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中国职业教育的历程(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职业教育观的变迁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职业教育观的变迁研究
［摘要］职业教育观的内涵是某个特定的主体对职业教育形成的一种意识形态的集合。这种意识形态至少包括了对职业教育宏观环境、教学层面和学生层面三个方面的内容。同时它是由两个维度形成的循环，即社会精英和社会大众的磨合，及观念、制度和器物之间的循序渐进。基于这样的理论框架，笔者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职业教育观的变迁进行了研究。
［关键词］“观念—制度—器物”；职业教育观；改革开放
与普通教育相比，职业教育在中国的起步并不算晚，但发展道路却更加坎坷，正如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在2002年的一篇文章中所写：“现代职业教育引入我国已经130多年了，其发端比普通教育还早，但步骤之艰难，远甚于普通教育。”回顾改革开放30多年的职业教育发展历程，起伏跌宕，波澜壮阔，职教事业成就之大，总体趋势之好，体制改革之深，都是史无前例的。期间，有过迟疑，而更多的是坚持和奋进；有过低谷而更多的是蒸蒸日上；有过愿望良好后果失意的教训，更多的则是正确有力的引领和推进。对于过去的一切，当我们以客观的、务实而非虚妄的、为了更好的未来而非拘泥旧事不放的态度，进行回顾、思考、反省、总结之后，渴望成为今天和明天的宝贵财富，在此基础上展望未来中国的职业教育，必将更加壮志凌云，信心百倍。然而所有的这些，都需要建立在对历史事实准确无误的了解和掌握的前提之下。
1基于“观念—制度—器物”对职业教育观的变迁研究自20世纪初期以来，经过凯兴斯泰纳、杜威等教育家的努力，职业教育逐渐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此时期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确立了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更加明确地提出了其研究对象和独特的研究方法，一批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也相继出现。这种大的背景环境对于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与经济社会联系紧密的职业教育被提到重要议事日程，职业教育相关决策相继出台，职业教育事业得到大力发展，新时期的职业教育学应运而生。面对贫瘠的职业教育观理论，中国职业教育随着对普通教育的依附和对国外职业教育模式的借鉴，艰难展开。
改革开放后的几年间，尽管国家对发展和改革进行了必要的调整，但是，就整个教育而言，最大的弊端，乃是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僵化模式。在教育结构上，高等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设置比例严重不合理；片面强调高等教育，轻视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十分薄弱。就在这样一种情况下，1985年5月17日，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重要举措，我国职业教育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得到改善，职业教育有了长足发展。在此阶段，职业技术教育的研究机构逐步建立，以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和地方职教学会以及高校研究所为代表的职教学术机构在职业技术教育研究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一大批职教理论研究工作者深入实际，结合中国国情，借鉴西方职教发展成功的经验，进行了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技术教育的深入研究和探索，有力地推动了职业教育原理研究的发展。
改革开放后中国职业教育的历程(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及对我们的启示
【改革开放后中国职业教育的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及对我们的启示 摘要:改革开放三十年是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政策制定、调整和完善较为集中的一个时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对于我高等国职教育的健康、持续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和保障作用，为此很有必要就这一阶段的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做一些总结以总结经验教训促进高等职业教育的更好更快发展。
关键词： 职业教育 发展 不足 启示
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在我国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但是很多人对于高等职业教育还不是很清楚，在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经历了哪些阶段？很多专家学者对于高等职业教育政策历史进程进行了探究和阶段划分，代表性的观点有四阶段和三阶段说，我们以为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政策的历史进程可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酝酿起步阶段1979 年1991年。这一阶段政策的主要标志是职业大学及其相关政策的产生与发展。【改革开放后中国职业教育的历程】
第二阶段：积极探索阶段是1992 年 1995年。这一阶段的标志是三改一补政策的产生、调整和完善[1]。
第三阶段：快速推进阶段1996 年1999年。主要标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的颁布实施、六路大军办高职政策及三不一高政策的出台。
第四阶段：深入发展期2000年2004年。在这一阶段的政策导向是探索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具体措施，制定高等职业学校的设置
标准，开展高等职业教育的评估工作。
第五阶段：稳定完善阶段2005年至今。这一阶段的主要标志是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的政策制定与实施[2]。
上面五个阶段中体现了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断改革与进步，制度越来越完善，体质越来越健全。但其中还是出现了很多问题：
一、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受制约
（一）国家对高等职业教育的投入尚未能满足当前职业教育发展的需要。1、国家对职业教育经费投入较少，职业院校办学条件普遍不好。
2、教学资源投放不合理，教育不公。
（二）教学模式、内容有待提高。1、传统教学模式不能体现职业教育的特点。2、高等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沟通不畅，中、高职课程脱节。
3、课程改革困难
二、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缓慢
（一）经济欠发达地区主要在农村，这些地区高等职业学校发展规模不能完全满足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根据调查显示，我国农村地区高等职业学校在数量或规模方面对社会的满足程度偏小，在整个农村教育体系的比重不够，还需要加强农村教育结构的的调整[3]。 （二）经济欠发达地区高等职业学校办学条件、水平相对经济发达地区高等职业学校较差。1.经费缺乏，制约经济欠发达地区高等学校办学条件的关键因素是缺乏经费。大多数地方政府重点将教育经费投给普通高中，而职业学校办学经费没有一个稳定的来源，致使专业实验
室条件简陋，这对教学质量的提高有很大影响[4]。2.农村的职业学校的专业设置偏差，目前有一些农村职业学校没有认真研究全国特别是农村市场，未能主动适应弄寻需要，没有及时调整专业设置和方向，使之与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劳动力流向大体一致，而是单纯的、盲目的跟形式，争相开设一些“热门”专业，有的地市财会类学生占40%以上，造成专业趋同，供需脱节，人才结构性过剩，质量也难以保证。
3.农村职业学校招生困难，毕业生就业状况不大理想。
三、高等职业教育吸引力不足
（一）职业学校学费普遍较高，教师工资待遇低。职业学校的经费不足，许多办学设施经费需要从学费里获得，所以学费普遍较高，使得家庭条件较差的学生没条件上学。经费不足也影响了教师队伍建设， 导致教师队伍数量不足，结构不合理。
（二）受传统观念影响。由于受“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影响，加之普通高中、大学扩招，大部分学生家长认为追求高学历更能在社会站住脚，职业学校是高等学校录取剩下的学生，分数低、学习不好„„这样的观念，这样的评价标准，直接导致了职业教育受歧视的结果。 （三）职业学校学风、秩序较差。大部分进入职业学校学习是对学习不感兴趣但动手能力较强，活泼好动，又处于个人心理发展叛逆期的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在学校也只为了混文凭，管理起来不容易，学生旷课、打架、早恋问题相对普通学校较严重。
（四）职业教育的管理体制不顺畅。
四、校企合作不明显，企业积极性不高，学生学习困难
企业的积极性不高，主要原因是《职业教育法》中企业与学校责、权、利不明确，企业只有义务和责任而没有利益。且这部法律内容不完善，可执行性不高，缺乏应有的确定性、规范性、严肃性和权威性，对依法发展职业教育的积极意义显然不够。国家对企业支持职业教育的税收优惠和经费补偿政策也不够完善。企业接收职业学校的学生、教师实习，需要配备专门的指导教师，工作的质和量可能会受影响，有些企业还要承担学生因技术不熟练而损坏机器设备或发生安全事故等风险。所以许多企业对支持职业教育不热心，不欢迎学生实习，使学生实习比较困难。有些学校由于联系不到实习企业，只好省掉了学生到企业顶岗实习的环节，只能按照传统的教学方式，使得教学质量得不到提高。
为此我们认为应当从以下及方面着手对我国的职业教育之路进行探讨:
（一）人才培养方案应当要关注学生的未来发展与学习，为终身学习奠定理论基础. 知识经济时代是职业和岗位变动更加频繁的时代。许多传统的职业在社会上消失，同时新的职业不断涌现，促使大量的劳动者从没落的生产领域转移到新兴的生产领域，因而吸收新知识和学习新技术已经成为现代生产队从业人员的客观要求。因此高等职业教育应该更加关注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关注学社职业素养、社会能力的培养，为学生的终身学习打下良好基础。
（二）高等职业教育应重视学生关键能力的培养，近年来，在职业教育中发展关键能力的问题已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关注。英、美、德、加
