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意识与学术创新(一)
问题意识与学术创新
问题意识与学术创新
“问题意识与学术创新”是每一位学者甚至包括每一个学生都应该至少在本专业领域内思考的问题。问题意识与学术创新常常如影随形，如何形成有价值的问题意识，如何开掘真正的学术创新，我想从以下三个方面谈谈我粗浅的一点想法。
首先是角度的选取。关于角度的选取，陈老师已在课件上向我们传授了宝贵的经验。对于学术角度的选取，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长期以来多学科交叉产生了不可计数的学术创新，对于文学领域来说，学科交叉产生的文学心理学，文学社会学、文学信息学、接受美学等等，不仅扩宽了学术工作的思路，甚至于扩宽了整个文学的疆域（虽然关于文学边界的问题还存在争议），我想这不仅是不同学科知识的交叉所产生的火花，更是不同学科思维的碰撞所产生的火花。因此，对于学术研究的角度选取，我们除了要对内部问题进行多角度思考，同时也要适时跳出问题外，与其它学科知识联结成更多更新的角度，这就要求我们在专于一业的基础上，要有不断学习的毅力和尽量广博的见识。
其次是对“问题”本身的认识。对于“问题”，我们既要有追问“是什么”、“为什么”的敏感，也要清楚问题本身其实是存在不同层次的。一是求知：这就是追问“是什么”，是一种认知上的丰富和经验的积累；二是求识：这一层可以说是针对“为什么”，即通过叠加认知梳理线索来寻找相对源始，也可以说是一种分辨能力的养成，即是非判断、权衡抉择等； 三是求见解：它走在“知”与“识”搭建的平台之上，能在众多答案之中遴选出出众的、更有价值的那一条，同时在遴选过程中形成自己的逻辑特色和显露自己的倾向；最后是求创新：新者，旧所未有，不管在形式上，内容上，逻辑上还是角度上能出新越旧，都是一种创新。但创新却有一个隐形的要求，那就是要有专业学术领域的全局观，也就是对本专业本研究方向的前沿和已有的成果必须有较全面的了解，否则，“新”有可能未必新，“旧”在当下也未必旧。我们在对问题本身层次进行剖析的过程中，其实也是对自我认知层次的剖析，只有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对“问题”究竟认识到什么层次，才能知道在哪种程度上才算是创新，才算是形成了有价值的问题意识。
最后，学术研究终究会变成哲学思想的一种体现。这句话或许是老生常谈，但它却令许多人心生感慨。问题意识和学术创新是为了什么，就文学而言难道就是将自己浸没在文字当中或永不停止地享受精神愉悦吗？我想，这句话是在提醒我们，一个人应当要有自己精神上的坚持，这样学术研究才能有脊骨。文学是很难确立所谓标准答案的，在文学圈子无限循环的不确定当中，常出现许多意义被消解的现象，那我们为何还要继续做文学研究？文学，是人学啊！我们要研究的，要发掘的，不仅是研究对象隐藏在形式和内容里的人的精神，更是要籍此在这个枯燥的过程中来形成研究者自身的人的精神，所谓“学术创新”，不应当是钻牛角尖去标新立异，而是将人的精神推向更有价值的高度。【问题意识与学术创新】
浅见粗陋，请多批评。
问题意识与学术创新(二)
问题意识与学术创新
问题意识与学术创新
每个人都会提问题,这种提出问题的能力和自然本能就叫做问题意识。每个人都有提出问题的自然本能，这是一种可贵的品质。但是我却发现在当今的教育体制里，我们的教育机构以及教学人员并没有很好地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只是一味地灌输学生知识，并且一般不深刻讨论新知识，大多数需要的是学生的背诵能力，不需要甚至不希望提出自己的观点，反而弱化了学生的问题意识。这一点是我们当今教育的非常严重的弊端。
另外，做学术研究不仅要提倡发扬人类提出问题的自然本能，更重要的是，要使我们提的问题变得越来越有价值。当一个人涉猎大量的书籍时，他的知识面便开始扩展，同时，在这些知识中他会找到相关的联系，甚至发现其中的矛盾，从而在前人提出的问题上提出更有价值的问题。这是提出好问题的好方法，没有新知识的补充，提出的问题便会具有狭隘性。以上说的是提出问题的能力。
所以，问题意识的形成和养成需要后天的培养和维护。我们的教育应该鼓励学生多提问题，多思考，敢于质疑知识的真理性，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而不应该仅仅把教学指标当成唯一的目标，把学生当成做题的机器，把成绩当成唯一的衡量标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教育体制下培养下来的只是会应试的机器而已，缺乏问题意识，严重缺乏创新能力。
