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春秋时期
春秋时期，吴越相争，吴胜越败，越王勾践沦为阶下囚。但他不甘屈服，立志复仇，最后终于打败了吴国，留下了“卧薪尝胆”的千古美谈；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小时候面对“没有数学头脑”的斥责而确立志向，虽然连初中毕业文凭都没有，但最终成为数学领域的巨人……可见，立志是成功的起点，是事业的脊梁.所以，人人必须要有一个坚定的志向，最 终 一 定 会 成 功 。 有一句很好的谚语：鸟最要紧的是翅膀，人最要紧的是志向。鸟从小就有一个志向，那就是在天空中自由的翱翔。同样，每个人也拥有着自己的目标，确定远大的目标就是成功的一半，无志之人不可能享受事业的种种辉煌。
【二】:春秋时期历史概述
春秋时期历史概述
1.春秋时期的各国争霸
公元前770 年，邵周平王放弃丰、镐迁都洛阳起，到公元前476 年（周元王元年的前一年）止，就是中国历史上所说的春秋时代。
春秋时代的诸侯国与西周时期的封国相同，“邦域”以外还有其势力范围。《左传》载，齐桓公侵蔡犯楚，楚王责齐师侵到“风马牛不相及”的边远地区时，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左传》僖公四年），如此辽远的地带实非齐侯政令所能及，便是其例。直到春秋战国之后，齐人还自己说它的疆土“南至于岱阴，西至于济，北至于海，东至于纪随，地方三百六十里”（《管子·小匡》）而已。在各诸侯国势力范围内的小国，除沦为奴隶主贵族的采邑外，多数降为附庸。随着殖民封国的推展，这种附庸，便逐渐沦亡，所以赵佑《温故录》说：“鲁属国之邦域者多矣，自向为莒入宿，被宋迁邾，与鲁世相仇杀。鲁又灭项，取须句，取邿，取鄟，取■，取卞，皆附庸而不克保”。这种灭亡人国的现象，非独鲁国而已，西周三百多年间灭国以千数，“名邑废邑”（《管子·地图》），必定星罗棋布。至于象卫国太子蒯聩，闲来无事，登城赏景，望见一处部族，问知是戎州，就说：“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翦之”（《左传》哀公十七年）。这样，不明不白被翦灭的又不知有多少。所以周初号称千八百国，到了春秋时代仅余一百四十八国，其中比较大的只有齐、晋、楚、秦、鲁、曹、郑、宋、卫、燕、陈、蔡、吴、越等十四国，最大者则为齐、晋、秦、楚四国。
2.周王室的衰微
西周末年，关中地区因受战争和灾荒的破坏以及当时阶级矛盾的尖锐，东迁后的王室实力，大为削弱。
晋文侯和郑武公帮助平王迁都洛邑，作为王的左右卿士掌握了王室的政治大权。郑武公的儿子庄公继续作为周室卿士时，竟然打起“以王命讨不庭”（《左传》隐公十年）的旗帜，联合齐、鲁，攻打宋、卫，制服陈、蔡，打败北戎，独揽了王室大权，所以平王欲立唬公为卿士加以牵制。但是，郑庄公却因此埋怨平王，平王为了表示对郑庄公的信任，便和郑国交换太子为质，此即《左传》所说的“周郑交质”。平王死，桓王将使虢公执政，剥夺郑伯的权力，郑伯不满，派祭足帅师在夏季麦熟时“取温（周地，今河南温县）之麦”，秋季又“取成周（今河南洛阳）之禾”（均见《左传》隐公三年）。桓王终于罢了郑伯，郑伯因而不朝，桓王遂率陈、蔡、卫三国之师伐郑，结果被郑国打败，“射王中肩”（《左传》桓公五年）。
这一仗不仅打败了王师，更重要的是使周天子的威风扫地，“受天有大命”、“匍有（敷右）四方“（《大盂鼎》）的牌子也被打掉了。
这时的周“王室之尊，与诸侯无异”（郑玄诗谱·王城谱）。按照周制，天子要定期“巡狩、考察诸侯政绩；而诸侯也须定期朝见天子“述职”，天子重新宣布一次诸侯的爵位，这是王权的重要标志。可是，这时的诸侯已不再按“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礼记·王制》）的规定向王室述职纳贡。与此相反，倒是天子对诸侯聘问起来，据载“春秋之世，鲁之朝王者二，如京师者一，而如齐至十有一，如晋至二十。..天王来聘者七，而鲁大夫之聘周者仅四，其聘齐至十有六，聘晋至二十四”。