拿大等国都相继提出要把培养关键能力作为今后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目标[ 5]。
（三）重视高等职业教育学生的创业教育, 随着就业压力的日益加大，解决劳动力特别是学生的就业问题已成为各国的当务之急。随着技术的进步，固定的工资形式的就业岗位呈现减少趋势，因此培养学生的创业能力显得尤为重要。
（四）校企合作将向深层次发展，企业将为学校提供人才培养的要求校企合作、产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既能发挥学校和企业的各自优势，又能共同培养社会与市场需要的人才，是高职院校与企业双赢的模式之一。加强学校与企业的合作，教学与生产的结合，校企双方互相支持、互相渗透、双向介入、优势互补、资源互用、利益共享，是实现高职教育及企业管理现代化、促进生产力发展、加快企业自有人才的学历教育，使教育与生产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五）加大国家对高等职业教育的财政投入，完善高等职业教育立法。要把对高等职业教育的财政投入用到实处，建立健全高等职业教育的法律法规，为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证。规范高等职业教育的学校教学秩序及规范，完善高等职业教育的各种教学形式的顺利进行，规范高等职业教育各种专业的设立防止出现盲目跟风形式。
改革开放后中国职业教育的历程(三)
我国职业教育30年发展历程
我国职业教育政策30年回顾【改革开放后中国职业教育的历程】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职业教育波澜起伏，通过快速发展，初步建立起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了大批高素质技能人才。回顾三十年来职业教育政策的变迁，对于深入认识中国要不要发展职业教育、中国需要发展一个什么样的职业教育、中国应该怎样发展职业教育有着重要意义。
一、我国职业教育政策历史回顾
（一）恢复阶段（ 1978-1984 年）
文革期间，我国整个职业教育体系被破坏，其中，中等教育结构单一化倾向尤为明显。到 1976 年，中等职业学校主要由中专和技校构成，各类中等职业学校（含中师）共计 3710 所，在校生 91 万多人，占高中阶段学生总数的比重由 1965 年的 52.6% 降至 6.1% ,高中阶段普职比为 15.4 ∶ 1 . [1] 因此，本阶段国家职业教育政策重点是改革中等教育结构、发展职业教育、建立职业教育体系。 1 .确立了调整中等教育结构的目标并初见成效。 1978 年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应该考虑扩大农业中学、各种中专、技校的比例。由此，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发展职业教育被提到政策制订的日程上来。 1980 年教育部、国家劳动总局《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以下简称《改革报告》）提出了一系列促进中职教育的倾
斜政策。到 1985 年，高中阶段的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和农业职业高中的在校生分别比 1980 年增长了 26.4% 、
9.1% 和 4.8 倍，总人数达到 415.6 万人。高中阶段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人数占高中阶段学生总数的 35.9% ,比 1980 年提高了 17.2 个百分点。
2 .形成了多部门、多行业共办职业教育的途径与格局。《改革报告》提出，要将一部分普通高中改办为职业（技术）学校、职业中学、农业中学。这项政策的一个明显效果在于，在促使中专、技校数量增长的同时，促成了一种新的中等职业教育机构---由普通中学改办而成的职业高中。 1983 年教育部、劳动人事部、财政部、国家计委联合下发的《关于改革城市中等教育结构、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中等教育结构的改革途径，并提出对教育部门主办的职业教育每年追加一次补助。至此，我国形成了行业企业、劳动等部委、教育部门共同举办中等职业学校的格局。
3. 疏通办学主体渠道，允许社会力量办学。值得注意的是，《改革报告》还强调“，集体和个人也可以办”各种职业（技术）学校，并在以后的政策中得以延续。这一突破对往后的职业教育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一阶段职业教育的恢复发展奠定了新时期职业教育的基础，这个基础也成为我们今天职业教育取得成就的基础。但也存在不足，主要表现在：把发展职业教育的任务主要赋予正规学校；对发展职
业教育必需的外部制度的建构考虑不足；行业参与机制缺失；办学多头并缺乏统一协调；国家能力标准、统一职业资格制度与学历职业教育之间的匹配不完善；在薄弱高中基础上改建的职业高中低标准办学；等等。
（二）发展阶段（ 1985-1996 年）
本阶段从 1985 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颁布至 199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以下简称《职业教育法》）实施，职业教育发展呈现出政府推动、外部驱动、规模发展迅速等特点。 1 .新时期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思路确立。 1985 年《决定》发布，标志着包含职业教育在内的新时期教育发展的思路已经初步形成。《决定》对职业教育的定位、发展路径以及相关政策进一步系统化，提出了“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方针，明确要求各单位招工应优先录用职教毕业生的倾斜政策，并且确定了学校教育从中学阶段开始分流的方针。《决定》肯定了“社会力量办学”，为各种形式的职业教育办学提供了政策基础。《决定》中关于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具有高度的权威性，为新时期职业教育发展确定了基调。这一时阶段职业教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到 1996 年，中等职业学校招生数和在校生数占高中阶段招生数和在校生数的比例分别为 57 . 68% 和 56 . 77% ,达到了新时期的最高点。从 1987-1992 年，职业教育经费
从 0.603 亿元上升到 14.21 亿元，年平均递增 18.7% ,在全国地方教育事业费支出中的比重由 3.05% 提高到 3.65% ;职业教育基本建设投资从 1.27 亿元上升到 736 亿元。 2 .职业教育规模发展和内涵发展并重。 1991 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明确提出职业教育要继续扩大招生规模，使全国中职的在校生人数超过普通高中的在校生人数。在扩大招生的同时，主要走内涵发展的路子。其中包括：（ 1 ）有计划地建设骨干校、示范校。从 1991 年起，推动建设一大批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和省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通过扩大对职业学校的投入来提升职业教育的基础能力。（ 2 ）提出职业学校的师资队伍建设问题。要求制订职业技术教育教师的任职条件，采取措施逐步提高职业技术学校教师的待遇。沿着这一政策方向， 1995 年国家教委、财政部发布了《关于职教师资班学生享受师范生待遇的通知》，其中规定，职教师资班的学生可享受师范生待遇，免收学费，并实行专业奖学金制度，以保障职教师资队伍有稳定的来源。
此外，中职生继续教育通道宣告开通。 1991 年国家教委在《关于推荐应届职业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的有关问题的通知》中明确提出“：推荐报考的职业高中毕业生与普通高中会考合格的考生具有同样的资格和权利，录取时应同样对待。”这一政策打通了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之间的鸿
沟，意义重大。
3 .职业教育办学引入市场机制。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目标确定。 1993 年出台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继续强调职业教育的重要性，首次提出今后职业学校要走依靠行业、企业、事业单位办学和社会各方面联合办学、产教结合的路子。 199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改革的方向，即“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教育内在规律相适应、不同类型教育相互沟通、相互衔接的教育体制。”职业教育举办者主体由原来的政府办学为主、社会力量办学为辅的政策取向转变为主要依靠社会力量办学来支持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逐步在职业教育的招生和就业、教学设施、专业设置和课程等方面逐渐减少政府的计划控制和支持。显然，全国开始了引入市场力量积极参与职业教育发展的探索。
4 .职业教育立法。 1996 年实施的《职业教育法》是职业教育政策发展中的重大事件，它确定了职业教育的法律地位，规定了政府、社会、企业、学校以及个人在职业教育中的义务和权利，明确了职业教育的根本任务、办学体制和管理体制，提出了发展职业教育的方法途径，规定了职业学校的设置标准和进入条件等。虽然该法基本属于“宣言性”立法，但它基于新时期职业教育的经验，特别规定了政府在
改革开放后中国职业教育的历程(四)
走出去:职业教育发展的中国经验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职业教育也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中国职业教育在发展的规模、结构、质量与效益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逐渐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道路，也形成了一批职业教育发展的中国经验。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拥有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更为相似的国情，所以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经验也就显得更有参考与推广价值。 关键词：改革开放；职业教育；发展概况；中国经验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6）13-0034-05