为什么说缺乏问题意识就会导致创新能力的缺失呢？因为如果不提出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就无法激起人类改进和完善现有的知识和技术的意识和欲望，就无法促使人们去探索新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发现新大陆，就会导致创新能力的缺失。所以薄弱的问题意识很容易导致学术创新上的疲软。因为无法提出新的问题，导致学术界论文大量相互剽窃现象，即便做到原创，也并未提出有价值的观点，不值得研究。
当今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浮躁的，弥漫着对金钱的强烈渴望的国家。上到政府，下到普通民众，都以金钱来衡量一个人。在娱乐界，为了快速赢得收视率，出现大量剽窃日韩电视剧和综艺节目的现象，而在我们的学术界，当人们都已快速获得金钱利益为主要目标，而不是学术研究的成果，大量的海外剽窃也相应而生。可以说问题意识每个人都有，但是从提出问题向学术创新的过程是艰辛而孤独的，更是要不得一丝一毫的浮躁，日积月累，大胆地去尝试，才能得到最终的有突破性，有价值的答案。
问题意识促进学术创新，学术创新能够提升问题的价值和品质。二者相辅相成。但是要达到最终的目的，即学术创新，却是一个需要付出不懈努力，需要长期坚持的过程。而要培养问题意识，更不能有一丝浮躁之气，只有这样，中国的学术创新才能取得发展，而不是日渐衰退。
问题意识与学术创新(三)
问题意识学术创新
【问题意识与学术创新】
盯着问题抓工作，注重把学习调研成果向实践转化，深入基层抓问题，理清思路谋发展。他们把教学和科研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分门别类地梳理，一个个地研究解决的办法，真正使学习实践的过程变成理清思路、解决问题、推动发展的过程。
问题是一种客观存在。在事物发展的链条中，发现和解决问题是关键环节。如同哲学上讲的，矛盾无时不在，问题无处不在，矛盾是问题的源泉，任何事物发展变化都是矛盾运动的结果。对待问题，态度不同，结果迥异。有的对问题采取唯物主义态度，善于发现问题，勇于揭露问题，敢于正视问题，勤于解决问题。所以在部队，有“发现问题是水平，揭露问题是觉悟，正视问题是胆识，解决问题是政绩”之说。有的对问题采取虚无主义态度，视而不见，熟视无睹，躲躲闪闪，遮遮掩掩，羞羞答答，不会发现问题，不愿触及问题，不敢直面问题，往往等问题成了堆，或出了问题再去“亡羊补牢”。有的对问题采取排斥主义态度，不仅自己不去主动发现和解决问题，还惧怕和反对别人指出问题、揭露问题。其实，问题犹如人身体的疾患，只有及时发现并加以根除，才能赢得健康。而讳疾忌医，只能加重病情，严重的还会危及生命。
人贵有自知之明。能否保持对问题的警觉，及时地发现和解决存在的问题，是对我们青年教师辩证思维能力和客观认识事物能力的检验。对现实问题采取麻木不仁、自满自足和故步自封的态度，回避矛盾，掩盖问题，不仅有违求真务实的要求，而且到头来自欺欺人，成为个人进步和事业发展的阻滞因素。人类社会是在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总结经验中发展进步的。我们一切工作的本质特征，也是在不断地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马克思早就说过：“世界史本身，除了用新问题来回答和解决老问题之外，没有别的方法。”又说：“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准确而鲜明地阐明了问题本身具有的意义和价值。
问题具有开拓新知的价值，发现问题往往是进步的开始。把问题当作财富，不仅是成功者践行和推崇的成才之道，也是推动事业发展的经验总结；盯着问题开展工作，不仅是事业取得成功的秘诀，也是确保社会向前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客观上，问题可能是缺陷，也可能是失误、短板，也许会成为事业发展、工作进步的桎梏和瓶颈。但只要人们认识到它的存在，并致力于真正去解决它、攻克它，我们就可以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收获一笔财富。问题解决得越及时、越主动，财富的价值就越大。培养这种可贵的“问题意识”，不是一朝一夕的努力可以奏效的。要靠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提高，尤其是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指导实践；靠坚持不懈的党性锻造；靠开拓创新的精神和求真务实的作风养成；靠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和深入的实践与思考。舍此，别无他途。【问题意识与学术创新】
