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治校和教授治学

教授治校和教授治学(一)
关于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的再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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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的再探讨

作者：杨兴林

来源：《高教探索》2014年第01期【教授治校和教授治学】

收稿日期：2013-07-12

作者简介：杨兴林，北京信息科技大学高教研究室兼发展战略研究室主任，教授，法学博士。（北京/100192）【教授治校和教授治学】

摘 要：教授治学是教授本质内涵的合理延伸，教授治校超越了教授本质规定的结论建立在思维逻辑与事实逻辑统一的基础之上。民主管理是大学师生员工共同的民主管理，教授治校不能与民主管理划等号。现阶段教授治学不能落实，原因是多方面的，将其一概归纳为教授治校不落实确属归纳不当。教育家治校、教授委员会治学、行政管理者精于治事是落实教授治学的重要条件与价值追求。

关键词：大学；教授治校；教授治学 关于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的问题，学术界一直争议很大。《江苏高校》2011年第6期刊发苏州大学赵蒙成教授的《“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辨》（下简称《辨文》）认为，“教授治校是教授治学的前提”，“教授治学是教授治校的倒退”[1]，笔者对此不敢苟同，在《高等教育研究》2012年第4期发表《关于“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的再思考》（下简称《再文》）与《辨文》商榷。[2]赵蒙成教授在《江苏高教》2013年第1期发表《“教授治校”的实质与边界——与杨兴林教授再商榷》（下简称《榷文》）。[3]商榷是好事，有利于讨论问题，达成共识。仔细研读《榷文》，笔者完全赞同其关于大学管理民主化改革的价值追求，但对文中有关《再文》的批评及其观点实在难以苟同，很有必要再作探讨。下面试根据《榷文》的论述，抽出四个方面的问题进行讨论，并进一步求教于赵蒙成教授和学界同仁。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教授”仍然遵循学术界的共识，是对大教师群体的统称。

一、《再文》逻辑起点与《辨文》逻辑起点一致，绝非选择性立论；教授治学是教授本质内涵的合理延伸，教授治校超越了教授本质规定的结论建立在思维逻辑与现实逻辑统一的基础之上，绝非不顾事实的文字推演 1.《再文》的逻辑起点与《辨文》的逻辑起点完全一致，绝非“选择性立论”

《榷文》批评《再文》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再文》仅仅截取„由教授执掌大学内部的全部或主要事务‟这一容易引起歧义的界定，并以此作为否定教授治校的逻辑起点，则有选择性立论的嫌疑” [4]。果真如此，《再文》提出的商榷自然站不住脚，但事实并非如此。

《辨文》共分四个部分：“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的内涵、教授治校是教授治学的前提、教授治学是教授治校的倒退、实现教授治校的条件与途径。其中，第一部分是《辨文》的立论基础，其他三个部分都建立在第一部分基础之上。其中，第1自然段在简要考察国外大学教授治校发展历史及我国教授治校实践演变之后，引用华中科技大学彭阳红的学位论文《论“教授

教授治校和教授治学(二)
教授治学与教授治校：一个似是而非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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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治学与教授治校：一个似是而非的争论 作者：朱守信 杨颉

来源：《大学教育科学》2015年第01期

摘要： 教授治学与教授治校在中国作为备受争议的一对学术概念，既存在差异又相互联系。治学与治校的合法性来源不同，治学表示学术事务的治理权，是一种知识权力；而治校则指向学术组织的治理权，是一种组织权力，二者产生关联起源于学术活动的组织化。治学与治校并不存在严格的二分，学校事务以学术事务为核心，学术治理离不开学校治理的支持，教授治学与治校本身是一个连续体，而不是对立面。无论是教授治学还是治校，其核心都是对中国大学内部治理模式的探索，旨在重建以学术权力为核心的制度框架和组织结构。

关键词：教授治学；教授治校；治理；学术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5）01-0064-05

收稿日期：2014-11-20【教授治校和教授治学】

作者简介：朱守信（1988-），男，安徽金寨人，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原理与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杨颉（1972-），男，江苏南京人，上海交通大学规划发展处处长，高等教育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评估与管理研究。

教授治学与教授治校在我国学术领域一直是一个长期争论的话题，迄今为止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2010年颁发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这是教授治学概念第一次在国家官方教育文件中出现。这一提法鲜明地突出了教授治学，淡化了教授治校。有学者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教授治学‟是个非常巧妙的概念，它一方面安抚了教授要求参与大学管理的意愿，另一方面又不破坏大学中的基本领导结构，保护了现有权力者的既得利益”[1]。官方对教授治学的肯定与学界对教授治校的呼吁产生了一种理念冲突和概念矛盾，进一步加剧了教授治学与教授治校的争论。对教授治学与教授治校关系的辨析，既要摆脱将两者完全对立的框架，又要避免将两者绝对等同的模式，更要超越治学与治校的话语之争，看到两者背后本质是对中国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的思索和探寻。

