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论文(一)
解析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论文]
解析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经了三个发展阶段，现在我们所经历的便属于【文化自信论文】
第三阶段——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阶段。提高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有两部分人责任重大：一部分是知识分子；另一部分是领导干部。
文化自觉 文化自信 知识分子 领导干部【文化自信论文】
胡锦涛总书记的“七一”讲话首次提出：我们要有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再次号召：要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两个重要文献都把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提到战略的高度，说明这个问题具有特别重大而又深远的意义。
一、感知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内涵【文化自信论文】
有学者认为，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经历了东西方之间的文化碰撞、文化冲突、文化迷茫、文化反省、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曲折道路。通过学习，我觉得这种认识有道理，这个道理就蕴含在中国文化发展的三个阶段中。我认为，中国文化的三个发展阶段包括：自发的文化发展阶段；自觉的文化发展阶段；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发展阶段；现在我们所经历的便属于第三阶段。
1.自发文化与自觉文化
所谓自发文化的发展阶段，是专指中国境内的原始人类只会说话、不会写字的阶段，这个阶段覆盖了原始社会的绝大部分历程。那时人们的思维水平，还处于形象化的幼稚状态：如结绳记事、在岩石上刻画各种符号，等等。所谓自觉文化的发展阶段，是专指从仓颉
文化自信论文(二)
试论中国人的民族文化自信
摘 要 文化自信表现在对于本国文化和外国文化的态度上要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要具备这种态度，需要我们具备较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化修养。 关键词 中国 民族 文化 自信
文化是一个群体在一定时期内形成的思想、理念、行为、风俗、习惯、代表人物，及由这个群体整体意识所辐射出来的一切活动。传统意义上所说的，一个人有或者没有文化，是指他所受到的教育程度。前者是广义的解释，后者是狭义的解释。文化是人类生产或创造的，而后传给其他人，特别是传给下一代人的每一件物品、习惯、观念、制度、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文化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文化促进人体生物进化。文化是指人与自然相对应、融合的概念，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包括民族文化、传统文化等，是一切人类活动的总和，是历史的沉淀。
《博弈圣经》中说：精神是虚无的，没有个性，在浮浅无知的层面上自我构成，以绝妙的组合与大自然的节奏和谐。感觉、思维是生理、心理能量的原始开端，从无到有的状态在影子和气息之间进行着灵魂的运动，这个抽象、混沌的体系不可能找到，这是构成文化的初级阶段。文化只有进程，没有核心，是虚无的精神谎言，但又分裂成大小不同的两块。文化进程里恩怨游戏的终结就是文明。文明的永恒、普适、唯一性就是科学。文化进程的创新战略结构就是国正论里的非绝对对立性。每一个人的观念都是一个文化信息，它会形成一个有规则的文化私湍。文化是整个民族或整个人类长期积累的产物，不同阶级、不同民族、不同社会集团的政治规则不断发展碰撞、冲突、渗透、融合，逐渐抽象和升华出一系列新的规则。对于一个民族的文化而言，自信是一种多么重要的信念和心理状态。自信，才会有坚守的从容，自信，才会有奋发的勇气，自信，才会有创新的活力。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文化的坚定信念，对于中华民族走向复兴来说，文化自信是必修课。