学术创新中的主要逻辑问题
学术创新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我们把这个过程简化为三个程序：发现问题、解析问题、证明问题。发现的问题应是别人在其研究过程与成果中表现出来的理论观念与研究方法的错误、片面性、不科学、不系统问题。具体说就是所用范畴或没界定，或界定错误，或不准确；或概念属种关系错误；或判断有误（周延与否、类型与真假问题等）；或偷换概念，违反逻辑规律（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或推理论证有误；或研究方法不当，等等。解析问题在于按逻辑要求对问题进行定性定位与分化研究。具体说就是提出假设（命题）、界定概念、理清上下位概念的。逻辑关系等。证明问题主要是选好恰当的逻辑方法。具体说就是用演绎法还是归纳法，类比法还是假设法，分析法还是综合法，系统论法还是决策的方法，逻辑语言学方法还是数学方法或逻辑哲学方法，还是综合运用几种方法，等等。总之，学术创新的全过程大都跟形式逻辑的规律、规则与方法密切相关。所以要在学术上创新，就必须很好地遵守与运用形式逻辑的规律、规则与方法。
问题意识与学术创新(四)
如何在文化通识视野中阐释“文气”说
文气话语形态研究，夏静著，商务印书馆，2014 一
对于“气”“文气”的研究阐释，始终是古代文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许多文学理论家、古代文论研究家运用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出于不同的理论诉求，对“气”“文气”进行内涵阐释和理论层面的整合建构，组成了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研究史上话语纷争不断、观念纠缠不清、学理庞杂乖舛的“文气”论阐释史。这当然推动、丰富了20世纪以来的古代文论研究，提供了传统文论中的“文气”论话语资源与中国现当代文论观念、话语碰撞的机会，增加了传统“文气”论的话语和观念影响、进入现代文论话语体系的可能性。但是，其中又存在着一个不争的事实，即越是研究、越是阐释，我们离“气”“文气”的意义原点、原境反而越远，与古人的话语思致越隔阂，其情形正如季羡林在20世纪90年代谈到古代文论时曾经说的那样：今人对于中国古代文论，一看就明白，一思考就糊涂。其实，我们还可以在季氏所言后面再加上“一解释就犯愁”六个字。由此，可以引发出一个问题来，即如何在现代学术的视野下来认识“文气”论，如何以现代学术的知识工具来分析古人的“气”与“文气”之说，如何通过现代学术话语来阐述“文气”论。其实，这个问题一直存在，始终伴随着百余年来中国现代学术中的“文气”论研究，而我们在该文题目中所提出的“如何在文化通识视野中阐释‘文气论’”这一问题，即正是由于“西学”引进之后，在传统“文气”论与西方文学观念和西方文学理论批评话语碰撞过程之中逐渐生发出来的，在具体研究中将 “气”“文气”论与西方文论、西方学语进行比照的时候出现的，是将传统的“气”“文气”方面的话语作为材料而置于西方文论的模型中进行强力冲压的强制阐释中凸显出来的。
现代学术在“气”“文气”面前犯“糊涂”“犯愁”的现象，其实早就开始了，比如当年严复就曾经困惑“元气二字，到底是何物事”，“与梦呓又何以异乎”[1]？而陈独秀则干脆贬斥“气”“文气”为“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2]。这说明，在受到西方认识论、知识论以及进化论、科学主义熏陶的近现代学者眼中，说清楚“气”“文气”是什么，的确是一件大费周章的事情。但是，在古人眼里，“气是什么”，却并不是一个问题，无论是“气象”“气韵”“气体”“气力”“气格”“气骨”“气调”“元气”“体气”“生气”“清气”“风气”“逸气”等概念术语，或是孟子的“知言养气”和“浩然之气”、曹丕的“文以气为主”、刘勰的“文辞气力”，还是韩愈的“气盛言宜”、王世贞的“气从意畅，神与境合”、刘大��的“气随神转”、曾国藩的“为文全在气盛”等命题，当古人在言说它们的时候，既不“糊涂”，也不“犯愁”，根本不存在什么为了神秘而故弄玄虚的问题，而且他们的意义指向是非常明确的。