周王室由于失去了进职贡纳的收入，经济上贫困到不得不向诸侯国去“求赙”（《左传》隐公三年）、“求车”（《左传》桓公十五年）、“求金”（《左传》文公九年），所谓“天子不私求财”（《左传》恒公十五年）的尊严也就无法顾及了。
3.列国争雄的序幕
春秋初年，晋有内乱，楚国势力尚未达到中原，洛邑以东地区的诸侯中以宋、卫、齐、鲁、陈、蔡、郑为最强。郑国除作周卿士、挟天子令诸侯外，还有着在春秋各诸侯国中比较发达的经济、政治上的有利条件，因而列国争雄的序幕首由郑国拉开。
郑与宋近，又是势均力敌，郑国在庄公时代采取了远交齐、鲁，近攻宋、卫的政策；宋也常常联合卫、陈、蔡以敌郑，但多为郑国所败。郑国在几次胜利中声威大振，齐、鲁两国听从了它的指挥，宋国归服之后不久，卫国也来讲和，于是郑庄公成了春秋初年的霸主。
正当各国畏服郑国的时候，鲁桓公十一年（公元前701 年）郑庄公死去，发生内乱，郑国因而中衰。原来庄公的太子忽是邓国女邓曼所生，庄公又娶宋国雍氏女雍姑，生一个儿子叫突，庄公死后，庄公太子忽即位，是为昭公。雍氏在宋国贵族中很有势力，于是把祭仲诱骗到宋国，逼他立公子突，否则就要杀死他，祭仲为了保全性命，只得依从。公子突回国即位，是为厉公，昭公逃往卫国。厉公即位后，宋人逼讨贿赂很急，宋郑间的关系日趋恶劣，几乎打了起来。当时的鲁国，从中调停不成，约与郑国会盟于武父地方，联兵伐宋。第二年郑国又联合纪、鲁两国，与宋、齐、卫、燕四国开战，结果四国联军大败。但是，宋国不服，又联合了齐、蔡、卫、陈伐邓，焚了郑国的渠门，一直打进大街，又侵扰郑国东郊，夺取了牛首（郑郊，今河南许远县东北）地方，郑国由于寡不敌众，败北。
在郑国败弱之际，内部又产主了矛盾。郑厉公是祭仲拥立的，所以政事被他所把持，厉公对此不满，准备派祭仲的女婿雍纠在郊区设宴时杀死他。雍纠不知怎么把消息透漏给他的妻子雍姬，雍姬就去问她母亲说：“父与夫孰亲？”其母回答说：“人尽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左传》桓公十五年）雍姬听了这话，便把雍纠的阴谋暗示其父，于是祭仲把雍纠杀了。郑厉公见事机已泄，逃往蔡国，昭公回国复位。先前被郑国所灭的许国，也乘机复了国。不久，厉公又引动郑国南郊的栎邑（今河南禹县）人民杀其守将檀伯而占其地，与郑昭公政权相对立。庄公十四年（公元前680 年）在外流亡十八年的郑厉公复位时，齐桓公已经上台六年，形势大变，加之内乱一直困扰郑国，使他无暇外顾，郑庄公所开创的有利形势，终也失掉。
4.管仲治齐与齐桓公称霸
齐在今之山东省，先以营丘（今山东昌东东南）为都，几世后，迁都至临淄（今山东临淄），地处黄河下游。齐于周武王时受封后，太公因“齐地负海舃卤，少五谷而人民寡，乃劝以女工之业，通鱼盐之利，而人物辐凑”（《汉书·地理志下》），也就是说“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史记·齐大公世家》）。齐地虽然位于中原边陲，由于东边东莱，有广阔的发展余地，东北临渤海，有鱼盐之利，到了春秋初年，齐在诸侯国中已最强大。公元前685 年，齐襄公死，桓公即位，任用管仲治齐，使齐国的社会、经济更有飞速的发展。
管仲（？—公元前645 年），名夷吾，字仲，或称敬仲，齐颖上人，桓公称他为仲父。其先与召忽辅佐公子纠，纠败，召忽死，而管仲由其好友鲍叔推荐给齐桓公为相，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政策。