作为早发型现代化国家，发达国家经济起步依靠的主要是物质资源的大规模投资，对劳动力的技术技能水平要求较低，而在经济起飞之后，才逐渐提高了对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视。与此不同，作为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步时期就面临着激烈的世界竞争与巨大的人才压力，即使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人才的技术技能水平要求也不断提高。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技术技能人才的缺乏是制约其发展的重要因素。作为一种以培养技术技能人才为主要任务的教育类型，职业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为了提高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发展中国家对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如何有效提高职业教育的办学水平，就成为摆在发展中国家面前的重大课题。
由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实力、科技水平等方面与发达国家还存在很大差距，盲目地学习发达国家的职业教育发展经验，并不一定适合本国职业教育的长远发展。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水平也得到了巨大提升，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经验。同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更为相似，因此，中国经验对于发展中国家职业教育发展而言就显得更具借鉴意义。如今，在“走出去”战略指引下，同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理应承担起更多的国际责任，这样不但可以为发展中国家的职业教育发展提供教育援助，从而帮助其培养更多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而且可以传播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提高中国职业教育的国际化水平，进而起到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作用。
一、三十多年来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成绩
职业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是我国实现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的基础性工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长期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办学方针，坚持走职业教育特色发展道路，为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输送了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型人才。有学者认为，对教育评判的依据就是根据教育规模的大小（能否满足我的需要）、教育构成的合理性（是否符合我的选择）、教育的质量水平（能否如我所愿）、教育的功能发挥（是否能为社会集团或个人带来收益），即从教育的规模、结构、质量和效益四个方面对其作出评判[1]。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概况进行评判，也不外乎以上四个方面。回顾三十多年的职业教育发展历程，中国职业教育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从规模上来看，职业教育规模迅速扩张，满足了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职业教育需求。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规模十分有限，难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职业教育人才的需求。数据表明，1978年我国仅有中等职业学校4700多所，当年招生70.4万人，仅占高中阶段招生总数的6.1%，在校生仅有130万人[2]。而到了2014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共有1.19万所，招生619.76万人，占高中阶段招生总数的43.8%，在校生1755.28万人，毕业生622.95万人；全国高职院校数量也已达1327所，招生人数达300余万人，在校生平均规模达6057人。就数量而言，我国现有的职业教育规模已经十分庞大，而且职业教育的规模与普通教育相比已旗鼓相当，初步实现了普职比例大体相当的目标，也大大加快了高中阶段教育普及以及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除此之外，依托学校、行业、企业等开展的各种形式的职业培训，每年累计培训达1.6亿人次之多。
从结构上看，职业教育结构不断优化，初步形成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我国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主要包括学历职业教育与职业培训。其中，学历职业教育是我国职业教育的主流，包括初等、中等和高等三个层次，分别由初等职业学校、中等职业学校和高等职业学校承担人才培养任务。长期以来，我国的职业教育仅限于专科层次，但这一尴尬局面终将被打破，国务院已经下发文件引导一批普通本科转型发展应用型本科，实质上就是发展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在不久的将来，职业教育有望拓展到研究生层次，最终架构起职业教育人才成长的“立交桥”。
从质量上来看，职业教育质量不断提升，社会认可度不断提高。教育质量是职业教育发展的“生命线”，也是职业教育能否获得社会认可的重要标准。三十多年来，我国不断推进职业教育改革，尤其是最近一些年来，职业教育质量已经有了显著提高。以近四年高职毕业生发展状况为例，高职毕业生就业率稳中有升，从2011届的89.6%上升到2014届的91.5%；高职毕业生三年后月收入明显增长，2011届高职毕业生毕业三年后月收入为4812元，比毕业半年时月收入增加了2330元，增幅达94%，而且，高职毕业生毕业半年后月收入与本科毕业生的差距在逐渐缩小，2011届到2014届高职毕业生与本科毕业生月收入差距分别为19%、19%、17%、15%；高职毕业生自主创业比例不断增加，2011届高职毕业生自主创业比例仅为2.2%，而2014届高职毕业生创业比例已经达到3.8%，整整增长了1.6个百分点。
从效益上来看，职业教育不仅给受教育者带来了一定的个人收益，而且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效益。研究表明，接受高职教育者比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者的人力资本要高11821.9元，这使得平均寿命为70岁的人持久收入（19～70岁）提高4517.73元；初中毕业生接受中职教育比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者的人力资本要高6634.53元，这使得平均寿命为70岁的人持久收入提高2477.16元[3]。另外，由于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大多来自相对贫困的家庭，各种资助政策不但减轻了受资助者的经济负担，而且促进了社会公平。目前，我国已经全面实施了中职学生免学费政策，中职学生助学金资助标准已达到生均2000元，累计已向中职学生投入962亿元，资助中职学生6820万余人次；高职学生的助学金资助标准则为生均3000元，而且，财政部已经明确指出，到2017年，各地高职院校年生均财政拨款水平应与本科院校标准一致，原则上不低于12000元。 二、三十多年来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经验
（一）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协调运作，提高了整个职业教育体系的运行效率
在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政府与市场始终是两股重要的力量，如何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关乎到整个职业教育体系的运行效率。对于政府与市场在职业教育发展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学术界一直颇有争议。一方观点认为发展职业教育是政府应尽的责任，政府应该在职业教育发展中扮演主要角色；另一方观点则认为由市场主导职业教育发展会更加有利，应该完全实现职业教育发展的市场化。然而，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对职业教育发展而言，政府与市场的选择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二选一问题，而是在某种发展条件下对政府与市场不同组合形式的选择，原因在于政府与市场都是有可能失灵的。因此，在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政府与市场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孰优孰劣之分，要根据具体情况合理使用政府与市场两种调节手段。就此而言，职业教育发展的成功模式主要分为两种，即市场主导型的政府干预和政府主导下的市场调节。对西方发达国家而言，由于其已经建立起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而且有现代化的国家政治制度作保障，所以其职业教育发展大多采用市场主导型的政府干预模式。对我国而言，由于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根本上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且市场机制还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所以，我国的职业教育发展主要采用政府主导下的市场调节模式，这种模式的核心理念就在于通过政府与市场的“多样性聚合”，实现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协调运作。所谓有为政府，就是在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加强政府对职业教育的领导与统筹，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是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经验和根本保障，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职业教育的必然要求[4]。所谓有效市场，就是充分发挥市场在职业教育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根据市场需要改革职业教育的办学体制、招生体制与管理体制等。由于政府主要在宏观层面对资源进行配置，而市场在微观层面对资源进行配置，二者并非作用于同一个领域、同一个层面，因此并不会发生冲突[5]。改革开放以来的职业教育发展实践证明，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协调运作，有力地消除了经济转型、社会变迁所带来的各种瓶颈限制，最大程度地降低了职业教育体系的运营成本与制度损耗，进而提高了整个职业教育体系的运行效率。