由于古代诗文评家非常明了“气”“文气”的知识渊源（当然这个“知识”是他们那个时代的知识，而不是我们现在的知识），而读者对于“气”“文气”的公共理解也不成问题，因此言说者可以畅说无碍，达到出神入化、圆融自洽之境，而听者当然也不会“糊涂”“犯愁”。古代诗文评家言说“气”“文气”，以及以“气”论文，不是对文章进行单纯的知识性认知，而更多的是倾向于发表对于文章的整体性感受，以及在思想、价值层面对文章、作者提出意蕴、精神气质方面的主张和评价性意见。对于古代诗文评家而言，将作者饱满贯通的情怀思致和文章圆融深厚的义理至境归结于“气（道）”，是颇为常见的做法，“气”“文气”作为一个理论范畴、批评术语的使用，在古人那里具有普遍的本体论、方法论、终极性追问的意义。然而，对于经过知识大切换的我们今天的研究者来说，如何在中西学术的比堪会通与旧学新知的交汇融通中，理解并阐释诸如“气”“文气”一类的传统概念、范畴，本身也就成为一件颇具学术挑战性的工作。
二
即如前面所言，“文气”问题是中国传统文学理论批评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论域，在百年来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始终受到重视，一直属于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就当代学者研究所关注的问题意识和解决的方式、方法来看，大致可以归列为三种情况：一是历代文气研究的资料整理、归类，如贾文昭主编《中国古代文论类编》（海峡文艺出版社1988年）、徐中玉主编“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专题资料丛刊”《文气・风骨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胡经之主编《中国古典文艺学丛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二是对于“文气”说演变的历时性梳理以及“文气”说发展史上的重点个案分析，如朱荣智的《文气论研究》（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张立文主编《气》（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三是文气研究体系的建构及其与思想文化的关联性研究，如陈竹的《中国古代气论文学观》（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涂光社的《原创在气》（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环宁的《气势论》（民族出版社2002年）、赵树功的《气与中国文学理论体系构建》（人民出版社2012）年、夏静的《文气话语形态研究》（商务印书馆2014年），等等。就“文气”说的资料整理现状来看，在文献材料的收集、梳理、汇编方面，均可以说相对已经较为充分、系统了；以史论形式书写的文气发展演变史以及标志性人物的专论，是目前“文气”研究领域成果最为丰硕的部分，论文、论著数量均极为可观；至于文气话语体系的理论建构，基本上是在各种各样西方文艺学体系的刺激下，研究者们试图梳理、建构出关于传统“文气”论的理论体系，并且努力使之具有中国文论的话语特色。应该说，与前辈学者相比，当代学者在“文气”论研究方面，已经具有了相当的理论自觉、自信和方法创新意识。而就当下“文气”论研究乃至整个古代文论研究的大体走向来说，重点工作应该是从史料的挖掘爬梳与整理汇编转向对于史料的创造性诠释，在目前业已积累的相当数量的史料整理基础上，深究历代文论家围绕“文气”问题提出的解释、争辩、推衍、发挥及其所蕴含的思想史意义与诠释学内涵，从而建构起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文气阐释方法和解释学原则，以及贴近历史原境的“文气”说理论、话语体系。 以往的“文气”说研究，受现代纯文学观念以及文艺学知识框架和理论分析工具的牵制，更多地局限于仅仅挑选传统“文气”说话语中与现代文艺学话语相投契的内容进行比附性的阐述，而过滤掉了传统“文气”说中大量的与现代文艺学知识不相兼容的内容。