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一)
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分析_论文
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分析
计科系0802班 吴士明 学号：2008011730
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有关知识了解并不多，因为跟文化大革命有关的书或史材并不多，只能根据《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这本书简要发表一下自己鄙陋的见解：主要是谈谈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下面就谈谈我的看法。
就文化大革命的起因来说，我从个人和社会两方面进行分析。 先从个人说起，那应该是毛泽东了，因为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1966年8月1日至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并在全会上印发《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再次发动。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方针⑴。从这简短的文字可以看出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也是众人皆知的事，也是不争的事实。 为什么他要发动文化的革命的呢？
那是因为他的认识思想出现了错误，错误的思想指导了错误的行动，这就不足为怪了。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支配下，毛泽东对当时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以及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作出严重的错误估计，甚至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整个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因此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上而下地发动群众来接发上属阴暗面，才能把被“走资产阶级道路的当权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
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也是为了抵御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图谋，防止国内资本主义复辟。
既然毛泽东的认识思想出现了错误，当然其他人应该可以看出来，帮助他改正思想或通过民主制进行集体领导，纠正错误，应该可以避免这个严重的错误，为什么还会发生呢？因为当时的民主制已经遭到破坏，这应该算是毛泽东的过错，在中国共产党面临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任务需要特别谨慎的时候，毛泽东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临驾驭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体制不断受到剥削抑制破坏。例如一九五八年一月和三月，毛泽东先后在广西南宁和四川成都组织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错误的改变了中共八大正确的在经济建设上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严厉批判反冒进，一些坚持的中央领导人被迫在会议上作了检讨。这些做法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为何仅凭一人之力就能任意更改中共八大的方针，而且能是一些中央领导人被迫在会上作了检讨，因为他已经能够独断专横了，他就如古代的皇帝，封建君主，一个人说得算，这就是为何仅凭一人之力就可以发动
文化大革命。而且狂傲不听取别人的意见，和自己意见不相符时就认为反对而加以排斥，打压迫害他们，这同时也说明官僚思想严重独揽大权，扩大自己的权力不断打击异己。
又如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着重指出“大跃进”存在的严重问题和突出矛盾，认为这些矛盾的性质“是具有政治性的”；犯错误的官员主观原因，一是“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二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7月23日，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讲话，错误的对彭德怀的信作了尖锐的批评，认为这代表了党内外的右倾势力对“三面红旗”的猖獗进攻。8月2日至16日，毛泽东在庐山主持召开中共八大八中全会，作出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随后在全党范围开展了“反右倾”斗争。这个例子也可以说明毛泽东破坏民主集体领导制，加强个人主义，因为仅凭他一人就把彭德怀搞倒，可见他的权力有多大。
再如，1975年邓小平着手对各个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随着整顿的深入发展，逐渐涉及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及政策本身，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1975年发动了所谓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这也可以说明他的个人主义。
以上都是讲个人对文化大革命的起因的影响，下面简单来谈谈在文化大革命起因中社会的影响。
在文化大革命未发生之前，社会上已经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现象，比如说官僚主义盛行，出现大跃进运动，社会主义中的左倾和反右倾运动等，这些事情势必会对以后工作带来严重的隐患。现在我就
这个社会问题举几个小的例子。