（二）立足实际的渐进式职业教育改革路线，保证了职业教育的平稳有序发展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中国所采取的主要是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路线。渐进式改革原本是一个政治学术语，与激进式改革相对，主要用来描述中国各领域改革的总体特征。渐进式改革有其独特的优势所在，正如经济学家科尔奈所言：“中国发展最具吸引力、最具示范意义的特征之一就是它的试验性。任何重大的改变通常都是先以地方性的创见出现，之后会得到较高层领导人的关注和支持，如果觉得它们真的行之有效，才会向全国推广。”此外，渐进式改革这种逐步推进、分步到位的改革方式，有利于保持社会的稳定性，避免因改革带来社会的过度震动或者混乱，同时有利于将利益冲突控制在社会大多数公众可接受的范围之内。中国的改革是一次全方位的改革，涉及到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职业教育领域当然也不例外。具体而言，渐进式职业教育改革路线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以体制外改革的方式实现职业教育的多元办学格局。所谓体制外改革是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在大力发展公办职业教育的同时，引导社会各类办学主体以独资、合资、合作等形式举办民办职业教育，允许以资本、技术、知识等生产要素参与职业教育办学，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股份制职业院校。这种坚实基础、拓宽外围的实用型职业教育改革策略，有利于实现职业教育改革总体控制下的有序演进。
二是采取先增量改革、后存量改革的方式，以减少职业教育改革所带来的制度阻力。这种改革方式主要是指在保持原有职业教育基本方针不变的前提下，先通过增量改革的方式推进新型的职业教育制度创新，随着增量改革的不断推进，新型职业教育制度在整个制度体系中所占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后再进行存量改革，即改革旧有的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职业教育制度，最终达到优化整个职业教育制度体系的目的。
三是全面贯彻先试点、后推广的改革理念，以有效规避或降低职业教育改革所带来的各种风险。这种改革理念主要是指，将改革的范围限定在一定的区域或领域之内，采取建设职业教育改革试验区或者试点学校的方式践行改革的相关内容，在取得一定的实践经验之后，根据试点的实际效果再决定是否在更大范围或者全国范围内推广。如此一来，即使职业教育改革试点不成功，也不会带来太多负面的影响，反而可以为新一轮的职业教育改革提供经验教训。
（三）职业教育国际经验的本土化融合，探索出适合国情的职业教育发展道路
就世界范围来看，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日益呈现出两种互补的发展趋势，即教育全球化和本土化[6]。对职业教育而言，全球化意味着各个国家可以相互借鉴职业教育发展的成功经验，而本土化意味着各个国家要根据本土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发达国家职业教育发展水平大多走在世界的前列。在经历了长期的探索与实践之后，发达国家多数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职业教育制度体系，也积累了比较丰富的职业教育发展经验。相对而言，发展中国家的职业教育由于起步晚、底子薄等原因，发展状况仍然不容乐观，明显处于弱势地位。然而，如果发展中国家善于借鉴学习发达国家的职业教育发展经验，就很有可能将弱势转化为后发优势。需要格外注意的是，发展中国家不能盲目地借鉴发达国家的职业教育发展经验，否则就会出现“南橘北枳”的现象，因为发达国家的职业教育发展道路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或适用条件，而且通常需要相应的支持系统来保持其体系的正常运转。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充分结合本国的国情，将职业教育发展的国际经验与本土特色融合在一起，即将国际经验“化入”本土的职业教育改革实践中去，探索出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职业教育发展道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职业教育发展也曾走了不少弯路，可以发现，盲目照搬西方职业教育发展道路的做法是行不通的，经过不懈地探索，中国最终形成了既有国际化色彩又有本土化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道路。实践证明，职业教育国际经验的本土化融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大体上要经历输入、转化与输出三个环节。在输入环节，主要任务是对浩如烟海的国际职业教育发展经验进行梳理与选择，并将其与我国相似条件下的职业教育发展状况进行比较分析，找到其中值得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借鉴的地方；在转化环节，主要任务是试验性地将国外职业教育发展的一些具体做法应用到我国特定的职业教育发展环境中，反复检验其是否具有一定的效果，以及检查其是否会产生一定的负面效应；在输出环节，主要任务是重新审视职业教育国际经验的本土化融合效果，生发出一种新型的职业教育发展方式，从而最终找到适合我国国情的职业教育发展道路。事实上，我国在国际经验的本土化方面做了不少有益的探索与实践。比如，借鉴国际职业教育经验而开发出的“重庆模式”、“温州模式”，都是一些成功的本土化案例。 （四）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转型的双向互动，提供了职业教育发展的持久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在经历着快速而深刻的经济社会转型。在经济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职业教育也来到了转型的“十字路口”，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被赋予了新的使命，即加速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进程；同时也找到了自身新的发展方向，即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变的需要。其中，促进经济社会转型升级是职业教育的外在功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变是职业教育的内在属性[7]，二者可以被看作是决定与被决定，作用与反作用的辩证关系，这是经济社会转型期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也正是根据这样一条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开展了一系列的职业教育改革实践，大大促进了我国职业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早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邓小平同志就曾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要扩大农业中学、各种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的比例。此后，党和政府多次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特别强调了职业教育在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如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这为职业教育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也为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指明了新的方向。为了适应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需要，亟需职业教育培养大批的高技能人才，同时培养具有智能化操作技术的新型知识工人，以及具有先进技术与知识的新型职业农民。为此，国家先后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等文件，为培养适应经济社会转型的技术技能型人才提供了政策保障。一般来说，为了适应经济社会转型的需要，至少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在办学路径上，要充分发挥多元办学主体的作用，尤其要大力发展民办职业教育；在专业建设上，要依据市场的变化与要求，调整专业结构，使其与产业结构相匹配；在课堂教学上，要注重以工作过程为导向，培养学生的职业迁移能力，善于营造真实的教学情境；在价值观念上，要以培养“完满的职业人”为目标，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并形成完善的人格品质。根据经济社会转型的需要，中国也开展了一系列的职业教育改革。近年来，职业教育的专业结构调整已初见成效，信息技术类、加工制造类、农林牧渔类和财经商贸类专业所对应的行业均为我国人力资源需求旺盛的领域，职业教育专业结构与人力资源需求已经有较高的吻合度[8]。
（五）学校本位的职业教育发展模式，促进了职业教育在短时间内的快速发展