同时，以往的“文气”说研究，比较隔绝与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气论”研究，互通声气不够，在使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气”论研究与中国诗文评研究中的“文气”说研究两者一体化方面，缺乏必要的学术视野和学术理念方面的自觉。然而，“气”论、“文气”说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母体中之生成与演变，几乎与经、史、子、集四部全有关涉，因此必须超越出现代文艺学的知识范围，必须克服现代文艺学眼光和阐述方法的单一使用，而回到古人“气”论、“文气”说的知识、思想原点上来，将一种笔者曾经阐述过的与传统“国学”所代表的学术理念和方法相称符的“大文论”视野付诸研究实践，追求一种思想史研究的格局，如此而行事，庶几可以取得研究上的一些突破，获得具有学术创新意义的理论建树。
就当前中国文论的研究状况而言，对于整体性、系统性乃至民族性的诉求，恐怕仍然是一个未竞的话题。“文气”说乃华夏文学、美学之精粹所在，围绕“文气”说的诠释，历代思想家之价值立场、政教理念及其美学思想和时代审美感受等，均能够得到较为集中的体现。所以，我们可以说，考察古代文艺思想史，恐怕很难找到第二个如“文气”这样的具有本源性、涵括性、灵动性与贯穿性的范畴了。我们还可以说，古人围绕“文气”所建立的一套话语系统，可以有效地诠释文学（当然还包括书、画、乐等艺术）领域的一切活动。因此，古人对于“文气”的认识与阐述，实际上影响制约和拓展了古人对于文学本体、特征、规律及其功能等根本问题的认识，最为充分地体现了中国传统“大文论”的特质。笔者认为，通过对于以“文气”说为核心的传统文学思想体系的研究，不仅有利于古代文论研究视域的拓宽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也有利于重新建构中国故有的贯通文、史、哲的文学义理和学术文化脉络，因而是中国古代文论研究领域的一个值得展望、期待的方向。就“文气”说研究的现状而言，若要深入下去，紧要的功夫就是进一步拆除现代学科划分所带来的文、史、哲互相阻隔的樊篱，相互打通、彼此涵括，培养国学视野与中西比较视野下的文化通观意识，将“文气”说的发生发展视为古人形上之思的一部分，寻找其间的知识共识与精神共享，恢复并重新搭建人文话语系统。简言之，在文化通观视野中走综合创新之路，应该是今天阐释“文气”问题的不二选择。
三
就目前这一领域的前沿成果而言，入选2013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的夏静著《文气话语形态研究》，在对传统“文气”说的理论阐释和话语建构方面，体现出了明显的创新意识，在具体的学术见解上具有新意之处也颇多，从而将“气”论、“文气”说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学术境界。《文气话语形态研究》一书，在文、史、哲融通的学术大视野中、在中西知识工具的融会贯通中，尝试探索“文气”研究中解释转向、话语重建的可能性，并且取得了相当的成效。该著第1章回顾并反思了20世纪学术界有关“气”论、“文气”说研究的相关成果，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气”论、“文气”说研究的解释学转向与新维度问题。第2章通论“气”论、“文气”说研究中诠释学方面的一般性方法论问题，其中特别强调了传统哲学的体用观及其方法论对于“气”论、“文气”说研究的重要价值和意义。第3章从知识学的角度，推衍“气”论知识谱系的生成与扩展诸问题，旨在厘清“气”论在中国早期思想文化传统中的意义脉络与运思轨迹。第4章从思想史的角度，以“一体三相”来阐释“气”论思想谱系的建构以及艺术活动中的气化问题。第5章从语义学的角度分析“气”系列与“文”系列之共相与殊相，并且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气”之层级释义与意义关联以及“文气”元范畴意义的确立。第6章通过经典诠释的“隧道效应”视角，梳理、审视了历代论者围绕“文气”结构的三个面向（作者之气、文本之气、文章气象）所展开的论述及其所蕴含的问题意识。第7章从方法论的角度，就“气”论思维的三种基本范型展开探讨，分析整体关联、意会体悟、对待立义在气学思想史上的发展脉络，在气学观念史上的价值属性，以及在文学批评领域的渗透与影响。第8章从价值论的角度，分析文气价值的实现、文气话语价值体系的奠基、价值理性的形成等问题，探讨文学批评史上主流的文气价值观的基本特征和表现形态。全书结构缜密，从学术到思想，从知识到价值，从历史到哲学，从文化到文论，从宏观到微观，纵横交错，力图在传统经、史、子、集的贯通中，建构起一套体系完备的“文气”说解释理论。
