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健康政商关系问题研究论文(一)
积极构建健康新型的政商关系
【构建健康政商关系问题研究论文】 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上，有一个子论坛的议题非常引人注目：“政商关系新生态：君子之交，相忘于江湖”。 剖析十八大以来查处的典型案例，那些落马的“老虎”、折翅的“苍蝇”，几乎都与不良的政商关系相关，官商勾结已成顽疾。那么，在反腐斗争的密鼓声中，在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下政商关系又将何去何从呢？我将从新型政商关系是什么、为什么要建、怎么建的角度进行简要阐述。
一、“亲”“清”二字映出新型政商关系的核心
2016年3月4日下午，在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的民建、工商联界联组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亲”和“清”是新型政商关系的核心。
那么作为领导干部，要做到“亲”，就必须在同民营企业交往接触时要做到心底坦荡，内心真诚，特别在民营企业有困惑有困难时更是要积极服务，靠前作为；要做到“清”，必须同非公企业家保持清白纯洁的关系，千万不能搞权钱交易。
作为民营企业家，要做到“亲”，就必须在同各级党委和政府及部门沟通交流时更积极主动，说实话，动真情，廉洁自律走正道，老老实实办企业、一本正经搞经营。
在这里，我们的总书记用朴实生动的话语，一针见血地阐明了新型政商关系的本质核心，令我们耳目一新。
因此，政商关系，既是政府与企业的关系问题，又是廉政与勤政的热点问题。
二、新型政商关系建立的价值意蕴
（一）传统政商关系的基本内容是买卖公权力
从人类发展的历史上看，公权力产生方式有两种：一种是 “君权神授”，那是专制制度下的产物；另一种是“公权让渡”，那是民主制度下的结果。我们都知道，公权力肯定能够产生效益。可是产生的效益是为谁，这就是我们应当关注的问题，是为所有老百姓呢，还是为极少数人，这才是理解政商关系的症结所在。
著名学者雪珥在《清朝的混合所有制为什么会失败》一文中这样写道：“19世纪60年代，中国商人们干得最为起劲的，就是要求特殊政策的保护，商人们对短平快政策的向往远远超过对法制的向往，几乎没有人提出来说我们要提高自身竞争能力、建立统一的规则，讨论的几乎都是如何借助行政权力对自己进行扶持、对外商进行限制。”雪珥认为，中国式政商关系都是“危险关系”。这是值得我们沉思的。
（二）新型政商关系建立的价值意蕴
如今，服务型政府成了民主制度下的主要特点，但这似乎没有破坏到政商关系生存的根基和土壤，只不过是买卖的形式和内容变了。公权力在现代社会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政策，那么现代政商关系的主要内容变成如何影响政策了。
一方面，获取社会地位就成为了企业家的新要求。从经济发展的视角分析，我们中国企业家确实有许多值得推广和借鉴的经验和成果，但如果从政商关系的视角来看，却怎么也超不出“如何借助行政权力对自己进行扶持”这个政商关系里潜在的怪圈。
另一方面，缺少公共情怀和制度情怀成为某些企业家参政议政的短板。纵观这些年来，变数不少的企业家也有了对社会参政议政、建言献策的平台，这本是一件好事，可是他们中的某些人，由于缺少足够的制度化训练，潜意识里却怎么也跳不出狭隘的政商关系怪圈。
三、积极构建健康新型的政商关系
（一）要在深化改革中构建政商新关系
简政放权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先手棋”，是转变政府职能的“当头炮”。李克强总理说：作为本届政府“开门第一件大事”，就是先后取消和下放311项行政审批事项，彻底终结非行政许可审批。苏宁电器副董事长孙为民认为，政府扮演的角色应是“修路人”，让企业在路上“跑车”。那么，当前任务就是要促进政府简政放权安心修路，企业也应主动创新，努力跑车，亲近政府但要远离政治。
（二）要在坚持发展中构建政商新关系
当今中国，第一要务是发展。新型政商关系的基础也在于发展。政商之“亲”，于党委、政府而言，就是要坦荡真诚、积极作为、靠前服务；于企业家而言，就是要积极主动，讲真话、说实情、建诤言。 “爬山越岭要互助，渡江过河要齐心”。尤其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面临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化等新课题，更加需要政商双方共同破题、共推发展。
（三）要在完善制度中构建政商新关系
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既要靠思想教育，又要靠制度保障，二者要同向发力、同时发力。无论是打破官商“勾肩搭背”、乱作为，还是防止官商“背对着背”、不作为，都需要扎紧制度笼子，守住用权底线。明确“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禁止皆可为”，用制度来消除“没有原则的政治”和“没有道德的商业”。