从世界范围来看，由于各个国家或地区在历史条件、社会背景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所以在职业教育发展模式的选择上也有所不同。一般来说，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职业教育体系中，根据学校形态的职业教育所占比例的不同，基本上可以将职业教育的发展模式分为企业本位的职业教育发展模式、“学校―企业”综合的职业教育发展模式、学校本位的职业教育发展模式。根据这一分类标准，日本是典型的企业本位的职业教育发展模式的代表，德国是典型的“学校―企业”综合的职业教育发展模式的代表，而我国则是典型的学校本位职业教育发展模式的代表。日本以企业为本位的职业教育发展模式形成于二战以后，参照美国进行了教育体系的改革，在高中阶段增设了大批综合高中，而减少了职业高中的数量，企业开始在学校教育之后承担起职业教育与培训的任务，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为其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对德国而言，双元制职业教育在其职业教育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它意味着学校和企业共同承担着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任务，这是德国“学校―企业”综合职业教育发展模式形成的根源所在。对我国而言，之所以选择学校本位的职业教育发展模式，有着诸多考虑，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具有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特殊国情。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尽快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而这离不开政府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组织规划，所以由政府出资发展职业教育也就成为必然之举。与此同时，由于我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相比还有很大差异，导致完全根据市场机制调控职业教育的发展几无可能，这就要求政府在其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给予学校职业教育更多的政策保障与经费支持等。除此之外，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建设的积极性仍然比较低，也有不少企业并不具备从事职业教育的条件，虽然国家已经出台了用工准入制度，但其实施环节并不规范，现有的职业教育相关法律法规也未对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责任作出详实具体的规定，以上种种因素造成企业在职业教育中只能处于从属地位。在学校本位职业教育发展模式保障之下，我国职业教育在短时间内获得快速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也为世界所瞩目。如今，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学校本位的职业教育发展模式也发生了细微变化，更加强调政府、学校、企业等多元办学主体在职业教育发展中的作用。
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成就是把先发国家经验和自己国家的国情、发展阶段有机结合的产物，对于与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尤其是与经济发展密切关联的教育类型，在一个国家和地区适合的发展方式未必适合别的国家和地区，这不是否定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在发展职业教育方面的互鉴，而是鼓励在“拿来”的基础上探索适合本国、本地区的发展职业教育之路。这是职业教育发展的中国经验的精髓，也是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应该遵循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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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肖称萍
改革开放后中国职业教育的历程(五)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政策演变探析
摘 要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的制定基本尊重伦理原则与规范，符合职业教育发展规律与社会发展要求。对我国职业教育政策发展实践分析表明，我国职业教育政策制定的伦理属性并未完全践行，在政策制定中缺乏伦理学视阈，不利于科学合理地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对此，应立足全面建成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目标，对我国职业教育政策所蕴含的伦理思想进行实然的分析与理性的历史反思。基于现代职业教育政策制定的立足点，秉持立德树人的职业价值观，树立职业教育公平观，坚守公正与公益的伦理准则，通过对职业教育政策导向、政策实践、政策评价标准的伦理规范，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实现内涵创新式发展。 关键词 职业教育；教育政策；政策伦理学；演变
中图分类号 G7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6）13-0013-06
改革开放至今38年来，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经历了不同时期的问题与挑战，其政策制定紧密伴随着经济、政治、文化对教育变革提出的需求。“十三五”时期已全面到来，纵观与回望我国职业教育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教育政策制定更加科学民主，已初步建成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但就目前而言，我国职业教育在改革发展进程中依旧存在一系列政策制定及选择问题，并主要集中在教育的公平、质量、效率与激发办学活力等方面。
当前我国已将职业教育发展置于国家战略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高度来进行统筹改革。通过完善职业教育制度的顶层设计，增强职业教育政策执行力，体现了“善治”的伦理学思想，这既是指导和推动现代职业教育稳步前进的导向，同时也充分体现了将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与理想与现实的有机融合。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历程表明，教育政策对职业教育的指导与发展意义重大，而科学、有效的教育政策必定离不开教育政策伦理思想的指导。因此，从职业教育政策演变的内在属性出发，以伦理学的视角审视职业教育政策中的伦理价值问题，有助于推动职业教育政策制定的科学化。
一、从教育政策伦理学视角分析职业教育政策演变的意义
基于教育政策伦理具有的历史性和普适性特征，通过政策伦理学的视角来分析不同时期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的价值演变取向，可对未来职业教育政策制定与执行提供一定的启发作用。
（一）窥探出我国职业教育政策价值演变的取向
1.以国家权力为主体、以社会发展为本位并具有浓厚的工具性与功利性色彩
此时期为改革开放初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率先提出改革中等教育结构。同年，国务院颁发《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依此《报告》我国进行了一系列中等职业教育改革[1]。1985年，中共中央颁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85年《决定》）指出：“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并首次提出建立从初级到高级、行业配套、结构合理又能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方针[2]。此阶段我国职业教育改革的重点在办学体制与课程设置两方面，培养目的是通过开设“实用、实际、实效”且满足就业岗位需要的课程“建立一支劳动技术大军”。
从这一时期教育政策文件的出台背景及政策实施的过程来看，政策制定的主体主要是党中央与国家权力机关，发起者和实施者也是国家政府行政部门。从政策出台至政策落实也都是国家权力机构强制实施。学校、企业与社会参与较少。这一时期职业教育政策改革的实质是一种以国家权力主导的强制策略改革[3]。政策制定及执行较少考虑学生个体的职业需求，具有工具性与功利性色彩。
2.权利下放，鼓励多方参与并采取多元化办学模式，逐步重视社会本位与个人本位相融合
本阶段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20世纪80年代我国职业教育改革一直具有计划经济时代的烙印。1985年《决定》的颁行，标志着新中国成立以来形成的高度集中的教育权利的彻底变革。《决定》指出：“除大政方针和宏观规划由中央决定外，具体政策、制度、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以及对学校的领导、管理和检查，责任和权力都交给地方。”“权利下放”是此时期教育体制改革的主旋律。此后党中央开始逐步建立起以中央和地方政府为主导，全社会共同参与职业教育体制改革的新格局。
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指出：“职业技术教育是现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形成全社会兴办多种形式、多层次职业技术教育的局面。”[4]积极倡导在政府指导下联合办学。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职业教育正式进入了有法可依与依法治教的新阶段，对规范和促进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此阶段，我国职业教育体制与法制建设均取得了一定成果。首先，确立了以国家政府为政策制定主体，鼓励社会、企业、学校积极参与的办学机制。其次，在政策观念上，开始逐步强调不同层次和类型的职业教育机构相互衔接。再次，在政策导向上，开始倾向农村、中西部与少数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发展。如1992年国家教委颁行的《关于加强少数民族地区职业技术教育工作的意见》与1998年《关于加强西部地区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意见》等。最后，在政策决策环节，开始积极听取并采纳相关领域专家建议，秉持参与性的决策伦理规范。
总之，此时期我国职业教育政策价值取向，表现为职业教育发展开始主动适应并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需求，政府积极鼓励多方参与并开始寻求与市场之间的利益平衡点，重视在以社会发展为本位的前提下，更多关注个人职业成长的本体需求。
3.确立以科学、内涵发展为本位
2005年，国务院颁发《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从国民教育改革发展的整体战略高度出发，进一步明确发展职业教育的重要地位，最终形成了“义务教育、普通教育、职业教育”三足鼎立的教育格局。自“十二五”时期以来，我国开始着力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从政策上积极推动职业教育教学的深化改革，不断创新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提高职业教育办学管理水平，积极践行创新发展行动。 21世纪以来，我国职业教育取得了巨大发展，这一时期职业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是在以社会本位为基础的前提下，开始逐步提升个人本位并兼顾科学与内涵发展为本位的多元价值取向。
（二）可进一步构建并完善我国现代职业教育政策体系
“十三五教育规划建议”提出了要以提高质量和促进公平作为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从现代化建设的时代需求看，经济社会的快速转型对人才需求产生了根本性变化，职业教育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