具体来看，该著的第3、第4章，较为集中地落实了“大文论”的观念与文化通识、通观的视野。第3章“气学知识谱系及其扩展”，从前知识状态、一般知识话语与民间信仰以及知识话语泛化几个方面，进行了逐层深入的分析。著者认为，作为一般认识水准与信仰原则，“气”论的若干范畴、命题及其思维方式，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的日常生活、精神生活包括人文创造之中。春秋战国以降，随着“气”论知识系统的逐渐形成，“气”论与思想文化中的若干核心要素（天人、“三才”、道、阴阳、五行等）不断融合，形成古人最大的解释系统与信仰体系，由此基本上决定了中国两千多年来文化哲学与学术发展的高度、深度与宽度。第4章“气学思想谱系及其艺术阐释”，主旨在于探讨“气”论的本体化、精神化以及在文学艺术领域的衍生问题。本章首先指出，在“气”论思想谱系中，统摄“具象之气”“本体之气”“精神之气”三种品相，这构成气学认知的一般层级。为了避免宏观叙事的粗疏感，本章以两个案例的佐证，来展开“气”之“一体三相”在经典解释者承传中再诠释的历程：首先，以汉学为例，分析了思想史视野中“气”论诠释学的发展、演变。并且指出，汉人的“气”学理论建构，多关注社会、历史、政治等气化形质层面的事物，构思玄妙，气势宏伟，兼顾宏观与微观、整体与部分，奠定了古代“气”论思想发展的基本格局。其次，以艺术活动中的气化以及苏轼的“随物赋形”为例，进一步论述“精神之气”在人文创作中的显现。作者认为“随物赋形”是一个本然而应然、形似而神似的行气、运气过程，这是古人行文运气的最高境界，也是一种“神与物游”、道技合一的天地境界。 笔者向来认为，“文气”说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认知方式和知识框架，具有事实认知与价值认知、知识论与道德论双重交织、相互缠绕的特点，需要从多学科、多维度展开研究，因此，如何在古今思想系统融通与中西知识工具借鉴中走综合创新之路，是我们所处的这个知识多元时代，在理论上有待解决的问题。就此而论，《文气话语形态》一书，在努力坚持国学视野和文化通识观念，运用当代人文研究的理论分析工具来阐释传统“气”论和“文气”说方面，确实体现出了方法论方面的优长之处，这对于“文气”说话语形态的研究，必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就笔者个人的认识而言，以为该著在方法论自觉和形态研究两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点：
其一，方法论方面的自觉意识。以往的“文气”说研究，鲜有从体与用两个层面来考察和阐释“气”“气论”“文气”问题的，而在该著中，则充分地体现了著者欲从体用分析的角度来认识、阐释研究对象，该著的1、2章，便是从解释学的问题意识入手，在细致地梳理、反思“气”论、“文气”说研究之学术历程的基础之上，就如何以体用分析为方法，以话语形态考察为切入点，对“气”论、“文气”说进行知识学与思想史的研究。该著视文气的发生为古代“气”学体用思维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次生系统，较为细致深入地考察了文气之知识谱系、思想谱系、话语形态、结构形态、价值论核心与方法论原则。文气之体用义涵盖本体论、知识论、语言论、价值论层面的精义，四者相互界定，基本上可以涵盖以“文气”为元范畴的中国文论的知识特质与精神品格。该著从体用分析的方法入手，从知识、思想、价值、艺术实践、批评方法、话语形态等维度展开，对传统的“气”、“气”论、“文气”说等进行了历时性梳理考察和共时性分析剖判并臻的系统而深入的研究，确实体现出了一种方法论方面的自觉与进步。
其二，话语形态分析为“气”论、“文气”说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在该著的6、7、8三章之中，著者对“文气”说的话语结构形态、“文气”说的话语言说方式，以及“文气”说的话语价值体系等问题，分别进行了考察与阐述，其中无论是对于作者之气、文本之气以及文章气象之分析，还是对于整体关联、意会体悟以及对待立义等“文气”说的话语言说方式的总结，以及“文气”说的话语批评的价值指向、体系构成、特点呈现等问题的阐述，均体现出了一种新的问题意识和新的分析角度，一些提法和见解，对于进一步推动“文气”说研究，确实具有开拓、深化、方法启迪的意义。