先说说官僚主义，官僚主义思想已有了几千年的 历史了，在中国人的心中已经扎了根，可以说这种观念在中国根深蒂固，很难清除，这也就是为何一些共产党对官僚主义的做作风，当然也包括后期的毛泽东，其实毛泽东也知道这些，所以在1957年4月27日进行了整风运动，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等。但由这场整风运动引发了反右派斗争，这是下面我要讲的。1957年10月至11月，召开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开始改变党的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当前国内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的矛盾，这导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到1958年结束时，全国划定的右派分子达55万，其中绝大多数属于错划，许多党内的干部及知识分子，由此受到长期的压制和打击。这是左思想没有处理好。最后再讲讲大跃进的左思想问题，也许有人疑惑这与文革起因有何联系吗？而且上面讲到的看起来与文革起因没有什么联系，这就不对了文革起因就是没有处理好左倾思想，这些都与左倾思想有关，总的来说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的“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中尚未得到彻底纠正，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后来又发展成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
1963年至1965年间，中共中央领导进行了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一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
定作用，但由于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后者是阶级斗争的党内反映，在一九六四年下半年使不少干部受到了不应有的打击，1965年初又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的“党内走资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念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知识分子的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表了愈来愈多的“左”的偏差，并且在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总体来说，文化大革命的起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个人原因，也有社会原因，同时也有主观与客观原因。以上主要从个人和社会方面谈谈我对文化大革命的起因看法。仅代表本人观点。
剖析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二)
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分析 论文
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分析
计科系0802班 吴士明 学号：2008011730
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有关知识了解并不多，因为跟文化大革命有关的书或史材并不多，只能根据《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这本书简要发表一下自己鄙陋的见解：主要是谈谈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下面就谈谈我的看法。
就文化大革命的起因来说，我从个人和社会两方面进行分析。
先从个人说起，那应该是毛泽东了，因为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1966年8月1日至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并在全会上印发《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再次发动。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方针⑴。从这简短的文字可以看出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也是众人皆知的事，也是不争的事实。
为什么他要发动文化的革命的呢？
那是因为他的认识思想出现了错误，错误的思想指导了错误的行动，这就不足为怪了。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支配下，毛泽东对当时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以及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作出严重的错误估计，甚至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整个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因此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上而下地发动群众来接发上属阴暗面，才能把被“走资产阶级道路的当权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也是为了抵御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图谋，防止国内资本主义复辟。