首先，在教育政策制定的立足点上，要遵循学生个体差异与成才特点，因材施教。坚持以人为本，立足学生本位，建立起职普深度融合的职教体系。为每一位学生提供最适合的职业教育，积极推进职业教育政策的科学制定。
其次，在教育政策制定的目标上，要促进职业教育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有机结合。“有机结合”指出了职业教育政策制定要遵循教育目的价值与工具价值的统一。其实质是将现代职业教育与社会经济二者之间相互取长补短，确立并形成人才培养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长效机制。
一项合伦理的教育政策，既要考虑到满足不同社会群体成员的教育需求，同时也要保障和实现国家社会发展的需要。要从满足经济建设需求的一元价值目标向同时满足经济发展和人的发展的二元价值目标转变，推动现代职业教育政策走向个体职能和社会职能的实现，并将此作为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出发点。
再次，从职业教育政策制定的原则来看，构建并完善现代职业教育政策体系必须将“以人为本”作为首要原则，这是教育政策自身的道德性要求。在教育政策导向和实践中要体现出公平原则，不分地域、民族、性别、城乡等条件，惠及各个群体并实现对弱势群体的关照，完善多种资助体系，真正体现出政策制定的利益倾向性，通过政策制定与实施实现职业教育的精准扶贫。
最后，在政策执行的监督上，要完善职业教育督导制度，加强社会监督，秉持民主、科学的参与原则。这就要求政策参与各方都要坚持道德理性。适应职业教育发展新常态，把握政策伦理价值的时代新内涵，积极促进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构与深化。
（三）职业教育政策研究的时代呼唤
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历程的实质就是职业教育政策不断调整完善与发展的历史。当前，教育公平和质量问题是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而教育政策是解决教育公平问题的出发点。进一步来说，提升教育质量和促进教育公平属伦理学范畴，且教育政策本身也蕴含着伦理性。在政策领域，任何目标都是从价值意义上来确定和把握的。因此，任何一项政策都具有价值性的特征[5]。
作为公共政策中特殊形态的教育政策，更要密切关注社会转型期不断出现的伦理新问题。基于此，运用伦理学的理论基础和方法对教育政策问题进行探究，以有效解决教育政策涉及的公平性、合理性及公益性等问题。
尤其是在当今经济新常态下社会对职业教育的效率问题更加关注。而“效率”也同样具有时代伦理学的意蕴。通常，教育效率表现在“物质效率”和“道德效率”两方面，其中“道德效率”是保障教育政策公正实现和物质效率达成的指导原则，其意在发挥政策决策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6]。其关注更多的是政策伦理的微观层面，是对政策主体一种伦理德行的要求。
自21世纪以来，我国所颁行的职业教育政策所追求的教育目标是个体权利优先，兼顾社会共同善的价值取向。这既是时代对职业教育应有价值取向的呼唤，也是职业教育政策研究的出发点与落脚点。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政策演变特征
（一）恢复期（1978―1984年）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转型对职业教育政策的制定与推动产生了重大影响。在1978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确立了新时期我国职业教育政策改革的方向。1980年，国务院颁布《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强调加强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实行普通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并举。
这一阶段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特征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中等职业教育政策趋于完善，结构调整与改革初见成效，政策制定具有明确导向性；二是重点强调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的适应性、针对性与专业性，政策制定指向力求实现教育结构与经济结构的相互匹配。
（二）发展完善期（1985―1996年）
在国务院1985年《决定》中，分析了我国职业教育发展薄弱的原因在于：“历史遗留的鄙薄职业技术教育的陈腐观念根深蒂固。”[7]而现代化建设迫切需要受过良好职业培训和接受过教育的劳动者组成的技术大军。所以，要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以致力于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次年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确定了今后一段期间内职业教育的改革任务、工作方针及政策措施。1991年召开第二次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并颁布《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继续强调职业技术教育的战略地位和作用，要求积极贯彻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方针，加强职业技术教育的改革和基本建设。
1993年国务院颁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进一步明确职业教育在现代教育体系中的地位，指出发展职业教育要走产教结合的路子[8]。要形成全社会兴办多种形式和层次的职业技术教育。1996年第三次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明确规定政府、社会、企业、学校及个人在职业教育中的义务和权利，阐明了职业教育的根本任务、办学体制和管理体制，提出了发展职业教育的方法与途径及职业学校的设置标准和进入条件等。此时期我国职业教育政策发展的主要特征有：
第一，通过政策完善构建了完整的职业教育体系。1985年国务院《决定》中明确提出了要逐步建立起一个从初级到高级、行业配套、结构合理又能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肯定了“社会力量办学”为开启多种办学形式奠定了政策基础。本《决定》主要从职业教育体制改革入手，确立了职业教育办学和管理体制，为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了政策导向。 第二，政策制定开始关注教育质量，力求实现办学规模与质量齐发展。1991年国务院颁发《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指出扩大招生规模，制定相应政策稳定中专，深化改革，办出特色，提高质量。要挖掘现有学校潜力，实现学校内涵发展。1995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开展国家及重点职业高级中学评估认定工作的通知》，评出了296所国家重点职业学校。重点职业学校的评估，体现了国家从政策层面将职业教育办学质量视为其生存发展的核心。
第三，政策支持力度增大，引入市场机制，积极鼓励多方参与办学。因职业教育发展具有特殊性，所以要采取大家来办学的方针支持职业教育的发展，要在各级政府的统筹下，发展行业、企事业单位办学和各方联合办学，鼓励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和个人办学。增加对职业技术教育的多方投入，在国家政策规定范围内，各地各部门要采取多种措施，扩大职业技术教育的经费来源。除国家投资外，提倡利用贷款，鼓励集体、个人和其他社会力量对职业技术教育捐资助学。在引入机制的前提下倡导多方办学，提高职业教育生存能力并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不断为职业教育发展注入活力。
第四，职业教育政策立法颁布，职业教育研究全面展开。1996年《职业教育法》是推动职业教育规范发展的大事件，该法全方位规定了职业教育发展体系，此法从体系建设、实施与保障条件等方面均给予了政策规定。基于国家政策导向，学术界开始从职业教育办学体制、教育教学、经费投入、师资建设等方面开展了广泛研究，推动了职业教育研究的科学发展。
（三）非均衡发展时期（1997―2001年）
随着市场经济逐渐完善，科技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对人才需求发生了根本转变，满足“岗位需要”的培养模式已不再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1998年国家教委颁行《面向21世纪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原则意见》，此时期诸多职业教育政策的颁布，一方面促进了高等职业教育的兴起，但另一方面也导致了中等职业教育的迅速萎缩，职业教育发展面临着重重矛盾。这一时期职业教育政策特征有：
第一，政策制定与职业教育自身改革发展略显脱节。此时期经济结构和就业形式的改变并未促使职业教育培养模式顺势而变，学校课程设置及教育教学内容脱离社会发展现实的需要，学生技能掌握单一，操作技能水平低，很大程度上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这也成为职业教育改革的最大阻力。
第二，高等职业教育成为政策研究的新亮点。由于经济结构的变化，职业教育改变了统包统分政策，中职毕业生很难找到合适的就业岗位。同时，国家对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减少了诸多优惠政策。从1995年开始实施中专学校毕业生逐步自主缴费、自主择业等政策。
国家于1998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其中明确规定了高等职业学校属于高等教育范畴。这一政策的颁行实施，促进了高等职业教育迅速发展，掩盖了中等职业教育的昔日光芒。据统计，截至2001 年，我国已建立386所职业技术学院，招生35.4924万人，在校生共计71.6867万人。而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数共计46.64308万人（包括初中及高中），高职在校生数比中职在校生数多了25.04万人[9]。
第三，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与西部地区职业教育发展受到重视。我国早在1988年就开始实行“燎原计划”的农村职业教育改革。1998年国家教委颁布并实施《关于加快中西部教育改革和发展意见》，分别从办学方向、办学形式、教育结构以及教育资源配置等方面进行了政策部署与改革引导。
第四，国家对职业教育政策支持方向和力度的转变。这一时期国家对中等职业教育的政策支持有所减少，鼓励中等职业教育进行自我发展。将改革重点转向高等职业教育和少数民族、农村西部地区职业教育，开始强调职业道德教育。
（四）创新与内涵发展共进期（2002年至今）