一、治学、治校与大学治理

教授治校和教授治学(三)
论“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

论“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

摘要：教授治校，对于高等教育工作人员来说早已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命题。教授治校之所以能够在西方大学经久不衰，肯定有其存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为什么在我国不能得到顺利推行，层层受阻，且被“教授治学”所取代？要想知道原因，我们首先要分析教授治校和教授治学的内涵是什么？从“教授治校”到“教授治学”，仅一字之差，二者有何区别？

关键词：教授治校；教授治学；差异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16-0145-02

一、教授治校

（一）“教授治校”溯源

“教授治校”是源于中世纪巴黎大学的一种大学内部管理传统。在被誉为“西方大学之母”的巴黎大学，教师仿效城市手工艺人自治的管理方式，自发地联合起来，成立了以教师主导的教师行会。通过这个组织，该校的教师们共同决定和处理包括学生遴选、课程设立、教师延聘等内部事务，由此形成了“教授治校”的传统。[1]受14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宣扬人文主义自由人格的影响，欧洲大学的发展也进入到一个新阶段。洪堡创建的柏林大学将“教授治校”模式推至实践的顶峰。柏林大学建立了由全体正教授组成的教授会，教授会被赋予了很大的权力，如遴选校长、任聘教授等。[2]“教授治校”在我国的提出始于上个世纪初。对此推广有重要贡献

教授治校和教授治学(四)
永远的校长梅贻琦

　　

　　杰出大学的背后必有杰出的领导者。西南联大设有校务委员会，由3位校长任主席：张伯苓（南开大学校长）、蒋梦麟（北京大学校长）、梅贻琦（清华大学校长）;实则始终由最年轻的梅贻琦主政。
　　“我的小女儿也没考上联大”
　　按常理，一个学校中都有不少人争着做校长，何况是3个学校。原先的三位校长中，论资历论年龄，梅贻琦都排在最末，但他却把这校长做得稳稳当当、妥妥帖帖。在一次大会上，蒋梦麟把自己的表交给梅贻琦说：“我的表，你带着！”也就是“代表”的意思了。梅贻琦作为“代表”，把西南联大办得风生水起。
　　那时日子非常苦，要跑警报，还要饿肚子――甚至堂堂校长夫人、梅贻琦的妻子韩咏华也要到大街上做小生意，售卖自己做的“定胜糕”。梅贻琦经常在校办公，也就经常和学生一起跑警报。警报一响，不少人跑得都找不着北，但梅校长却永远是那样绅士，那样从容不迫。
　　一次，梅贻琦的弟弟出国前到昆明看他，发现兄长的住处是如此之逼仄，伙食是如此之寒酸。晚上，一家人更是闷闷不乐，因为侄子梅祖彦跑警报时，把眼镜连带盒子都跑丢了。没了眼镜他就看不清楚;看不清楚他就没法上学。他都快要没法上学了，家里仍买不起新眼镜！
　　在西南联大，梅贻琦管事，说话当然就管用。但对自己的子女，他从不搞特殊。抗战时期不少青年从军，他的儿子梅祖彦在西南联大念书，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梅贻琦对儿子说：“你想去我支持，你不想去我也不反对，你自己做决定吧。”儿子果然就去了。
　　每年“高考”完后，有个别人上门来，为自己的子女、亲朋好友说项。梅贻琦从来都坚持原则。一次赴上海，他受到清华很多同学的热烈欢迎。有一位校友说，自己的孩子准备考大学，请校长多关心。梅贻琦听完，没答应也没拒绝，只说：“我的小女儿去年也没考上联大，她只好录取到别处了。”