文化自信必须以文化自觉、自省作为基础，在对待自身文化的态度上，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兴衰、国运的沉浮，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出现不同的倾向。而文化自信应当清醒的认识到中国文化是什么，对于我们的历史和文化，我们自己是否足够重视。民族文化的自信心不会从天而降，关键在于如何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外文化的完美交融。我们国家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从百家争鸣到汉唐盛世，我们的文化都体现着包容的特性。自信不是盲目的排外，更多的是包容并蓄，是一种“和谐万物”的大智慧大气度。从古至今，中华文化一直在以开放积极的心态，去主动地吸取融合、兼容并蓄，让世界人民了解传统、博大、神秘的东方文化，中华文化的智慧之光永不褪色。
我们自信，因为我们有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形成了丰富的革命文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引领中国文化建设，这为我们当前全社会蓬勃向上的文化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面对财富分化、经济危机、文化碰撞以及人与自然的冲突等文明困境时，中华文明创造性地转化和运用“仁者爱人”、“道法自然”以及“和”、“合”为核心的价值理念，表现出尊重自然规律、承认差异、肯定世界是多样性的统一等理念。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为文化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有力保障。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包含着我们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底蕴，我们有着辉煌的历史，而且在当代仍闪耀着时代的光芒。几千年来，中华文化的精神面貌好像改变了很多，但是中华文化的灵魂至始至终并没有改变。人生观中的尚“和”精神，历史上一直发挥着积极的影响。“和”则是一种社会化的人生观，追求世界万物的和谐，信奉天人合一的中庸之道。而今天，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继承了优秀的传统文化，又在新的科学理论指引下发展着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
文化自信表现在对于本国文化和外国文化的态度上要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要具备这种态度，需要我们具备较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化修养。只有具备较强的政治素养，才能够把握文化的发展方向和目的，才能做到为人民服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才能够用辩证的、发展的、联系的观点对待文化和文化发展；才能够全面的、深入的、科学的认识各种文化，做到“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首先，在于对中国博大精深文化的热爱。在文化中，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美的，什么是丑的，这是对文化的鉴别能力。其次，对于中外不同的文化要有批判的勇气。并不是所有的文化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不仅要有辨别文化的能力，更要有批判的勇气，好的要给予坚持和鼓励，坏的要敢于批判和揭露。最后，对文化发展的趋势要有预测能力和掌控能力。当今的中国处在文化振兴时期，我们拥有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和丰富的革命建设文化，我们对于这些文化的了解是文化自信的基础。今天的世界快速发展，文化也处在交融频繁，我们要学会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共同发展还要知道文化软实力日益成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进攻”、“文化渗透”成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常用手段。我们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只有主动预测和掌控文化发展趋势，练就一双识美丑、辨真伪的“火眼真睛”，敢于并善于批判继承，才能正确把握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方向和前景。