2002年，我国召开第四次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会议通过分析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取得的成就和经验，充分肯定了职业教育的战略地位。同年，国务院颁发《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倡导建立多方联动机制，重新确立以中等职业教育改革为重点，建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结构合理、自主发展与特色鲜明的职业教育体系。
2004年召开第五次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颁发七部委《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2005年召开第六次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职业教育的战略地位被提到空前高度。会议首次提出，要发展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逐步增加公共财政对职业教育的投入，突出强调职业教育要关注个人需求，要资助困难家庭子女。同时，加强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以“四项工程”“四大计划”“四项改革”等多项具体政策措施来保证职业教育的稳步发展。
2013年第七次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召开，颁布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引导普通本科高等学校转型发展”“打通从中职、专科、本科到研究生的上升通道”[10]等一系列政策举措，保证职业教育实现内涵发展。
对这一阶段职业教育政策制定的话语分析，从主语角度看颁行的政策与制定主体均发生了很大变化，最初由国务院或中央政府等权威领导构成的决策，现今则多部门、多领域共同参与，体现了公开、民主、参与、科学的原则，遵循了教育决策的伦理规范。从政策制定内容看，由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决定再到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突出表现了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取得的实质性进展。本时期职业教育政策发展的特征是：
第一，政策稳定，协同创新推动职业教育新发展。2014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中指出：“至2020年要形成适应发展需求、产教深度融合、中职高职衔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体现终身教育理念，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具体举措主要有：一要创新完善职业教育育人的成长渠道，健全多种招生考试形式。二要创新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建立以职业需求为导向、以实践能力培养为重点、以产学结合为途径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根据全球职业教育发展趋势建立符合职业教育特点的学位制度。总之，政策制定从培养目标、培养方式、办学模式、组织领导、师资建设等方面都突出了创新与内涵发展的新意蕴。 第二，政策制定立足现代新职业教育观，引导全社会对职业教育的关注。自确立职业教育制度以来，我国就将职业教育发展置于重要战略地位。但由于多种历史客观因素的影响，我国职业教育发展仍不及普通教育。究其原因在于目前全社会并未形成正确的职业教育观。所以，当今时期我国在教育政策制定上就特别突出了这一点。首先，在政策推行前就积极营造良好宣传环境，大力宣传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人才的先进事迹，引导全社会树立起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技术、尊重创新的观念，促进形成“崇尚一技之长、不唯学历凭能力”的社会氛围，提高职业教育社会影响力和吸引力[11]。2015年起我国已将每年5月的第二周确定为“职业教育活动周”。其主旨就是面向全社会，营造劳动高尚、技能可贵、积极投入创新创业事业的社会新风尚。
三、基于教育政策伦理规范，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提出和建构，既顺应了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又满足了社会不同群体接受职业教育的需求与社会对技术技能型人才的现实需求。这一方面是践行终身教育理念的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则突出了充分尊重政策伦理的新规范。
“十二五”时期，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据针对《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实施情况的中期评估报告指出：职业教育体系框架基本形成，多元办学体制得以确立，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人才培养质量稳步提升，面向农村农业的职业教育发展迅速，师资队伍建设水平不断提高，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创建了职业教育良好的发展环境，诸多成绩的取得都离不开职业教育政策的有力保障。
抚今追昔，从恢复发展职业教育与初步探索建立职业教育体系，到制定职业教育法律法规，不断推进完善职业教育政策，再到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初步建成。从建立一支“技术劳动大军”到培养“技术技能创新型人才队伍”，都深刻凸显了以人为本培养目标的转变。从惠及少数群体到全社会成员共享的终身职业教育，体现了公平性与普惠性。
职业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从形态型转型到过程型转型再到创新型的转变过程，职业教育政策的演变发展，充分反映了政策制定紧密遵循伦理学基础与践行政策伦理学规范的深刻意蕴。不同历史时期职业教育政策具有不同的伦理价值取向，但每一时期教育政策的伦理规范与价值准则是相同的。从建立现代职业教育政策的规范看，应基于以下几方面：
第一，基于现代职业教育政策制定立足点，应继续坚持和创新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与伦理规范，以尊重个体全面发展为导向。教育政策要体现教育的人本价值诉求[12]。从宏观与微观角度而言，现代职业教育政策要切实体现出以人为本的具体性与现实性。此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立应秉持立德树人的职业道德价值观，并将此贯通于职业精神和职业素养的培训以及职业能力形成的过程中。以人为本既要有量的体现，还应有质的提高。
第二，教育公平观是保证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全面建成的理念。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除了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内在要求，还必须要审视现代民主社会各个利益主体的需要。在顶层政策设计上要面向每一位受教育主体。这其中要涉及两方面问题：一是政策设定规则是否体现平等，即教育机会是否公平；二是应体现弱势补偿的原则，即教育机会、起点、过程的平等。实现“精准”供给，坚守公正的伦理准则是深化职业教育改革的动力。
面对教育公平的未来指向，要求在职业教育政策中不断提升教育供给的多样性和学生个体的匹配程度，以提升教育资源的有效使用。“双轮驱动”战略是现代职业教育政策的指向，既为学生或社会群体提供“想要的教育”，也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应有的教育”，这是教育公平的终极指向。
第三，坚持职业教育政策制定的公益性，促进现代职业教育和谐发展。公益性是教育价值的体现。现代职业教育政策的制定需秉持为教育公平坚守教育的公益性。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到《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等一系列政策的颁行，进一步明确了职业教育的公益性是职业教育的固有属性。在尊重职业教育自身发展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的基础上，实现职业教育的良性特色发展，为职业教育创设相对独立发展的环境，坚守职业教育的公益性。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和社会结构处于快速变革期，新的增长动力正在孕育形成，教育创新改革发展对职业教育的公益性提供了新思路。
第四，现代职业教育的政策导向、政策实践和政策评价标准皆应以伦理规范为原则。我国职业教育政策从决策方面应继续遵循尊重伦理的原则，秉持公开性、参与性及客观性。在执行方面应秉持原则性、灵活性和服务性原则。在政策评价方面应秉持事实性和宽松性原则，促进职业教育政策不断向科学化和民主化迈进，力争实现职业教育的全面现代化。
参 考 文 献
[1][3]孙绵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改革的规律问题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44-145.
[2][7]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EB/OL].[2016-03-7].http：//www.moe.gov.cn/jyb_sjzl/moe_177/tnull_2482.html.
[4][8]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EB/OL].[2016-03-7].http：//www.moe.gov.cn/jyb_sjzl/moe_177/tnull_2484.html.
[5]朱永坤.教育政策伦理研究：教育公平问题解决的理论途径[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8（3）：15-18.
[6]刘世清.教育政策伦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J].湖南师大学报，2009（6）：13-16.
[9]教育部.2001年普通高等学校基本情况[EB/OL].[2016-03-10].http：//www.moe.edu.cn/s78/A03/moe_560/moe_567/moe_585/201002/t20100226_7956.html.
[10][11]中共中央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EB/OL].[2016-03-10].http：//www.moe.gov.cn/jyb_xxgk/moe_1777/moe_1778/201406/t20140622_170691.html.
[12]孙绵涛.教育政策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43.
