心，从不忍气吞声，而是坚决与宙斯对抗，对破坏自己家庭的女子予以报复。爱神维纳斯是爱与美的代表，虽然被许给丑陋不堪的火神做妻子，但是维纳斯还是勇敢地迈出了一步，选择并多次爱上令自己心动的男士如战神，并为之生育后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对女性任务形象描写的不同由来已久，这从根本上是由于两个国家不同的发展历程和文化取向所决定的。
同时，人们在读这些经典文学作品时，会产生一些思维定式，一方面会影响后人读其他作品的看法，人们会不自然的觉得，西方的文学作品中，无论男性女性都是充满了个性精神的独立个体，而读中国的文学作品时，读者会不由自主地在意女性形象在追求爱情自由的过程中付出了怎样的努力又收到了怎样的打压；另一方面，又影响着随后的文学创作和社会价值取向，使中国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始终处于不断遭受打压和迫害，不断觉醒反抗的状态。
2从社会背景来看
中国和西方其他国家社会背景的不同使得女性的地位和生活状态有着很大的不同，这在文学中反映出来的是中国文学作品中多生活凄凉的“怨妇”，而西方文学中是勇于抗争的坚强女性。
在中国原始社会初期，由于生产力的落后，人类文明仍处于蒙昧之中，原始人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人类社会处于母系氏族公社的繁荣时期。而随着生产力的逐渐发展，男性逐渐取代了原属女性的崇高地位，成为社会权力与统治的核心，男性成了无可替代和不能置疑的最大权力者，甚至可以从此驾驭一切，包括女性。与此同时，统治者为了让男性更好地束缚管教女性，制定出了一系列的“三从四德”的道德标准，禁锢女性的思想，剥夺女性应有的自由。长期传统封建文化的积淀，结果便是男性文化及价值体系的建立与女性自主意识的泯灭与逐渐丧失，最终沦落为一种无独立地位的“附属品”。她们被要求不得抛头露面，不得随便踏出家门，甚至有一段时间，宣称女子无才便是德，剥夺她们受教育的权利。长期的被压迫被束缚的生活当然会使得她们对于生活感到愤懑和不满，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又有谁敢于冲破时代和封建思想的枷锁，寻求解放和自由呢？另外，在封建社会及这种男权文化价值体系的压迫下，女性自身始终处于一种不安中，自己无力依靠自己，而男人亦不能给予她们所要的爱情与幸福。因此，在男权文化的阴影中，许许多多的女性便成为了怨妇一样的女性。对于女性自身而言，因为长期在男权文化阴影的笼罩之下，从生之初便被灌输着“三从四德”、“夫为妻纲”等，导致自身主体意识的缺乏，一生都在男性的庇护之下生存，成为男性宠物，或被男性抛弃。因此，这便决定了女性对于命运丝毫无反抗之力，只能受制于人，女性一旦“无后”，一旦“色衰”，一旦男人变心，则将女人一生想要争取的幸福推入到无底的深渊。这对于女性自身而言，便成为了一个悲剧的一生，从中的精神、心灵、舆论等各方面所受的煎熬便成为一个永恒的话题。社会发展演变出的这种“男尊女卑”的观念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也难免大多数女性都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作为文学作品，一定要起到抨击社会恶习，发人深省的作用，所以大多数的文学作品都着眼于对女性角色的抗争和斗争，或成功，或失败，来起到针砭时弊，发人深省的作用。例如《牡丹亭》中，杜丽娘对于封建纲常礼教的斗争则是取得了胜利，最终他和柳梦梅获得了皇上的赐婚，拥有了完美的结局。
西方文学源于古希腊神话，其女性形象的原型大多是希腊果敢个性的女神。后由于文艺复兴的兴起，人文主义思想逐渐被人们 认可和接受，他主张以人为中心，以人的一切思想和行为为出发点，强调人的权利和尊严，反对任何形式的权威。这与中国的封建社会和观念是大相径庭的，所有的道德准则和伦理纲常都是凌驾于个人之上的，人是没有任何自由可言的，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总会有那么多的女性人物的悲剧出现。在西方这样崇尚个人主义的背景下，西方女性形成了与中国女性完全不一样的爱情观。她们崇尚爱情之上，有时候为了爱情，可以付出任何的代价，如《梁山伯与朱丽叶》中的朱丽叶；她们崇尚爱情的自由和平等，希望在爱情中可以把持自己的独立和尊严，如《简爱》中的简爱。这样的社会背景和爱情观使得文学作品中的爱情故事里，男女双方始终是处于平等的地位，男性角色不像中国文学作品中一样，是女性角色追求幸福和自由的阻碍，或者是女性悲剧生活产生的原因。例如，《西厢记》中，崔莺莺在与张生一见钟情后，若按照西方会直接地表露自己，可她以考虑到这种结合会遭到社会上的非议和父母的反对，只能私下偷着约会。她的这种不敢直接说明就是考虑到了社会评价和信义名节。她受到自我意识束缚。因而，西方女性形象着意于“我要怎样”，而中国女性形象则更多地注意“我该怎样”。
3从价值观取向上看
上述现象产生的原因还主要在于中西文学作品对男性形象塑造上的差异，中国文学作品中的男性形象可谓千人一面，没有什么新鲜感可言，而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封建社会人们固化的价值取向导致的。在中国，人们的传统观念长期以来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男性被视为社会和国家的栋梁之材，身上肩负着报效祖国和朝廷，支撑家庭的责任。传统男性角色的核心特征是所谓“英雄”精神，男性一生追求的都是入仕做官，以扬门楣。正式由于这种价值取向，导致文学作品中男性角色的塑造总是“扁形人物”，在几乎所有的作品中都缺乏任何的变化。他们要么为着做官和功名利禄作着努力，要么三妻四妾，对爱情三心二意。所以人们在阅读作品时，总是会忽略这些男性角色，他们就像是为了衬托各种女性角色而放置的绿叶。我们可以感受得到他们的存在，他们对于女性角色的塑造以及情节的发展推动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他们并不会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比如，牡丹亭中的柳梦梅，就没能逃过传统封建思想的影响。他这个人物出场的设定就是在进京赶考的路上，与杜丽娘的相遇也源于这次进京赶考的经历。每一个男性形象都有着封建社会传统观念和世俗礼教的影子，因为这些东西在当时的社会里是在太强大了，任何一个文学创作者都不能避免或者拜摆脱他们的影响。
在西方文学中，人们追求个性和创作，社会传统的影响不像中国这么大。文学创作者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是可以被接受的。以莎翁的哈姆雷特来说，虽然主题不是爱情，但是其体现了西方作品对于男性人物形象塑造的不同。俗话说，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样一部文学作品中的一个角色，不同的人分析会产生不同的结论，是一个立体的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剖析的角色。这就与中国的千人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就难怪中国多数的文学巨著中男性角色几乎不会被人们所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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