面临着齐襄公遗留下来的残局，管仲在内政上首先提出了“叁其国而伍其鄙”（《国语·齐语》），即“三分国都以为三军，五分其鄙以为五属”（《国语·齐语》韦昭注）的制度。其内容为“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十五个士乡又分为三部分，这叫“参其国”；把原来的“鄙”划分为五个属，叫做“伍其鄙”；“乡”和“属”的下面又各有四个等级，都分别设官治理，使其“定民之居”和“成民之事”（《国语·齐语》）。所谓“定民之居”就是使公社农民都有自己的固定居住地区，不能随便迁徙流动。所谓“成民之事”，就是士、农、工、商“四民者勿使杂
处”，“使（士）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因为这样才能使公社农民各有所务，“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数，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才能使他们的子孙“恒为士“、“恒为工”、“恒为商“、“恒为农”。管仲就这样发挥了他的“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以上均见《国语·齐语》）的原则，纠正了由于社会变动而带来的四民流动杂处，重新固定生产活动以保证社会生产的发展，使公社继续成为一种基层组织，加强对公社农民的控制。
在这个基础上，管仲又采取了“作内政而寄军令”的措施，即把十五个士乡内每五个士乡为一帅，有一万人，由齐君率五乡为中军，两个上卿各率五乡为左右军，是为三军。同时，把“轨”、“里”、“连“、“乡”的政治组织形式和“伍”、“小戎”、“卒”、“旅”的军事组织形式统一起来，加强了国家对常备军的控制。在这种军政合一的形式内，“轨”中的五家因世代相处在一起，公社的活力仍然继续着，即“夜战，声相闻，足以不乖；昼战，目相见，足以相识”。因为利害福祸相同，所以“守则同固，战则同强”。在这样的组织情形下，“春以搜振旅，秋以狝治兵。是故卒伍整于里，军旅整于郊”。管仲利用公社残留的血缘宗族关系的力量，实现建设一支能“方行于天下”、“莫之能御”（以上均见《国语·齐语》）的武装力量，为后来的争霸战争做了准备。 管仲在政治上也要齐桓公“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所谓“修旧法”，是整饰旧制度的意思，“业”，韦昭注云：“犹创也”，颇是，指注入符合新时代的新内容。这样，管仲就为自己能够在较大辐度内突破旧制度的束缚，向法治方向跨出可喜的第一步提供了理论根据。所以他要“慎用其六柄”（《国语·齐语》），六柄就是“生、杀、贫、富、贵、贱”（《国语·齐语》韦昭注）。“择其善者而业用之”，当然就不是一味的接受，而是有选择的。所以他“与俗同好恶”，“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史记·管晏列传》）。“柄”，是后代法家的很重要的集权观念。“六柄”，约而言之，就是赏罚“二柄”，即生、富、贵是赏；杀、贫、贱是罚，《韩非子》中就有《二柄篇》。“六柄”的加强，也就是君权的强化，开始了国君集权的序幕。管仲如何择旧法而慎用六柄，《史记》、《国语·齐语》没有记载，但姜齐曾转述管仲之言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从怀如流，民之下也；见怀思威，民之中也”，並且说是“大夫管仲之所以纪纲齐国，稗辅先君，而成霸法”（《国语·晋语四》）。由此可见，管仲虽尚不可能制定或公布“峻法”，但能使民“畏威如疾”，当是管仲“严刑”的结果。如果承认“严刑”自管仲起，所谓“法家”也当自管仲见其端倪。www.fz173.com_春秋时期的资料。
管仲还规定，国中有“慈孝于父母，聪慧（惠）质仁发闻于乡里者”，“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于众者”（《国语·齐语》），由乡长推荐，试用为官。试用称职的，正式委任为吏。任官称职的，要经过君主当面审核，才能令他协助上卿治理政事。这就是“乡长所进，官长所选，公所訾相”（《国语·齐语》韦昭注）的选拔人才的三选制。这种三选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过去的世卿世禄制，为下层士民进入仕途开创了条件。