（四）要在全面依法治国中构建政商新关系
法治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
从本质上讲，历史发展中的任何一种关系都是由特定的人群和特定的历史条件相互影响作用而成的。世上不可能有一成不变的关系。政商关系肯定如此。从这个意义上来分析，政商关系既无“脉”，也无“承”。但不可否定的是，每个时代的每一种关系都必定要符合那个时代的运行规则和制度框架，就是我们说的法治框架。古代社会，就由法典规定，现代社会，自然就由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怎么规定每个阶级的社会地位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都是显而易见的。当前，党和政府的任务就是要为这个根本框架的运行和完善作出更大贡献。
（五）要在监督保障中构建政商新关系
政商关系何去何从？中纪委发声说：官商可以近，但不能粘！一是反腐要求不能降；二是对企业家，要用共同事业留其心，用共同目标留其利，用共同情感留其人；三是打开前门，严堵后门。那么，靠什么才能得以实施呢？我认为
监督就是最好的“防腐剂”。“权力会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会产生腐败。”“行端好比松傲雪，贪念犹似蚁决堤”。领导干部要把“监督就是支持、就是爱护、就是帮助”作为人生信条，正确对待监督，主动接受监督，真正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六）要在政商文化建设中构建政商新关系
新型政商关系反映了新型政商文化，党和政府要为这个文化建设凝智聚力。一要塑造官民平等的“官”文化，真正使“做官就是服务”的理念内化在每一位政府官员的心中。二要构建市场法治下的“商”文化，树立“现代商人”的理念，诚实守信，诚信经营。三要营造公正廉洁的“民”文化。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培育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在全社会形成廉洁光荣、贪腐可耻的良好文化氛围。
综上所述，政商关系是从政经商永远都绕不开的话题。新型政商关系要要求政商交往既要亲切又要清白，既要合情合理，更要合势合法。【构建健康政商关系问题研究论文】
构建健康政商关系问题研究论文(二)
政治锦标赛视角下基层公务人员腐败问题探析
[摘 要]我国GDP高速增长的同时伴随着严重的腐败，已有研究认为政治锦标赛模式是我国30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但政治锦标赛也造成地方间过度竞争、一把手权力过大、财权事权集中等负面效应加剧腐败，其中基层公务人员腐败现象尤为严重。随着政府核心目标和任务进一步多元化，对公务人员的绩效考核标准亦将进一步提升，转变以往以GDP和相关经济指标为主导的官员晋升机制，加强对官员的监督。 [关键词]政治锦标赛；县级政府官员；腐败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05 ― 0028 ― 02
一、引言
30年前，中国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边缘，30年后，我国2015年国内生产总值为676708亿元，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与中国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和对地方官员的激励模式密不可分，然而伴随着国内生产总值的快速增长，腐败也越来越严重。王岐山曾说过我国的腐败是塌方式腐败，已经严重到“多重交织”的状态。十八大以来，中国进入严厉惩治腐败时期，未来中国政府对贪腐态度是“零容忍”。
目前从政治锦标赛等地方政府竞争角度来解释地方官员腐败的文献，大概分为以下几种类型：从经济学角度和数学模型来建构文章，如唐志军，2013〔1〕；张延人，2001〔2〕；从委托代理理论视角来研究中国地方政府官员腐败问题，如唐志军，2012〔3〕；从政府规模、市场化等方面研究地区腐败问题，如周黎安，2009〔4〕。以上文献中将政治锦标赛与地方政府官员腐败结合起来研究的文章较少，并且大多都是利用数理模型来进行研究，例如唐志军、向国成、谌莹的文章将晋升锦标赛与地方政府官员腐败问题结合，利用数理模型所得出的结论进行实证研究。而本篇文章将地方政府官员腐败问题具体到基层公务人员腐败问题，再以政治锦标赛的视角对其进行探究。
二、腐败定义及十八大以来反腐败现状
关于腐败的定义有许多，如Shleifer和R.W Vishny将腐败定义为 “政府官员出售公共财产以谋取私利的行为〔5〕”。其实公共领域的腐败就是指公职人员为了谋取私利而违反法律规定滥用公共权力的行为。