既然毛泽东的认识思想出现了错误，当然其他人应该可以看出来，帮助他改正思想或通过民主制进行集体领导，纠正错误，应该可以避免这个严重的错误，为什么还会发生呢？因为当时的民主制已经遭到破坏，这应该算是毛泽东的过错，在中国共产党面临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任务需要特别谨慎的时候，毛泽东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临驾驭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体制不断受到剥削抑制破坏。例如一九五八年一月和三月，毛泽东先后在广西南宁和四川成都组织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错误的改变了中共八大正确的在经济建设上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严厉批判反冒进，一些坚持的中央领导人被迫在会议上作了检讨。这些做法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为何仅凭一人之力就能任意更改中共八大的方针，而且能是一些中央领导人被迫在会上作了检讨，因为他已经能够独断专横了，他就如古代的皇帝，封建君主，一个人说得算，这就是为何仅凭一人之力就可以发动文化大革命。而且狂傲不听取别人的意见，和自己意见不相符时就认为反对而加以排斥，打压迫害他们，这同时也说明官僚思想严重独揽大权，扩大自己的权力不断打击异己。
又如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着重指出“大跃进”存在的严重问题和突出矛盾，认为这些矛盾的性质“是具有政治性的”；犯错误的官员主观原因，一是“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二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7月23日，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讲话，错误的对彭德怀的信作了尖锐的批评，认为这代表了党内外的右倾势力对“三面红旗”的猖獗进攻。8月2日至16日，毛泽东在庐山主持召开中共八大八中全会，作出了《关于
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随后在全党范围开展了“反右倾”斗争。这个例子也可以说明毛泽东破坏民主集体领导制，加强个人主义，因为仅凭他一人就把彭德怀搞倒，可见他的权力有多大。【剖析文化大革命的原因】
再如，1975年邓小平着手对各个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随着整顿的深入发展，逐渐涉
及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及政策本身，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1975年发动了所谓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这也可以说明他的个人主义。
以上都是讲个人对文化大革命的起因的影响，下面简单来谈谈在文化大革命起因中社会
的影响。
在文化大革命未发生之前，社会上已经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现象，比如说官僚主义盛行，
出现大跃进运动，社会主义中的左倾和反右倾运动等，这些事情势必会对以后工作带来严重的隐患。现在我就这个社会问题举几个小的例子。【剖析文化大革命的原因】
先说说官僚主义，官僚主义思想已有了几千年的 历史了，在中国人的心中已经扎了根，
可以说这种观念在中国根深蒂固，很难清除，这也就是为何一些共产党对官僚主义的做作风，当然也包括后期的毛泽东，其实毛泽东也知道这些，所以在1957年4月27日进行了整风运动，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等。但由这场整风运动引发了反右派斗争，这是下面我要讲的。1957年10月至11月，召开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开始改变党的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当前国内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的矛盾，这导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到1958年结束时，全国划定的右派分子达55万，其中绝大多数属于错划，许多党内的干部及知识分子，由此受到长期的压制和打击。这是左思想没有处理好。最后再讲讲大跃进的左思想问题，也许有人疑惑这与文革起因有何联系吗？而且上面讲到的看起来与文革起因没有什么联系，这就不对了文革起因就是没有处理好左倾思想，这些都与左倾思想有关，总的来说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的“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中尚未得到彻底纠正，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后来又发展成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
1963年至1965年间，中共中央领导进行了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一运动虽然对于
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后者是阶级斗争的党内反映，在一九六四年下半年使不少干部受到了不应有的打击，1965年初又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的“党内走资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念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
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知识分子的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表了愈来愈多的“左”的偏差，并且在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总体来说，文化大革命的起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个人原因，也有社会原因，同时也有
主观与客观原因。以上主要从个人和社会方面谈谈我对文化大革命的起因看法。仅代表本人观点。
剖析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三)
文革发生的原因及教训