在经济方面，当时的井田制度虽然没有解体，还实行着“井田畴均”的生产方式，但已采取了“相地而衰征”（均见《国语·齐语》）的政策，即按土地多少、土质好坏而征收赋税。这是促使生产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
对于工商业，管仲在“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的同时，还规定“泽立三虞，山立三衡”（《齐语》），把全国的山林河泽统一管理起来，这样就几乎把所有的经济命脉都掌握在国家手中。他还主张“轻重鱼盐之利，以瞻贫穷”（《史记·齐太公世家》），或言“通轻重之权，檄山海之业”（《史记·平准书》），以至“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史记·管晏列传》）。“轻重鱼盐之利”和“徼山海之业”是否就是汉代盐铁官卖的滥觞，现在虽无可征信的材料，但从《管子》书中管仲反对向“树木”、“六畜”和人口抽税，而主张“唯官山海为可耳”的“山海”就是铁和盐看来（《管
子·海王》），当时可能已经有了统治盐铁的经济政策。此外，他又设轻重九府，采取铸造货币、调剂物价、免除关市之征等措施，使齐国积蓄了雄厚的经济力量，具备了争霸的经济和军事实力。 春秋初年，各国的对外政治，大体可以分为三种关系：一是华夏对夷狄，二是诸侯对周天子，三是诸侯对诸侯。齐桓公稳定了国内的局势后，便积极开展对外活动。他首先拉拢宋、鲁两国，接着把郑国也争取到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这时，戎狄势力很盛，对华夏族的一些小国有极大的威胁。鲁闵公元年（公元前661 年），狄伐邢（今河北邢台），前660 年，狄又破卫（今河南淇县），卫人连夜弃城而逃，逃过黄河的只剩七百三十人。桓公把他们和共邑（今河南辉县）、滕邑的人集中在卫国曹邑（今河南滑县西南），总共只有五千人。齐于是出兵救邢存卫，迁邢于夷仪（今山东聊城），迁卫于楚丘（今河南滑县），这就是《左传》闵公二年所说的“邢迁如归，卫国忘亡”。在狄人伐邢的战争爆发时，管仲极力谏言，明辩华夷，促齐出兵相救，说：“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宴安酖毒，不可怀也。《诗》云：‘岂不怀归，畏此简书。’简书，同恶相恤之谓也。请救邢以从简书。”（《左传》闵公元年）。在古代，各族之间的斗争是一种存亡的大事，而当时华夏族内的利害冲突，减弱了其对戎狄的抵抗力量。面对这种危机，管仲提出了“同恶相恤”和“诸夏亲昵“的号召，使齐国联合了华夏各国，击退了戎狄的进攻，把一些小国从戎狄的蹂躏下拯救出来，从而提高了齐国在中原的威信。
南方的楚国，从考古资料中可以看到，她的文化以湖北江汉平原为中心，北到河南南部，东到安徽中部，南达湖南的资兴、郴县一带。其国都初在丹阳（今河南淅川县），1978 年到1979 年在淅川县丹水下寺发现了一批春秋中期的楚国贵族墓葬。在下寺东北不远处有一座长九百米、宽四百米的古城龙城，可能就是楚国的初期都城丹阳。楚文王元年（公元前689 年）迁都到郢（今湖北江陵县纪南城），其古城遗址比丹阳龙城规模宏大，东西长九里，南北宽七里，面积达四十八平方里。楚在周初，本己不弱，休养生息近四百年，积蓄了雄厚的力量。楚国西部的群蛮、百濮、卢戎都被她征服，淮水流域的舒（在今安徽舒城）、六（在今安徽六安）、寥（在今安徽霍邱）和舒鸠、舒庸等也都先后为楚所灭。比较强大的徐（在今安徽泗县）也服属了楚。周朝封于汉水以北的“汉阳诸姬，楚实尽之”（《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所以，周平王东迁后就于申、吕、许布防，以阻楚国北侵。