在今天的文化格局中要有更多文化惠民的成果。也就是说，要实现文化权利的平民化，让普通老百姓能够通过正常的途径分享传统文化。这些应该是零门槛的，甚至不能是低门槛。培育健康、浓厚的文化氛围，要在公共文化服务、文化产业发展和开展群众文化活动上下功夫。按照公益性、便利性的要求，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运用各种文化资源，特别是本地文化资源，大力发展一批文化产业龙头项目、特色项目，形成文化产业集群；积极开展一些广大群众能够参与的文化创作、文化娱乐、体育健身等活动。今天的中国开放了，不能今天信这个，明天信那个，要建立相对稳定的价值观念系统这才是今天中国文化的使命。只有人民群众接触、参与、融入到这种文化中去，才能够相信和拥护这种文化，从而实现文化自信。所以归根到底文化的根脉还是属于人民大众的。
文化自信论文(三)
文化自信如何增强
主持人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两会”中讲到：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还是文化软实力，这事关精气神的凝聚，我们要坚定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要加一个文化自信。中华民族历来有很强的文化自豪感，只是到了鸦片战争时期，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下，中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文化自信被严重损害。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今天，我们不仅要坚定“三个自信”，也要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增强文化自信。
那么，将文化自信增加到“三个自信”中，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又如何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
肖云儒：
我非常赞成将文化自信纳入“三个自信”中。原来我们国家的自信主要从政治思想坐标上来确立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是从政治层面上谈的。而这三个自信要转化为全民很久的自信，没有文化自信是不行的。因为道路、理论、制度转化为文化自信，实质上就是把他生活化、日常化，转化为百姓身边的东西，变成一种日常的生活氛围就需要文化自信，文化自信可以使前面三种自信由国家层面转化为个人生活层面，这样前面三个自信才有亲和力，老百姓才能很愉快的接纳。
只有把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通过文化自信，才能够转化为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一种生活状态，才能转化为老百姓自己的自信。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这三个自信只有通过文化自信才能更好的跟民族文化接轨，前三个自信是新东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来提出的，从传播学原理来说，民族跟民众在接受一个新的概念的时候是需要时日的，所以在这个阶段，最好是将新东西同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相融合，转化成语言，民众比较容易接受。我们的传统文化并非旧事物，他是一种活着的文化，他活在我们的行为、饮食、话语表达中等等，所以，只有把道理、理论、制度自信通过文化自信，才能够跟活着的文化传统，乃至于奠基的文化传统更好的融汇和接轨。这样在接受心理上减少传播阻碍，所以一定要文化化。
不过，我有些担忧，不管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还是文化自信，一定要把文化自信的教育普及工作跟宣传拉开距离，因为文化自信是一种浸润，而不是一种宣传。我们要弘扬文化自信，就不能一味的自夸、自豪，我们必须明白，文化从来就不是教育的结果，而是熏陶、积淀、浸润的结果，所以文化自信的弘扬一定要润物细无声，一定要低姿态的介入，而得到深入的结果。这是一点需要注意的。
再一点我忧虑的是，我们宣扬文化自信，不是不谈文化羁绊，不是不谈我们的文化弱点，如果只是一味的说明我们的优点，那一旦遇到具体问题，我们负面的文化积淀开始起作用时，国人会为之失望。不要回避“皇权主义导致的非民主义倾向，伦理中心导致的非法治倾向，重道轻器导致的非科学倾向”等等的文化弱点。谈自己的弱点、不足才是文化自信的表现，当然谈我们的优点更是文化自信的表现。要知所能而知所不能、知所为而知所不为、知所足而知所不足，这样才是一个优秀的民族。只有这样才能够推动传统文化与核心价值观之间一种扬弃意义下的结合，这是一个过程，也就是传统价值观跟现在核心价值观的结合过程，不能只看成只有继承的过程。
这也是我对未来我们宣传文化自信和宣传教育中两个需要注意的问题。大国风范就是有什么要说什么，我们对民族文化自信的宣传，对外传播期间不能够是单维主体，不能只站在中华民族这一个主体上进行宣传，而要站在世界文明的格局中多维的主体上去宣传。要站在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立场上去宣传，同时更要站在世界人类文明的总格局中去宣传，同时还得要注意从宣扬主体、接受对象、主体语言及文化接收的特殊性上去考虑。这也是我说的第三点，对外传播的忧虑。