笔者认为，开拓未来“气”论、“文气”说研究的综合创新之路，除上述方法论和研究范式外，在具体的学术实践中，叙事层面的“语境融合”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不同于西方形式文论强调狭义的“文本语境”，对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研究，“文本语境”（文本）与“情景语境”（论世）、“文化语境”（知人）互动融合与循环相生而形成的整合语境之探究，是人文科学之“人文性”极其重要的方面，也是古代文论研究中具体可行的叙事路径之一。在古代源远流长的经典解释传统中，“文气”说的话语是如何生成、衍化、完善并自成体系的，经典的后代解释者受制于各自的“历史性”，在历史客观性彰显与现实主体性发挥的两难处境中，如何在时代风云际会的“文化语境”和思想观念衍生的“文本语境”牵引下，通过与时代思想、与经典文本互动形成“语境融合”，从而建构起形态复杂的“气”论、“文气”说解释的历史，这确实是一个极其艰巨而又充满挑战意味的学术难题。因此，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叙事方法的选择方面，如何避免抽离“文本语境”的望文生义式理解，或者强调“文化语境”而忽视“文化语境”与“本文语境”的“语境融合”，也是未来研究中需要特别加以注意的方面。
当然，由于在文化通识视野中阐释“气”、“气”论、“文气”说确实具有相当大的学术难度，由于当下包括笔者在内的从事传统文论研究的学者，全部存在着知识层面的错位性重叠和思想观念层面的缠绕纠结，因此在理论认知方面根本无法做到旧便彻底旧、新便彻底新，故而虽然欲想在古今中外的左右顾盼中达到一种旧学与新知圆融自如、还原与建构俱臻佳境的程度，但是这个目标的实现，恐怕永远是一个过程性追求。“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虽然一直鼓舞着我们的研究信念，但是由于中西知识视野与功底之不逮、功利主义之干扰、文化通识视野之缺失，以致“用”的往往简单、浅表、粗暴，而仅仅流为一种徒有其表的口号；而“以古释古”则向来被蔑视、被曲解、被丑化，而待到我们今天具体研究到某一个问题而真正需要“以古释古”时，则因学术努力之弱化而找不到“古”了，便只好徒生叹息。因此，《文气话语形态研究》一书对于传统“气”论、“文气”说话语形态的研究，亦远远不能说已经达到了尽美尽善的地步，而势必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与不足，比如对于传统“文气”说话语批评实践的现象描述还不够全面；对于“文气”说影响下的传统文学创作现象、作家主体心态和精神的体认等的关注也尚嫌不够；对于以“气”“文”为构成要素而形成的传统文论中的“文气”说话语批评的范畴、概念、术语、命题的爬梳、层级分类、语义考释、批评实践考察方面亦尚有遗漏之处；对于“气”论和“文气”说与传统中医学说的关联性、传统医理对“气”论和“文气”说的影响和塑形、“气”论知识共同体中的医理元素等方面问题的爬梳、疏证、揭示，尚付之阙如。甚至书中个别地方，还存在着在行文的最关键时候却出现了因功力不济而气衰的情况，或者存在着需要驻足深究然而却一带而过的痕迹。凡此种种，相信该书著者会在下一步的学术研究之中继续致思于“气”论、“文气”说诸问题，以新的研究心得弥补、修正既有研究中的一些不足环节，并且在传统文论研究的其他方面取得新的学术成就。言此，亦是提出一个包括笔者本人在内的今后之努力方向，因为中国传统文论所具有的文化魅力，需要我们树立这样的学术信念来探究之。
[项目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文学艺术思想通史（清代卷）》（12JJD750002）。]
注释
[1]严复：《严复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06页。
[2]陈独秀：《独秀文存》第一卷，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10页。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 农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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