　　抗战后期，国民党政权已渐失民心。世道不公，特务非常之猖獗，西南联大的民主运动也极其活跃。闻一多、张奚若、曾昭抡、费孝通等是其中最活跃的一批人。罗隆基被称为“罗隆斯基”，而吴晗则被称为“吴晗托夫”。1946年联大解散，三校分别复校北上后，吴晗依旧非常积极。有人就看不下去了。国民党的大员陈某某特地从南京到北平，邀请北平一些大学的领导吃饭，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他请来了北大的胡适、郑天挺，当然少不了清华的梅贻琦。陈某某对梅贻琦说：“你们学校的吴晗，也闹得太过分了吧，该约束约束他啦。”北平警备司令部的人也指名道姓地说：“是该管一管了。”梅当然明白“管一管”是什么意思。他立即解释说：“吴晗只是个读书人，他并没有怎么样，他也不可能怎么样。”
　　梅贻琦对所谓的“管一管”很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大学是最高学府，天职就是追求真理、服务祖国，而不是为某党某派所私。大学理应培养建设人才，但也不妨有些批判精神。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而非党派之私产。只有提倡学术自由，才能建设杰出大学。而学术自由，本身就意味着包容新旧左右，允许百家争鸣。只要教师不在课堂上宣扬自己的主义，不是借学校的名分去搞政治，不影响本职工作，他是不赞成干涉教师自由的。
　　当然，形势比人强。你跟政治讲理，政治不跟你讲理。他看形势有点不对了，立即让人通知吴晗：“吴先生，你得赶快走，晚了不行了。”吴晗会意，乃遁之。
　　人品、资历、才干、工作样样过人
　　1940年，西南联大三校之中的清华，特意为梅贻琦任教25周年举行庆祝。梅贻琦在美国的母校也把名誉博士学位送给了这位杰出校友。各方的名流政要、专家学者纷纷莅会，无数校友、学生的问候也如雪花般飞到昆明。在庆祝会上，曾任教育部长的李书华非常得意地宣称：清华有今日的成绩和地位，与梅校长的努力分不开。当初推选梅先生做清华校长，“是我在任内最满意的一件事”。但面对这罕见的殊荣，梅贻琦只是非常谦抑地把自己比作京戏中的“王帽”：“他每出场总是王冠齐整，仪仗森严，文武将官，前呼后拥，‘像煞有介事’。其实会看戏的绝不注意这正中端坐的‘王帽’，他因为运气好，搭在一个好班子里，那么人家对这台戏叫好时，他亦觉得‘与有荣焉’而已。”
　　梅贻琦本就是清华人。当年第一届庚款生招考，轰动全国，报名的有700多人。发榜了，有个小伙在看榜时，看见旁边一位瘦高个不慌不忙、不忧不喜地也在那儿看。按说，应考者要么上榜要么不上榜，中榜者高兴得连尾巴都翘上天了，落榜者便是涕泪飘零也不稀奇。独此君容色自若，静水深流，别人看不出个山高水深。后来才知这个瘦高个叫梅贻琦，在录取的47人中，排第六。

　　留学归国后任教清华。梅贻琦不爱说话，但教书却非得说话，课外还要为学生补功课，很累人。他回到“天津卫”向恩师张伯苓诉苦，说不想干了。张伯苓一听，很是不悦，问：“你教多久了？”“半年了。”“才半年，怎么就知道自己没兴趣？年轻人要有点耐性。回去教书！”这一训，就训出了一位世界闻名的大学校长。 　　梅贻琦到清华任教后，人品、才干、资历、工作，样样过人，但年近三十而依旧单身，说媒保亲者很多，他却一次次地婉拒，为的是照顾3位弟弟读书。家人都替他担心，他自己却不操心。
　　后来，他往一韩姓人家跑得勤快起来。倒是腿脚勤快，嘴皮子还是不勤也不快，依旧寡言少语。别人都替他急，但他自己不急，甚至与这位叫韩咏华的女子热恋时，也不大说话。两人要订婚了，韩咏华的好友提醒她：你要知道，他可是不爱说话呀！韩咏华一愣：不说话就不说话！韩咏华算是梅贻琦的同门师妹，而今更近了一层。他们喜结连理时，很多学生送喜联，因梅贻琦字月涵，而梅夫人又姓韩，就干脆写上“悦韩”字样。
　　梅贻琦在清华极受器重，曾出任教务长，并一度代理校务。他是少壮派教授的核心，而其他成员，像叶企孙、陈岱孙、金岳霖、陈达，都是他的弟子。后来罗家伦当校长，梅贻琦走了。再后来，一任任校长走马灯似的都走了，而梅贻琦又回来了。他是被无数清华人衷心请回来做校长的。
　　在名流云集的清华，要出任校长绝非易事。那时政潮频仍，学潮云起，校长与教授、学生的关系比较复杂，学生驱赶校长、校长解聘教授的现象时有发生。罗家伦曾是蒋介石的秘书，他场面很大地来清华做校长，两年不到，就灰溜溜地被赶跑了。北大校长蒋梦麟曾明确表示：“我不赞成教授治校，我的口号是校长治校，教授治学。”他拍着桌子说：“我办不好北大，谁能办北大？！”教授哪还敢说话。清华则是教授治校的典范，梅贻琦继承了这个传统，他一上任就宣称：“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
　　梅贻琦敏于行而慎于言。他说话非常之少，而且非常之慢。有人把他的口头禅整理成了顺口溜：“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云云。当然是笑话，调侃而已。对这位梅校长，大家是敬而爱之，视他有如父兄。
　　学界巨擘陈寅恪轻易不臧否人物，但对梅贻琦却颇有好感，他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这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当然，那时大环境远不是那样“理想”。然而，便是在这不理想的时代中，在梅贻琦治下，清华仍一团和气，上下悦服，学术上突飞猛进。
　　拿着两本书登机
　　1948年，历史面临新的抉择。天地玄黄，暗流涌动，北方一位位人物南下。梅贻琦是个有影响的大人物，他的去留不可能不为众人所瞩目。他的夫人韩咏华在广州也为他担心，每天都看报纸，时常看到丈夫为清华校务而东奔西跑，就是看不出来他去留的迹象。他也想过这个问题。舍不得他的人实在太多，清华学生在民主墙上专门出了极为恳切地挽留校长的壁报，同学们甚至还组织队伍到校长住处齐呼口号挽留校长。地下党组织也向梅贻琦捎话：“你不要走，我们了解你，希望你留下来。”他的南开校友周恩来更是公开说：“像梅先生这样的人可以留下来，他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人民的事。”
　　1948年12月，劈里啪啦的枪声传到海甸（现为海淀），清华园就停课了。陈岱孙去找梅贻琦，梅正要进城，说学校没钱了，要弄点钱来，让师生员工撑过这段时间。进了城，拿了钱，坐车到西直门，眼看着门已关，且再不让开了。清华原本有个特别通行证，在平时，只要有这个证，任何时候都可以过西直门。但那一天通行证失效了，梅贻琦只好回到城里。胡适也在城里，他告诉梅贻琦说：你还是别回去了，一起走吧！几日后，诸事安排妥当，他才预备南飞。飞机好不容易来了，在南苑机场，他还在犹豫。终于，最后一班飞机来了，他从容不迫地提着一架打字机，拿着两本书登机。