文化的对外传播非常重要，我认为还应注意两点：一是从消极意义上来说，他涉及国家文化安全。如果我们的文化不传播，世界不了解中国；如果我们宣传不利，世界其他国家的价值观就会长驱直入，就会改变我们的价值观，影响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如儿童文学，儿童文学是我们的“小橘灯”，他是一个非常根本的文学，很重要的文化现象，因为这涉及到我们的国家安全，古代的孩子都读《四书五经》、《弟子规》，那时期的民族长大了也是一种民族，是一个非常有主心骨的民族，我们现在的孩子从小都看《唐老鸭》、《渔夫与金鱼的故事》等，全部是一些美国、西方等别国的童话，实际上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童年时代就被瓦解了，就没有国家安全可言了。二是从积极方面来说，他涉及中华文明在世界格局中话语权的问题。现在经济的发展，最高平台是话语权平台，最早时讲的是资源平台。文化发展也是一样，文化经济发展的最高平台是获取话语权平台，我们民族文化的弘扬就是为了让中华文化在世界文明中获取相应的话语权。话语权对一个国家来说是最大的实力，这不是经济、也不是军事。我们的理论工作者跟传媒工作者，应该站在人类文明的总格局中去思考民族文化的弘扬。
我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我们不要忌讳在文化传播中“谁抢了谁的”，任何一个民族优秀的文明成果，一旦被世界抢着去宣传，那就是人类文明的骄傲、瑰宝，我们的孔子就是世界人的孔子，不光是我们中国的，不要说是谁抢了谁的，这是一种文化不自信的表现，我们成了世界文明宝库中的优质资源有什么不好。我觉着，人类文明的旗帜是太阳，每一个民族文明的光芒，都是太阳在云层上折射的结果，我们都在一个云层下生活，我们每一个民族文明的最终目的就是透过那个云层去追逐太阳，在太阳层面人类是一致的。就像我们为苏格拉底自豪一样，人家也为我们的司马迁自豪。一定要用放眼世界的大目光去做好中华文明的传播，这不光是一种技巧，更是一种科学、一种实事求是。
如何让别的民族接纳我们？我们应该抱着像宣传孔子一样的热情去宣传曼德拉，因为曼德拉是一个人类坐标。当一切文明成果进入人类坐标以后，我们不要当文化犬儒主义、不要当文化萨文主义。不能有文化的犬儒主义，就是一切都不如人；更不能有文化的萨文主义，就是什么都比别人好、什么都是自己的。文明的传播是一种和谐传播，当然也有文明的冲突，但在交流中、互相陶冶中传播，应该是和谐的。文明的传播不应该是转化为一种流血的传播，但历史屡见不鲜，我觉着这都跟民族文化的萨文主义和犬儒主义有关，这一点也是我们民族文化在对外传播中应该注意的。人类在不同的云层下向着同一个人类文明的高峰在攀登，相互之间是互补的，而不是说谁就是唯一的，在早期的地中海文明、东方文明、印度文明相互隔离状态下，那时候没有马可波罗、没有张骞，三种文明发展的也很好，这表明文明的发展有着他内在的本质内容，只是在交流中会发展更快。切忌在宣传与传播过程中有土豪心态，要用老子的绿色文明观“知白守黑”、“反向正悟”来做好民族文化的弘扬与传播，让我们的传统文化在世界文明的传播中多运用我们东方的智慧，不要在文化的传播中又犯前几年GDP的错误，把他变成一种数量化的轰炸，而要真正的转化为一种深刻的文化形象。
文化自信论文(四)
提高文化自觉 增强文化自信
重传统似乎早已是不言而喻的常理。尽管对传统的尊重，有的时候源于我们的良知，有的时候需要我们从音乐学家的研究成果中学习到的专业学识。但传统对于当代演奏家、演唱家究竟意味着什么？传统与创新的关系究竟该如何把握？表演艺术家该怎样提高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等核心问题似乎很少被人们深思。 一、关于中国传统音乐――
来自荷兰音乐学家的批评
如果说10年前（2003）荷兰音乐学家高文厚（Frank Kouwennoven，1945―）及其夫人（汉学家）施聂姐（Antoinet Schimmelpenninck，1962―2012）发表在《中国音乐学》上的《中国的传统音乐：不是要“保存”而应要“延续”》一文，①还只是对中国传统音乐的保护提出其学术主张的话，那么2008年，高文厚发表在《人民音乐》上的《作为创新之路的中国古代音乐》一文，②则是针对当代中国演奏家演奏中国古代音乐时的所谓“创新性”和“现代性”提出的置疑与批评。
高文厚指出：“在大多数当代中国音乐家的观念里， ‘创新’成为了关键词……（但）不幸的是， 当代的中国音乐家并不关心历史资料， 也不关心他们自己音乐的根源……他们的‘创新’理由是‘现代人需要现代的东西’”。③