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及其教训
八届十中全会之后，随着城乡“四清”运动的开展，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思想指导下，文化领域的大批判不断升级，特别是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更具有明显的政治斗争性质，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先导，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历史教训。有人说，文化大革命是迄今为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最严重的一场灾难，而对这出当代历史上大戏开演的原因分析了解，它的爆发不是偶然的，是各方面原因作用的结果，有个人因素，也离不开他人推波助澜，更离不开当时国内外环境的影响。
随着国内农村“四清”、城市“五反”运动的发动，毛泽东对文艺界的问题看得越来越重了。
1、文化领域的大批判，虽然从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就已经逐渐展开，但在全国大规模地展开，还是毛主席做出两个批示之后。
第一个批示写在中央宣传部1963年12月9日编印的《文艺情况汇报》第116号。第二个批示写在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上。毛主席的这两个批示，对我国的文学艺术界，对文联所属各个协会和他们掌握的大多数刊物，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应该说，我国的文学艺术，当时确实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毛主席的批判把问题看得过于严重了。总的来说，我国文艺队伍是好的，各个文艺部门的成就是巨大的、主要的。然而，毛主席对“修正主义上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看得过于重要，两个批示对各个文艺部门和建国以来的文艺工作基本上采取了否定的态度。而采取这种态度，必然导致否定一切、横扫一切的“左”的错误。
2、康生、江青等人起始作俑者或推波助澜的极坏作用。
两个批示的做出，江青、康生等人为达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对文艺界的问题肆意加以渲染和夸大。
1961年前后，康生、江青曾极力从“右”的方面干扰文艺调整工作，强迫一些剧团演出久已禁播、停演的戏给他们看，在社会上造成很坏的影响。这时，他们又换了一副“左”的面孔，对文艺界特别是戏剧、电影等进行全盘否定。他们的这些言论，对毛主席对文艺工作的看法，认为文艺界已滑到修正主义的边缘，不能不有所影响。
3、直接原因——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
从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始，文化领域的大批判进入新阶段。
需要指出的是，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是江青等人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精心策划的。这样，经过康生的“发明”，毛主席的肯定，《海瑞罢官》这出戏，不仅成了所谓地主、资产阶级和一切牛鬼蛇神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而是升级为所谓直接代表彭德怀等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严重政治问题了。由批判吴晗发展到批判“三家村”，更发展到批判全国各地的“黑店”、“黑帮”。后来，这些分歧直接导致了《二月提纲》和《五。一六通知》的产生。“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横扫牛鬼蛇神”的“文化大革命”也就由此引发了。 4、20世纪6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和我国周边局势处于剧烈的动荡变化之中，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美国队越南的侵略不断扩大升级。这种两面夹击的态势增加了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复辟的危机感和紧迫感。
“文化大革命”前这场文化领域的大批判，导致了十年动乱，后果是及其严重的。回顾这场批判运动，我们从中应该得到一些什么教训呢？我觉得主要应该从如何正确处理好政治任务和文化工作的关系，如何按照文化事业本身的规律和特点领导文化工作上来总结经验、吸取教训。
1、 周总理1961年曾明确讲过：“文艺同工农生产一样，有它客观的发展规律”，要按照它
的规律办事。文化虽然是政治、经济等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应，是为政治、经济等服务的，但又反作用政治和经济，是存在相对的独立性和发展规律。只有充分尊重他们的劳动和成果，充分发挥他们的创造性，才能促进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如果采取简单粗暴的压制办法，那是不会有像样的文艺创作的，更不要说出现伟大的作品了。
2、 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防止、排除“左”的“右”的和其他各种错误东西的干扰，
仍是我们在推进文化事业的发展过程中需要经常注意和解决的一项重要任务。
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的重要讲话中讲得好：“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 “右”可能葬送社会主义，“左”可能葬送社会主义，………..”只要我们深刻理解邓小平同志这一指示的深刻意义，始终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坚持按照文化事业的客观规律以及反映这种规律的党的一系列正确方针办事，我们就一定能够不断开创中国文化事业发展的新局面，不断创造出无愧于我们伟大时代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丰硕成果。