　　寓居海外时，梅贻琦非常关注祖国的动态。他先是在欧洲，后又到法国，手握巨额清华基金，却过得极其清贫。他一如既往地为清华订了许多学术刊物，但收到这些刊物后，拆了装，装了拆，就是不知道还能不能把它们送到那些真正需要它们的清华师生手中。他一直在异邦遥望故国，遥望京城，犹豫着是否要再回来。但终于没有等到那一声召唤，也终于没能踏上归途。他又在祖国的宝岛台湾建了一所大学，也叫清华。他把一生都献给了清华。
　　他什么都知道，但不愿写
　　晚年的梅贻琦健康不佳。和他住对门病房的胡适劝他要记得写遗嘱，公事私事都应该写。他不爱听，也不愿写。夫人劝他，他也不写;亲弟弟劝他，他还是不写。最后，直到胡适离世，他都没写。胡适走时留下了他的遗嘱;而梅贻琦直到永诀，也没有留下任何文字。他什么都知道，但他什么都不说，他不爱说，也不愿说。
　　梅贻琦长眠后，他的秘书立即把他的提包封存。不久，各方人士开会纪念梅校长，就把他的提包放在桌子上，要打开来。大家心里直出汗，担心不知道打开后会是什么东西。他的夫人尤其担心。因为他们相守几十年，她总是见他到哪儿都带着这皮包，但从来就没有让她看过。梅贻琦从北平到昆明，从昆明回北平，到南京，到广州，再到欧洲、到美国、到台湾……关山万里尘与土，卅年家国云和月，浊浪翻腾几曾歇。但他一身清风，纤尘未染，始终不忘带的却是这皮包。这必定是他此生最珍视、最重要的东西了。校长夫人最担心的是：皮包里或许有非常重要的文件。而在这样的场合示众，或许有相当的危险――等打开一看，大家都呆住了：这皮包里，全是清华基金的账目，一笔笔，规规矩矩，分毫不差。
　　所有的人都震撼了：在那贪污成风、腐败无孔不入的年代，对握有实权者，要想有所偏私，实在是“举手之劳”。要想干干净净做点事，那有多难。风习之下，似乎也只有贪污是“正常”的，不贪污则是“不正常”的。一个人长期掌控着那样巨额的经费，却从未顺手揩点油，那就更是“异类”了。然而，梅贻琦就是这样的“异类”。他数十年来始终一人独自掌握着巨额的清华基金;他自己生活中却像当年孔夫子那样，惶惶东奔西走，生活到了几乎清寒的地步。他在没有任何监督的情况下，没有动用公家的半文钱。他把所有钱都用给了清华，为着把清华建成杰出的大学，为着替祖国培养杰出的英才。
　　这就是梅贻琦，一代圣人。这皮包，正是他用生命守护着的东西。

教授治校和教授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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