但是，楚文王时，楚灭了申、息、邓诸国，攻入曹国，伐黄和郑，其势力逐渐向黄河流域扩展。这时，由于齐国开始强大，所以一向臣属于楚的江、黄等小国转向于齐。楚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于是连年伐郑，以此对齐施加压力。鲁僖公四年（公元前656 年），齐桓公率齐、朱、陈、卫、许、曹、鲁等国军队攻伐追随于楚国的蔡国，蔡溃败，齐于是伐楚。当时楚也很强，而且不肯向齐示弱。最后，双方结盟于召陵（今河南邱城）。齐国这次虽然未能把楚国压服，但是还是暂时挡住了楚国北进的势头。
齐桓公在召陵与楚结盟后，事实上楚国承认了齐在中原的霸主地位。齐桓公安定了周王室后，为了巩固这一胜利，鲁僖公九年（公元前651 年）在葵丘（在今河南兰考、民权县境）召集鲁、宋、卫、郑、曹等国开会，周襄王也派周公宰孔参加，赏赐祭肉给桓公，并且附带一个命令说：“以尔自卑劳，实谓尔伯舅无下拜，”而管仲却跟着说：“为君不君，为臣不臣，乱之本也”（均见《国语·齐语》）。君之为君，臣之为臣，就是据礼而有的，如果齐桓公不尊守礼的规定，使天子不尊，诸侯也就可以效尤，也不尊守礼，那么桓公的地位也就难保了。无怪桓公闻管仲之言而惧，结果还是下拜接受祭肉。桓公尊王，诸侯也得尊王，因此桓公才能“挟天子以令诸侯”。所以《国语·齐语》说：“诸侯称顺”。通过这次盟会，齐桓公遂成为中原霸主。霸者，亦作伯，《一切经音义》卷二引贾逵曰：“霸，把也，言把持诸侯之权也。”
在“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公羊传》僖公四年）之际，霸者之出，则是一件大事。但是，霸者的本义却不仅止于抵抗北方戎狄和南方的楚国。齐桓公霸政的根本精神，主要在于维
护过去的邦国制度，也即为了防止诸侯国内部矛盾和危机的发生。鲁僖公三年（公元前657 年）阳谷之会时，《公羊传》僖公三年记载桓公之言曰：“无障谷，无贮粟，无易树子（《谷梁传》僖公九年传，范注云：“树子，嫡子。”），无以妾为妻”，障谷或以邻国为壑，或断邻国的水源，贮粟，则不通有无最易危害邦国的安全和存亡。那时国小，一水可能流过数国，上游国家障谷，下游国家便要断绝水源；反之，上游国家便要积水，都足以影响生产。《战国策·东周》的“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东周患之”，便是障谷的具体说明。由于国小，一有饥荒则非求助于邻国不可，邻国不救，便会有举国无炊的危险。齐桓公为了维系邦国的存在，所以首先提到“无障谷，无贮粟”，因为这是关系到民生的基本要政。至于废嫡立妾都与西周邦国礼法不合，这是内乱的重要因素，因而不得不加以禁止。所以六年后的葵丘之会，桓公“壹明天子之禁”时，又重复“毋雍泉，毋讫籴，毋易树子，毋以妾为妻，毋使妇人与国事”（均见《谷梁传》僖公九年）。三百年后，孟子述“五霸，桓公为盛”（《孟子·告子下》）时，条举葵丘之盟的五项命令，与《公羊》、《谷梁》皆合，这才是齐桓霸政精神之所在。所以，桓公身死，齐侵鲁，鲁使展喜犒师，答以不恐之故也说：“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夹辅成王。成王劳之，而赐之盟曰：‘世世子孙，无相害也’载在盟府，大师职之。桓公是以纠合诸侯而谋其不协，弥缝其阙而匡救其灾，昭旧职也”（《左传》僖公二十六年）。桓公纠合诸侯是要继承和发挥诸侯子孙“世世无相害”的传统。只是周成王的盟誓，由于东周以后天子衰弱，这个禁令也只有由诸侯来“壹明”了。《左传》襄公十一年范宣子主盟时所说的：“载书曰：凡我同盟，毋蕴年，毋雍利，毋保奸，毋留慝”，大概也是继承了霸政精神，承袭齐桓而来。