总得来说，历史是复杂的。文化大革命作为当代中国历史链条上的重要一环，除了它直接带来的历史灾难之外，还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教训和收获。其中对国际事件和形势的错误领悟与回应，造成对国内党内矛盾的错误估量与处理，值得我们深刻反省，以指导我们在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新的国际局势中把握好每一环节和因素，早日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剖析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四)
文革时期我国广告活动状况及其原因分析
摘 要：“文革”为我国历史上的一段特殊时期，彼时，广告业的发展也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广告内容有著浓重的政治色彩，政治广告激增；商业广告剧烈减少甚至一度消失；文化广告形式、内容丰富多样。同时，广告传播内容和方式的变化，直接反映出这期间我国社会环境所面临的重大变革，文中从政治、经济、广告人才和传播媒介方面去探讨原因。 关键词：文化大革命；广告；变革
中图分类号：F71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06-0046-02
作为政治经济的晴雨表，广告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当商业周期处于上升期时，广告可以发挥对经济的推动力的作用；当商业周期处于下降期时，广告又可以通过鼓励消费从而发挥经济稳定性作用。当然，如果经济发展收到某些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时，广告活动也会遭到打击破坏，甚至产生变异。
既然透过广告可以窥视社会一角，那么社会的发展也会对广告的发展产生影响。1966——1976年，中国社会经历了10年“文化大革命”这一特殊阶段。历史学者的研究工作一般都是从搜集阅读历史资料开始的，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叙述阐释。迄今为止，“文革”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但“文革”的研究却依然步履艰难，资料的缺乏就是原因之一。王瑶曾说：“一切在历史上出现过的文学现象，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与不同程度的研究价值”，“有不少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作用，但本身在艺术上并不具有生命力的作品，也自有它之所以如此的时代和社会的原因，而阐发这些史实的关联，却正是一个研究文学史的人底最重要的职责。[1]”广告史也不例外。
当时的中国工商业几乎停顿，国民经济也到了快要崩溃的边缘。在高度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市场上商品奇缺，日常生活用品凭票供应，生产资料由国家统一调度。商品经济被斥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而加以摒弃。本文旨在对“文革”时期的广告发展状况进行研究，探讨该状况产生的原因，也通过“文革”时期的广告去了解当时的现实社会生活情况。
1959年，我国开始讨论社会主义广告的相关问题，并首次对社会主义广告做出定义，指出广告是通过美术的表现手法，向受众介绍商业相关知识，并指导人们的基本消费。广告，应当起到促进城乡的物质交流、商品生产，并且能够提高社会经济文化的重要作用，这就是当时社会的广告观。
随着计划经济的高度发展，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单一封闭的计划供应体系中，加之生产受到“革命”的冲击，社会物资的供需已经是供不应求的时候，商业广告的作用便消失了。特别是“左”的思想路线的泛滥，广告越来越被看成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文革的开始使广告业务几乎完全停滞只剩下样板戏和电影广告等文化广告。虽然不能说那社会动荡、经济面临崩溃的十年没有广告，但是说，没有了广告经营是千真万确的。工商广告在中国逐渐消失了。
一、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在广告发展的最初阶段，经济促成广告的成长，并且，广告是“自由企业体制”的标志之一。我们现在的经济是建立在“自由竞争”的基础之上，然而， “高度集中”一直是我国在没有改革开放前，经济发展的关键词。
解放后，我国的国民经济有了改善，但是，不断增长的国民经济遭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打击。文革开始之后，我们国家执行严格的计划经济政策，形成了低消费、高积累的市场经济结构。这些举措直接影响了我国商业的发展，使得广告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广告业遭遇了严重的摧残。
建国以来，我国都在实行计划供应以及统购统销政策，“文革”期间，企业也根据领导所发排的指标进行生产。生产完了之后直接交给国家计划部门、政府部门。企业不需要推销、不需要面向市场——整个市场就是一个短缺经济。商业广告作为产品的宣传手段，在此基础上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所以，商业广告骤减。在60年代，消费品广告市场萎缩得很厉害，在政治制度的导向下，甚至一度退出了流通领域；到了70年代，情况更加恶化。计划经济的进一步强化，企业纷纷丧失了经营的自主权，从生产到市场，整个“自我循环”过程完成了。原本市场当中的生产资料广告，在此背景下，虽然没有收到任何政治意识形态的批判，但不再有市场的需要，也渐渐地从人们的视线里消失了。
如此快速并大幅度的广告市场萎缩，还可以从当时的《人民日报》得以窥见。《人民日报》在文革期间，广告费的减少、消费品广告比重的下降的数据都有详细的记载。50年代初期，《人民日报》每年平均的广告费收入为33万元，文革前则降至13万元。在该报的广告版面上，50年代至60年代初，面向个人的消费品如药品、化妆品、衣料等占据了相当的广告版面，进入60年代，这类广告急剧减少。1964年以后，基本上是生产资料广告和文化类广告[2]。
另外，笔者从其他的统计资料当中了解到：1953～1978年，国民经济消费水平持续下降，与之对应，生产性积累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人均消费水准受到“计划”的牵制，增长速度非常缓慢。文革十年，中国民众养成的“滞后型消费”的习惯直接导致广告市场遭遇滑铁卢。