十八大以来，中共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反腐败工作高度重视，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官员腐败带来经济损失、政策失效、影响执政党地位和形象等问题。十八大以来，自2012年12月2日，李春城被中央纪委带离，到2015年10月7日，中纪委宣布苏树林备查，共查处副省级以上官员122名，最近三年的反腐力度相当于过去30年的总和。十八大以来反腐与以往反腐最大的不同在于网络反腐。至2015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高达6.68亿，互联网普及率达48.8%。互联网在民生、医疗、教育、交通等人们密切相关的各个方面发挥巨大作用。同样，在反腐领域也可以充分发挥互联网作用，进入网络反腐时代，为中国反腐倡廉开辟新战场。在这个全民都有麦克风的时代，只要发现腐败信息便可以直接通过网络进行公开，网络为群众反腐提供一个简便快捷的通道，如重庆市北碚区区委书记雷政富事件、陕西省安全生产监管管理局局长杨达才“表哥”事件均通过网络渠道得到曝光，引起相关部门重视。充分运用互联网反腐将创新中国反腐体制，但网络反腐需要在法治化轨道上前行，要健全网络举报和受理机制、网络收集和处置机制，引导公民有序参与反腐倡廉，构建互联网健康发展生态。
三、基层公务人员腐败严重
研究基层公务人员反腐的原因在于基层公务人员贴近群众生活，无论基层公务人员腐败数额大小，都会对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形象造成巨大的伤害。近年来，基层公务人员成为腐败的高发区，“苍蝇式腐败”、“小官巨腐”现象严重。自2006年河南省县级党委换届以来，河南共查处贪污受贿犯罪的县委书记22名，其中9名是在县委书记任上被查处，13名是从县委书记岗位上提拔或调整到其他工作岗位不到一年被查处；2010年，广西武宣两任县委书记李启亮、彭进瑜也没有抵御住利欲诱惑，基层公务人员反腐已迫在眉睫。
无论在我国还是国外，无论在资本主义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腐败都是政治体制改革中无法绕过，无法避免，也最难解决的问题。十八大以来的反腐力度非常大，成效也高，但是中央政府更多查处中高层官员，对于基层公务人员虽然也有打击，但力度还远远不够。
四、政治锦标赛对基层公务人员腐败的影响
中国地方官员之间的政治锦标赛采取以经济增长为基础的方式，中央下达的经济增长目标经过层层分解，层层加码后，基层政府的经济增长指标最高。政治锦标赛的特点在于采用逐级淘汰方式：上一轮淘汰的官员自动失去参加下一轮参赛资格，为了参加下一轮竞赛，到达更高的职位，地方官员竞争压力很大，形成一种非常激烈的锦标赛模式。
政治锦标赛带来的最大好处之一在于地方政府间引入竞争机制，而地方公务人员之间激烈政治竞争推动了地区间经济竞争，从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但政治锦标赛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行政权集中在少数领导手中，权力过于集中便可能导致腐败。政治锦标赛制度实施的威胁之一便是利益相对人给予基层政府官员的经济贿赂超过了政治晋升的“诱惑”〔6〕。在利益相对人给的利益诱惑大大超过晋升带来的诱惑时，某些公务人员便可能主动放弃“比赛”，转而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为腐败提供足够的可能性。
（一）一把手权力过大为腐败提供空间
政治锦标赛模式下，政府的公共事务由中央向地方转移，基层政府实际包揽几乎所有的政府事务，是最后的执行者，其中也伴随着大量事权和自由裁量权的下放。公务人员行政权力过大，且所受约束有限，中央政府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便是如何监督下级公务人员的行为。监督不力可能会导致“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而中国长期以来属地化分级行政管理体制强化了地方政府的实际权力。几种因素综合起来往往会导致地方政府权力过大又难受监督，为腐败提供足够空间。 （二）激励机制为腐败提供动力
政治锦标赛模式下逐级淘汰的机制使得地方政府公务人员在互相竞争之上多了一个新的激励来源，即职业前景激励。但由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之后要求领导队伍年轻化，使得一些基层公务人员萌发一种前途较渺茫之感，觉得晋升无望，再怎么努力也可能达不到自己追求的政治目标，这种情况下便可能被利益集团收买，为腐败提供动力。
（三）较大的财权和事权为腐败提供可能性
政治锦标赛模式作为地方间政府竞争中对公务人员的有效激励手段，对地方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极大促进了中国整体经济水平提高。但是政治锦标赛模式让地方公务人员在地方治理活动过程中获得了较大的财权和事权，并且由于监督手段不到位，很可能导致某些地方公务人员利用自身资源来实现自己的私利，为腐败提供可能性。
（四）政商勾结为腐败提供土壤