管仲相桓公后，以其本身的才智，应当时的客观条件，以“尊王攘夷”的口号，把黄河中游的诸侯国联合起来，北御戎狄，南制强楚，扭转了“南夷”、“北狄”交伐中原的危机形势，保卫了比较进步的中原文化。所以，孔子曾赞扬管仲的功绩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管仲在一定程度上重视社会现实，“慎用其六柄”和“畏威如疾”，开始了国君的集权和权威的提高以及重视工商业的发展，不仅对当时齐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而且在春秋以后的历史中也有深远的影响。但是由于时代的限制，他所采取的“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的原则，使他政治上的保守性强，经济上的改革精神多，因而管仲的改革具有二重性。管仲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其法家之倾向虽受时代的限制，但不失为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位有作为、有见识的政治家。
5.宋襄公图霸未成
齐桓公无嫡子，公元前643 年立内宠郑姬子公子昭为太子。但桓公死后，卫国女长卫姬与易牙、阉人貂勾结宫中权势作乱，立公子无亏为君，太子昭逃往宋国，齐霸遂衰。
宋襄公于鲁僖公十八年（公元前642 年）联合曹、卫、邾伐齐，送太子昭回国即位，是为齐孝公。战胜齐国后，宋襄公以为自己强大，想借齐、楚威势称霸中原，于鲁僖公二十一年（公元前639 年）把齐孝公召来同他一起与楚国的鹿上（今安徽阜阳市南，或说在今山东巨野县西南）结盟，楚国假意允许了他，暗里却布了天罗地网。到了这年秋天再会，宋襄公自矜信义，不带兵赴会、楚、郑、陈、蔡、许、曹等国诸侯约宋襄公到盂地（在今河南睢县），楚国乘机拘捕了他，并且起兵伐宋。公子目夷从会上逃回，力抵楚军，坚决不降。楚见捉一国君并无用处，遂把宋襄公送给鲁国，鲁僖公乘机出面说情，放他归国。本想趁齐国内乱夺取霸主的宋襄公，结果落得个如此下场。
宋襄公并未从此吸取教训。当时楚强，郑国朝楚，为此，宋襄公在公元前638 年伐郑。楚救郑，与宋军战于泓水（今河南柘城县北）。当时宋军已经列好阵势，楚军正在渡河，司马子鱼（即
【三】:春秋战国时期的主要文字材料之一是简牍
春秋战国时期的主要文字材料之一是简牍，现在发现的这一时期的简牍都属于战国时期，发现者只有楚国文字简牍和秦国文字简牍，此时的简牍文字是作为随葬品埋入墓葬的，楚国简牍主要有包山楚简，简的意义大，传世文献在传抄中
公元前221年（秦王政26年）秦统一全国，到公元前206年冬秦王子婴投降，秦王朝存在了不到十五年的时间。公元前206年成为汉高祖刘邦元年，开始了汉王朝。刘邦政权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市西北），到公元25年，刘秀（汉光武帝）重新建立汉王朝，都洛阳，为示区别，史称前者为“西汉”、“前汉”，后者为“东汉”、“后汉”。
春秋战国时秦国使用的文字更多地保留了西周文字的特征，是西周文字的忠实继承者。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文字也作了统一，自此汉字又形成了一统局面。www.fz173.com_春秋时期的资料。
【四】:春秋战国主要人物
春秋：齐桓公（小白）、管仲、隰朋、鲍叔牙、易牙、竖刁、郑庄公（寤生）、太叔段、祭足、颍考叔、公子纠、宫之奇、公孙无知、晋文公（重耳）、狐突、狐偃、狐毛、介子推、里克、邳郑、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石碏、石厚、州吁、郑突、郑忽、老子、孔子、孙武、左丘明、伍子胥、范蠡、西施、勾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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