二、“人民跟着主席走！”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口号[3]。“破四旧”忽视了中共原本意义上对思想文化的破旧立新。首先，红卫兵给老字号商店、学校、工厂、街道等公共场所都改成像“红卫战校”这样的革命名称；其次，揪斗学者、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暴力行为成风。
传统商店招牌和牌匾、对联、门面的画饰以及广告、霓虹灯等都被看作是“四旧”而统统砸烂，一律改换为“工农兵”、“革命”、“文革”、“红旗”、“红卫”、“东方红”等有政治含义字样的新招牌以及“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之类的对联。
据商业部统计，上海商业局的八个公司共有3700家零售店，不得不改换招牌的就有3000家。它们所更换的新名称多为 “红卫”、“红旗”等，严重重复。除了更名之外，商店的橱窗广告，由陈列产品改为陈列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著作，还有类似“人民跟着主席走！”这样的红色标语。广大顾客在满街满目的进步氛围里，辨别不清各家商店的经营项目，给人们购买日常生活用品增加了麻烦[4]。此时，在人们的思维里，广告成了“资本主义的产物”、“崇洋媚外的舶来品”及“资本主义腐朽和浪费的表现”，被强烈压制。因此，“文化大革命”时期，部分报刊广告工作停滞，广告部门被取消，但是作为信息传播的媒体，报刊广告行为仍然存在以公告类广告（国家的政策信息）为主。 愚昧与偏见让人们认为广告不仅是多余的东西，更是资本主义的“毒草”，以至于，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几年中，全国上下仍然对广告持有否定的态度。
三、媒介缺失和人才断层
广告传播媒体在“文革”当中遭到了严重冲击，杂志、报纸、图书的出版数量大幅度下滑。据记载，1965年全国出版图书共20143种，杂志共700种，报纸共343种。到1970年，图书下降到4889种，减少了15254种，杂志共21种，减少了769种；报纸共42种，减少了301种。广播广告也遭到冲击[5]。从1957年开始，举国上下所提倡的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使得国内一家又一家广播电台停止了广告项目经营，到了“文革”时期，电台广告被彻底取消。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由于大学不招生，工厂不招工，商业和服务行业也不能发展，城市初中、高中毕业生既不能升学，也无法分配工作。1968年，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中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全国立即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6]。“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广大的知识青年发配到农村或者边疆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参加各种各样的农业生产劳动。
然而，这些都是文革期间城镇就业压力逼迫出来的，也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产物。大批青年失去了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造成人才的断层，也埋没了许多人才，对于知识是极大的浪费。对广告行业来说，广告创作人才的缺失也是当时广告业萧条的原因之一。
四、黯淡中的色彩
市场经济受到了压制，宣传更多地作为喉舌为政治和信仰服务。在这一时期，大量以“文革”为内容的政治广告出现，主要以墙体、墙报、广播、报纸、年画、年历等，几乎各种形式的广告都成为当时的大宣传阵地，几乎所有和广告宣传有关的艺术形式都得到了应用。“大字报”这种特殊的政治广告形式在“文革”宣传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当时各种画种都被“文革”宣传所利用，特别是漫画在“文革”期间大量出现在广告作品之中。政治宣传画和大字报进入了全盛时期，虽然不为经济服务，但作为宣传手段，特别是对于人们思维构成和思考方式的影响，却绝对不亚于现今的商业广告。对我国的广告艺术发展有一定的推动力。另外，“样板戏”这类的宣传模式，促进了文化类广告的兴盛和发展。
样板戏在周遭紧张严酷的氛围里，形成了其独有的艺术形态：首先，具有戏曲表演的完整性，这也是戏剧传统的延续；另外，对电影手段的运用。这是在保持舞台表演特点的前提下进行的，“采用镜头的运动、角度的变化和景别的选择等手段，……丰富画面的层次和造成主次分明、重点突出的效果”，以期突出“工农兵的高大形象统治舞台的鲜明的无产阶级党性原则和在音乐、舞蹈等方面推陈出新的艺术成就”[7]。
五、结 语
我们的许多愿望都是出于情感的、社会的或心理的，而不是功能性的。我们向外界表明自己是或者希望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一种办法就是通过我们所购买的或展示的产品。 广告，它物化地表现为承载人类思想或信息的不同文本形式。它使人把产品与自己所希望的形象挂钩，给他们提供了满足这些心理需求与达到这些愿望的机会。
所以，在1976年10月，党中央采取果断措施结束了“文化大革命”。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定我党的工作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人们的思想观念得到了拓展，广告也有了迅猛的发展，媒体形式逐渐增加，从业人员也大幅增长，中国广告业迎来了真正的春天。
参考文献：
[1] 钱理群.返观与重构——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2] 黄升民.广告的消失和复苏[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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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北京电影制片厂智取威虎山摄制组.还原舞台 高于舞台[J].红旗，19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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