改革开放后中国职业教育的历程(六)
我国职业教育科研的优势与短板
摘 要 2006年至2015年，三届“职业技术教育科学研究成果奖”记录了中国职业教育科研的发展脉络。对这些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科研成果进行梳理，能够从一个侧面看出10年来我国职业教育研究形成的优势与存在的短板。从区域角度来看，职业教育科研成果奖的覆盖面虽然较广，但区域间的获奖差距还比较明显；从机构角度来看，获奖机构虽多，但机构类型间和机构间的差距较大；从研究方向来看，获奖成果的研究方向较为集中，某些研究领域还存在盲点；从研究类型来看，获奖成果中基础研究占比较大，应用研究还不足。 关键词 职业教育；科学研究；职业技术教育科学研究成果奖；优势；短板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5）36-0011-09
2015年11月21日，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在北京召开2015年学术年会。此次会议的一项重要活动是颁发学会第三届职业技术教育科学研究成果奖。教育部原副部长张天保以及有关部门和学会的领导出席了颁奖仪式并为荣获一等奖和特等奖的获奖者颁发了奖牌和证书。自2006年创立以来，职业技术教育科学研究成果奖成为展示我国职业教育科学研究成果，用优秀成果引领职业教育改革创新，为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提供智力支持的重要科研平台。
一、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技术教育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职业技术教育科学研究在其中起到了先导作用。服务决策，指导实践，是职业技术教育科学研究工作的主要职能和重要方向。职业技术教育改革与发展中遇到的诸多问题，已成为研究的主要内容；改革与发展的决策也日益依赖研究提供科学的依据。2005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明确提出：“加强职业教育科学研究工作”，“为职业教育宏观管理和职业院校改革与发展服务”。正是基于此，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于2006年设立“职业技术教育科学研究成果奖”，决定坚持高标准的质量要求，把该奖项办出品牌效应，使其成为推动全国职业教育科研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首届“成果奖”评选活动得到各地职教科研机构的积极响应，38项成果最终获奖，蒋乃平等研究者合作完成的《“宽基础、活模块”的理论与实践》等5项成果获得一等奖。2010年11月，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作出《关于颁发第二届中国职业技术教育科学研究成果奖的决定》，共有89项成果获奖，马树超等完成的《中国高等职业教育――历史的抉择》等10项成果获得一等奖。
2015年5月，中国职教学会在2005年印发的《职业技术教育科学研究成果奖奖励条例（草案）》的基础上，修改完善并制定了《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职业技术教育科学研究成果奖”评选条例（试行）》，明确了评选工作指导思想、工作内容、工作进度和评分指标等，制定了评选工作方案。该条例经学会第四届学术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研究讨论和第四届学术委员会主任会议审议通过，进一步规范了“职业技术教育科学研究成果奖”评选活动，提升了评选结果的权威性。同期启动的第三届“成果奖”评选工作得到各地方学会、学会各分支机构、行业教育协会、高等院校、职业院校及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响应。中国职教学会共收到申报参评成果614份，经过资格审查，确定符合参评条件的420份。经过评审，共评出获奖成果121项。其中，特等奖1项、一等奖10项、二等奖30项、三等奖80项。详见文后附表。
经过3届的评选，一批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成果不断涌现，对其加以梳理，能够从一个侧面看出10年来我国职业教育研究形成的优势与存在的短板。
二、历届获奖统计
（一）获奖整体情况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分别于2006年、2010年、2015年三次颁发了职业技术教育科学研究成果奖，共有248个项目获奖。其中，特等奖1项、一等奖25项、二等奖72项、三等奖150项。详见图1。
（二）获奖区域分布
从获奖单位的区域分布看，全国有25个省、市、自治区的机构获得过这一奖项。其中，获得10项以上奖励的地区共有10个，按总获奖项目的多少排名依次是：上海、北京、江苏、湖南、辽宁、浙江、重庆、河北、黑龙江、广东。各地区获职业技术教育科学研究成果奖的情况见表1。
另外，从获一等奖的机构区域分布来看，共有8个地区的机构获得一等奖。其中，北京独占鳌头，有关机构在三届共25项一等奖中获得了10项一等奖；上海紧随其后，获得7项。两地获得一等奖的数量占一等奖总数的比例接近70%。同时，吉林、安徽两省虽然在获奖总数上排名靠后，但都获得了1项一等奖，提升了获奖成色。各地区不同奖项获奖情况见图2。
（三）获奖机构类型
从获奖者所在机构的类型来看，来自高职院校的研究者获奖最多，占获奖总数的51%；其他依次为中职学校的研究者占19%，科研机构的研究者占12%，本科院校的研究者占10%，其他机构的研究者占4%，政府行政部门的研究者占3%。具体分布情况见表2、图3。同时，从各层次奖项的分布情况来看，三届中，科研机构研究者获得一等奖的项目最多，为13项，占一等奖获奖总数的52%；其次为本科院校的研究者，获得1项特等奖、7项一等奖，占一等奖获奖总数比例的28%。而中职学校的研究者尚无人获得一等奖。见图4、图5、图6。
另外，从获奖的具体单位来看，排名前三位的单位分别是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天津职业大学。其中，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的研究者获得10项成果奖。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的研究者获得8项成果奖，天津职业大学的研究者获得5项成果奖。见表3。而从一等奖获奖的具体单位来看，排名前三位的单位分别是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获7项一等奖；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获3项一等奖；华东师范大学，获2项一等奖。见表4、图7。
（四）主要研究方向 由于三届成果奖获奖总数较多，在对研究方向的判定上，我们主要选择了三届一等奖获奖成果。作为三届成果奖的优秀代表，其研究方向也能说明职教研究的当下热点。具体来看，三届一等奖获奖成果的研究方向主要有职业技术教育原理、职业技术教育史、职业技术教育课程与教学、比较职业技术教育、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农村职业技术教育、职业教育制度。其中，职业技术教育课程与教学方向和比较职业技术教育的研究成果最多，均为5项。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史的研究成果均为4项。职业教育制度的研究成果为3项，农村职业技术教育的研究成果为1项。见图8。
（五）主要研究类型
对于研究方法的统计，依然以获得一等奖的成果为数据样本。三届25项一等奖成果中，基础研究类成果为12项，应用研究类成果为7项，综合研究类成果为6项。见图9。
三、相关分析
（一）从区域角度来看，职业教育科研成果奖的覆盖面虽然较广，但区域间的获奖差距比较明显
从获得职业技术教育科学研究成果奖的区域覆盖情况可以看出，该奖的颁奖范围已经覆盖全国25个省（市、区）。但是，北京、上海等少数几个地区无论是在获奖总数上还是在一等奖获奖数量上都处于绝对领先。另外，东部省份的获奖数量明显高于西部省份。而一些民族地区，如西藏、内蒙古、贵州等地则还没有获奖。
（二）从机构角度来看，获奖机构较多，但机构类型间和机构间的差距较大
从获得职业技术教育科学研究成果奖的机构分布情况可以看出，10年来已经有200多家机构获得了这一奖项。但是，科研机构和本科院校的获奖数量远远多于其他类型机构。尤其是中职学校不仅获奖数量较少而且没有获得过一次一等奖，表明其在开展职教科研方面还存在现实困境。同时，以机构来看，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的获奖数量明显高于其他机构，体现出在国内职业教育科研方面的领军地位。
（三）从研究方向来看，获奖成果的研究方向较为集中，某些研究领域还存在盲点
从获得职业技术教育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的研究方向情况可以看出，我国职教研究者在职业技术教育课程与教学、比较职业技术教育、高等职业技术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史、职业教育制度等方面的研究比较深入，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获得了业界的认可。但是，在职业培训与就业、职业院校校长与教师发展、职业院校德育、农村职业技术教育等研究领域，我国职教研究者的研究成果还不多，或者说还缺乏有影响力和贡献力的研究。
（四）从研究类型来看，获奖成果中基础研究占比较大，应用研究还不足
从获得职业技术教育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的研究类型情况可以看出，基础研究类的获奖成果有12项，应用研究类的成果只有7项。以本届评选为例，尽管申报的项目中应用类研究成果较多，但获得一等奖的只有2项。这说明，我国职教研究者虽然很重视开展应用型研究，但是在研究方法的采用方面、路径策略的提出方面还不科学、成熟，取得的一般性研究成果较多，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自身改革方面的作用还不足。
参 考 文 献
[1]本刊编辑部.收获―首届职业技术教育科学研究成果奖评出[J].职业技术教育，2007（33）：18-41.
Abstract From 2006 to 2015， three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scientific research achievement awarding activities” recorde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vocational education scientific research. By combinging those scientific research achievement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inese style and Chinese manner，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research in China can be found from one side in 10 years. Seeing from the regional perspective， although the coverag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scientific research achievement are more widely， but the award-winning gap between regions is obvious； seeing from the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the award-winning institutions is more， but the gaps between institutions and between institution types are obvious； seeing from the point of research direction， research direction of the prize-winning achievements is relatively concentrated， there are blind spots in some areas； seeing from the point of the research type， most of award-winning achievements belong to basic research field， and applied research is still insufficient.
Key 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scientific research；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scientific research achievement； advantage； disadvantage
Author Zhang Qiwu， research associate of Jilin Teachers’ Institute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Changchun 130052）； Yue Jinfeng， research assistant of Jilin Teachers’ Institute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http://m.zhuodaoren.com/ziwo366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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