在高文厚《作为创新之路的中国古代音乐》一文中，“历史性的表演”和“历史性的重建”是始终贯穿并被再三强调的两个重要概念。前者既是作者对所谓“创新性”和“现代性”提出批评的理论前提，同时也是他对中西方缺乏历史根据的音乐表演的批评（比如中国演奏家用现代管弦乐队与古代编钟演奏先秦时期的音乐，用钢弦古琴、钢弦琵琶演奏唐宋古曲，以及用电子合成器演奏祭孔音乐等）。后者则通过20世纪50年代，欧洲的某些乐团指挥曾在亨德尔的作品中人为添加大量铜管乐和打击乐的演奏等事实，告诫中国音乐家在历史性重建的选择中，切不可重蹈西方覆辙――“当时的西方人对自己说就像今天的中国音乐家所喜欢说的那样：‘现代人需要现代的东西’”。④在笔者看来，高文厚提出的“历史性的表演（historically informed performance）”和“历史性的重建（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s）”，实际上也同样是我国音乐学家长期以来对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核心问题。
早在1944年，我国音乐史学家杨荫浏先生就曾在其著《中国音乐史纲》中这样写道：“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又是与外来音乐文化接触的时代。比之前史与隋、唐时期最为相似；而外来音乐文化内容之丰富，与其影响之广远，更远过之。我们极端欢迎外来音乐文化的时候，更应当努力探求本国音乐的材料，为两者合理的交融作充分的准备。”⑤1982年，音乐学家黄翔鹏又言简意赅地对现代人演奏、演唱中国古代音乐（传统音乐）提出过“八字标准”：“形式不悖，精神不违。”⑥
然而我国一部分表演艺术家长期以来普遍缺少对音乐学界研究成果的关注却是不争的事实，在表演艺术界中，恐怕音乐学家倡导的“形式不悖、精神不违”原则依然鲜为人知。时至今日，在以科技、经济、政治、文化为一体的全球化背景下，我国表演艺术界的某些艺术家缺乏历史根据，甚至不顾音乐传统，坚持“现代人需要现代的东西”的观念似乎又呈上升趋势。比如，在钢琴伴奏下用现代声乐技巧演唱南宋词人姜夔的自度曲、用西方的弦乐四重奏和古琴、箫合奏《梅花三弄》……表面看来，这些表演好像是为了迎合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艺术旨趣，但实际上，对传统音乐缺乏价值自信、文化自信、理论自信的真正根源却显露无疑。难怪我们很多演奏家无法回答高文厚的诘问：“中国的音乐家是如何能够既对中国古代文化充满自豪感，却同时又认为中国古代音乐非常简单、无趣，而且不值得再现呢？”⑦
二、关于意大利歌曲的演唱――
来自意大利音乐学家的批评
2011年，长期在中国生活、工作的意大利音乐学家林敬和（Enrico Rossetto，1966―）在《歌唱艺术》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意大利歌曲的演唱――给中国歌者的一些友善建议》的文章。⑧作者对中国美声界演唱意大利歌曲时存在的语言问题和音乐问题提出了批评（尽管作者出于礼貌，将批评称为“友善的建议”）。然而三年后，这篇文章以及其涉及到的问题似乎仍然没有引起我国美声界同行的广泛关注。尽管林敬和的批评说的是我们演唱意大利歌曲时涉及到的意大利音乐文化传统问题。但无须赘言，同为传统，无论中西，我们都需要学习，都需要尊重。恰如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所言：“各美其美， 美人之美， 美美与共， 天下大同”。⑨
关于常识问题――林敬和以意大利作曲家弗朗西斯科・齐莱亚（Francesco Cilea，1866―1950）根据17世纪末路易十四组织的法国剧院红星阿德里安娜与萨克斯伯爵的真实恋爱故事而创作的四幕歌剧《阿德里安娜・莱科夫露尔》（Adrienne Lecouvreur）中的咏叹调《我是上帝谦逊的侍女》（Io sono L'umile ancella）为例，指出中国的很多演唱者常常会本末倒置地把这首人文主义世俗歌曲处理得像中世纪时期的宗教歌曲一样，表演时不仅如同祈祷者双手合掌，而且表情还充满了宗教的虔诚。但“这样的表达与歌剧的故事没有关系！阿德里安娜演唱这首歌曲是为了回答赞赏者的甜言蜜语。歌词里的‘il genio creator’（天才的创造者）并不是上帝。”⑩此外，由于忽视了对上演剧目的国家之文化的了解，我们的男低音歌唱家在国家大剧院演唱威尔第歌剧《唐卡洛斯，我将死去》并用手画十字时，却又因“动作顺序不对”而令很多在场的西方观众大惑不解。？�？�？�再有，在一场青年歌手的比赛中，《艺术家的生涯》中鲁道夫的扮演者因在帮咪咪穿披巾时，采取了面对面，而不是侧面或后面的位置把披巾放在咪咪肩膀上，被批为“不符合歌剧所描述的时代”等等。？�？�？�
关于专业学识问题――林敬和以返始咏叹调（da capo aria）为例指出： “在中国，返始咏叹调的演出大多很简单，再现的部分一般不设计任何变化，而按照意大利歌剧传统，在演唱再现部分的时候，必须加上一些装饰音。在符合传统准则的同时，这种习惯也给演唱者提供了一个机会去发挥自己的音乐技巧。尊重曲目本身，并通过适当的装饰音避免单调的诠释，这样演唱的前提是努力研究和理解作品时代的风格”。？�？�？�
事实上，在我国的西方音乐史学研究中，返始咏叹调（da capo aria）早已为我国西方音乐史学界所熟知。表面看来，这似乎是一个简单的记谱问题（实际上，它也通常被归纳为乐理问题）。然而，这恰恰是我国美声界很多同行对这种结构特征缺乏深入研究的关键所在，以致我们的很多演唱者（包括音乐高校的声乐教学）在返始时不对再现作任何艺术处理，而是完全原样地反复返始前的A段。然而，文艺复兴时的意大利作曲家之所以不再写出再现段，是给演唱者留有足够可以进行装饰性变化和即兴炫技的部分，以充分体现演唱者的歌唱技巧和艺术创作才华。？�？�？�而且这种返始咏叹调的作曲和演唱方式一直保留到了巴洛克晚期的作曲家作品之中。对此，我们不仅可以从斯卡拉蒂作曲的返始咏叹调《为了我们主的诞生》（L'Autor d'ogni mio bene）的实际音响中听到演唱者在再现段落中所做的装饰性变化处理。？�？�？�还可以通过谷歌搜索听到更多的西方歌唱家在此类返始咏叹调中所做的艺术处理。
三、艺术家的文化自觉
其实从另一个角度看，高文厚和林敬和对中国演奏家、演唱家提出的批评也同样源于一种文化自觉。高文厚虽是一个地道的中国名字，但其实他是一位荷兰音乐学家，同时也是一位自1986年起坚持不懈地潜心于中国传统音乐和民族民间音乐田野调查的深入研究的汉学家。他在1990年“中国音乐研究欧洲基金会”（European Foundation for Chinese Music Research）的创办，以及英文版中国音乐学术研究刊物《磬》（Chime）的创办中都发挥过极其重要的作用。而林敬和是意大利人，在英国留学，台湾深造，大陆任教（如中国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等）。所以他们的批评能做到情理皆具，言之凿凿。
近年来，“文化自觉”一词频现于各大书刊（尽管该词最早由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于1997年提出）。本文虽无意对其进行宏大叙事，但就上述两位西方音乐学家对我国演奏家、演唱家的批评而言，实际上已经触及到了文化与文化自觉的本质。原因在于，文化自觉即对传统的认同和继承，亦即对自己和他人文化的尊重。因而，文化自觉的前提必然是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正如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指出的：“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已经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不可否认，演奏家、演唱家的艺术表演实际上也是一种文化活动，但同样不可回避的事实是，充满文化自觉和自信的表演与缺乏文化自觉和自信的表演，有着天壤之别的差距。
事实上，在全球化进程带来的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等精神力量的相互碰撞和相互冲突的当下，随着文化多样性的减少和文化融合趋势的加剧，演奏家、演唱家（甚或广义的艺术家）能否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肩负的文化使命，并对自身的民族传统文化充满自信，的确还是一个需要从根本上认真反思的问题。毕竟，“反思实际上是文化自觉的尝试”。？�？�？�更何况，文化自觉的主体是人，人的主体性决定文化自觉的主体性。
①？眼荷兰？演高文厚、施聂姐《中国的传统音乐：不是要“保存”而应要“延续”》，《中国音乐学》2003年第3期。
②③④⑦？眼荷兰？演高文厚《作为创新之路的中国古代音乐》，孙静、王艺译，《人民音乐》2008年第2期。
⑤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杨荫浏全集》第一卷，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86页。
⑥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黄翔鹏文存》上卷，《听“华夏之声”音乐会随想》，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26页。该文原载《人民音乐》1982年第8期。
⑧⑩？�？�？�？�？�？�？�？�？�？眼意大利？演林敬和《意大利歌曲的演唱--给中国歌者的一些友善建议》，《歌唱艺术》，2011年第2期、第3期。
⑨？�？�？�？�？�？�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
？�？�？�“Aria″in the Harvard Dictionary of Music，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西方音乐1500年》CD3，第12首。女高音：马雅・布格（Maya Boog），演奏：科隆室内乐管弦乐团（Cologne Chamber Orchestra），指挥：赫尔穆特・米勒-布吕尔（Helmut Muller-Bruhl），上海音乐出版社，2011年。
郭红岩 山西省长治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张萌）
http://m.zhuodaoren.com/fanwen294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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