政治锦标赛以经济增长为重要评判指标，基层公务人员热衷于GDP增长和相关经济指标排名现象与政府的激励机制密不可分。中国行政结构最主要特点是可比性强。省与省可以相互比较，市与市之间可以相互比较，甚至县与县之间也可以相互比较，只要建立一套标准清楚的量化指标，便足可以激励地方政府之间竞争。政治锦标赛则正是利用这样一种特点，将地方公务人员的晋升与当地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使得地方政府之间竞争激烈。
地方政府间激烈竞争带来中国改革开放后30多年里经济迅速发展，但也带来许多问题。例如，地方政府与当地企业关系变得愈发紧密，一方面，企业发展需要靠地方政府政策支持，如项目审批等；另一方面，地方上GDP不断增长需要依靠企业做出贡献，而这种贡献恰巧是地方政府官员业绩提升的驱动力，政企结合紧密便是一种“双赢”的利益交换关系。随着这种关系逐渐紧密，也催生了很多“官商勾结”的现象。“四川省最大的民营企业汉龙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通过行贿、帮忙政府官员升迁等手段寻找保护伞，这些保护伞包括3名政法干部”、“山西煤业大亨邢利斌案件拉开了吕梁官场的反腐序幕”等。政治锦标赛带来的地方政府间恶性竞争是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当地方政府官员由于升迁目的造成其行为近乎疯狂时，对利益的获取以及对政治晋升的诉求会让地方官员最终走向腐败之路。
五、发挥政治锦标赛正效应，减少腐败
（一）事前监督―让地方政府晒出“权力清单”
云南省富阳县于2014年3月晒出首个县级政府部门“权力清单”，包括农业局、财政局、卫生局、公安局等多个部门；2014年10月，上海市杨浦区在网上发布2014年行政权力目录。让基层政府权力运作公开化、透明化，晒出“权力清单”是必不可少的环节，需要尽可能多的县级政府部门公开晒出“权力清单”供人民监督，通过社会监督“制权”，减少腐败空间。
（二）事后监督――互联网时代下创新监督方式
在我国传统体制下，地方政府变革始终处于“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怪圈中，一方面，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分权有利于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让政府政策更好反应当地人民的需要；另一方面，向地方分权会增加监督成本，地方政府可能会利用手中权力与中央政府对抗。归根结底，造成我国行政分权改革两难困境的原因在于中央政府获取监督地方政府信息的方式问题。传统体制下，中央政府主要依靠自上而下的方式来监督地方政府，获取地方政府相关信息。而在互联网浪潮下，中央政府监督地方政府的方式可与时俱进，利用互联网方式监督地方政府的行为可以大大降低监督成本，发挥群众力量，共同对地方政府行为进行监督。网络对监督地方政府权力实施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政府也越来越重视网民的舆论，这些都在不断强化公民和媒体在监督地方政府行为中的作用。
（三）政治锦标赛激励指标多样化
以GDP增长为主要激励手段的政治锦标赛模式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当今的政府治理模式，地方政府官员除承担地方经济发展重任外，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促进社会进步、文化发展、生态和谐等也是地方政府的重要职责。故在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中不应当仅仅将经济发展视为重要甚至是唯一的标准，应当在努力发展地方经济外还要更多地承担公共服务职责，促进地方经济、文化、社会保障共同发展。
〔参 考 文 献〕
〔1〕唐志军，向国成，湛莹.晋升锦标赛与地方政府官员腐败问题的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20130，（04）：03-14.
〔2〕张延人，顾江.官僚体制中的契约与激励机制〔J〕.经济研究，2001，（10）：03-12.
〔3〕唐志军.转型期中国地方政府官员的腐败问题研究―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视角〔J〕.社会科学论坛，2012，（05）：194-205.
〔4〕周黎安，陶婧.政府规模、市场化与地区腐败问题研究〔J〕.经济研究，2009，（01）：57-68.
〔5〕陶元.我国基层干部腐败问题研究〔D〕.河南：河南大学，2013：15-16：10-28.
〔6〕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95-98.
〔责任编辑：张 港〕
http://m.zhuodaoren.com/fanwen358565/
推荐访问:政商关系调研论文 构建新型政商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