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密函(一)
浅谈孙中山的对日观
[摘要] 研究孙中山的对日观，对于了解孙中山思想、孙中山与日本关系以及近代中国革命进程都有重要意义。本文主要从孙中山先生与日本之间的几次政治交易来发表笔者对于此事件及中山先的粗浅看法。
[关键词] 孙中山 对日观 政治交易 评价
引言
孙中山在领导近代中国民主革命过程中曾经到过亚洲、北美和欧洲的不少国家，而与日本的关系最为密切。从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流亡神户到1924年底最后一次访日，进入日本国土共16次，累计居留时间达8年零10个月之久。换言之，在孙中山的三十年革命生涯中，有将近三分之一的时光是在日本度过的。孙中山一直将明治维新视为中国革命的榜样，而中国革命也事实上与日本产生了密不可分的联系：多达两万的在日留学生将日本政治改革的精神带回国内传播；日本多次成为他的政治避难地和起义指挥所，成为他在海外最重要的活动基地，在孙中山与日本官方、在野及民间人士的交往中，有些日本志士为中国革命奔走不懈，有些人给革命带来了急需的物资援助，孙中山希望这种中日人士间的友好关系，提携互助能拓展到两国国家关系中区。因此，孙中山对日本怀有一种特殊感情和对日本产生了深切的希望，他多次声称日本为其“第二故乡”、中国与日本为“兄弟之邦”是毫不奇怪的。
孙中山是一位革命领袖，与日本又有如此密切的历史因缘，故必然会十分重视日本在中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在他羁留日本、与日本发生关系的年代，正值日本在东方崛起之时，并且同时扮演着西方叛逆者和东方新侵略者的双重角色。而他所结交的众多日本人，也有各不相同的政治背景和可资借助的力量。因此，他在中国革命的不同发展阶段都对日本有所企求和寄望，并产生种种相应的看法。所谓孙中山对日观，指的就是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的约三十年间，孙中山从领导中国革命的立场出发，对日本的历史与现状的认识，对日本国家、人民和政府所持的观点、所作的评价以及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孙中山的对日观，是其政治学说和外交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应当指出，研究孙中山的对日观，对于了解孙中山思想、孙中山与日本关系以及近代中国革命进程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它也是近代中日关系史中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
由于此故，孙中山的对日观在孙中山及其革命运动研究中是极为重要的研究领域。回顾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的研究，海外的学者尤其日本的学者从60年代开始挖掘、利用在日本所藏的孙日关系及革命党的档案史料，进行了颇有创新的研究，占据领先地位。文革前国内学者也对此进行过一些研究，但较为零散，没有突破性进展，研究处于“停滞”状态。80年代吹起的开放春风打破了这一状态，开辟了孙日关系研究的新局面。在新政策的指引下，通过国际学术讨论会，相互访问和资料交换等形式，中国学者和日本及他国学者间的学术交流迅猛发展。中国学者也开始走出国门，在日本交流学术的同时，有机会亲临藏有珍贵档案史料的日本各史料馆查阅和搜集孙日关系的专著和史料集，使这领域的研究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在某些问题和某一个时期的研究中占有领先地位。笔者的这篇文章在撰写时就借鉴了新时期的研究成果，这会在文中标注出来。
孙中山的对日观在其决心踏上革命运动的当初，作为集中了其最初思想的论文而闻名的《上李鸿章书》中，已经揭示了出来。孙中山在这篇文章中写道：“试观日本一国，与西人通商后于我，仿效西方亦后于我，其维新之政为日几何，而今日成效已大有可观，可能举此四大纲（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而举国行之，而无一人阻之。”也即孙中山认为，日本比中国更迟地接触西欧资本主义，然而由于“举国”实行“四大纲领”，比中国先行成功了“维新”，取得了今日的“大有可观”的成果，因而中国有必要从日本的明治维新中取得范例，推进革新。孙中山在以后岁月里，尽其一生，高度评价了日本的明治 1
维新，丝毫没有改变必须学习维新精神这样一种见解。
孙中山领导中国革命的基本战略目标早在创建兴中会时便已确定下来，并且贯彻始终。檀香山的《兴中会章程》中，明文规定立会宗旨是“振兴中华，维持国体”。据孙中山后来所进一步阐明的主张及其实践活动来看，振兴中华的涵义甚广，主要包括在政治上军事上倾覆满清君主专制政权以及荡涤继起的军阀统治体系，在经济上则是要把贫穷落后的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裕兴盛的国家。而所谓维持国体，上述章程清楚地解释为要改变“我中华受外国欺凌”、“国体抑损”的境况，“申民志而扶国宗”；到他晚年更明确地提出了“消灭帝国主义在中国之势力”的斗争任务。总之，推翻国内反动势力统治和解除帝国主义压迫，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这就是孙中山长期奋斗所要达到的革命战略目标，也是他胸怀革命全局的根本利益所在。【孙中山密函】
显然，在当时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极其复杂的历史环境里，要实现这个革命任务是困难重重的。那时，在中国横行无忌的外来侵略势力并不限于一国，而是全世界所有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它们更与孙中山革命所直接面对的国内敌人勾结在一起，成为革命前进的巨大障碍。由于革命与反革命的力量对比过于悬殊，故孙中山在每个革命发展阶段都特别注意根据当时当地的客观条件，按照自己的分析和判断，积极寻找、组织革命依靠力量和争取革命支持力量，其中也包括对某些帝国主义国家进行分化、争取工作。早在19世纪末孙中山与日本友人宫崎滔天的笔谈中，就曾因担心欧洲列强结盟反对中国革命，而提出了连结英日、笼络法德、孤立俄国以拆散欧洲联盟的设想。这种捭阖纵横的外交策略，便是为了减少革命阻力和削弱敌人，实现某一时期的革命目标所采取的手段。当把这些手段付诸实施并期望取得成效时，又往往需要以牺牲局部的革命利益作为代价；期望值愈高，代价也愈大。而为了获得对方的重大支持援助甚至结成联盟，以加强革命实力、增大革命成功的机会时，或者在革命低潮时期企望通过对方大力支援以复苏革命时，所付出的代价就更大了。
孙中山先后与外国人谈判或订立的合作协议，有多次是人们常说的以“牺牲国家权益”为代价换取对方援助中国革命的。其中最受研究者关注并引起争议的，是孙中山曾多次为了争取日本帝国主义当局（或通过在野人士作中介）全力支援中国革命，企图以牺牲部分国家主权和领土为代价所进行的政治交易。这些交易有的停留于试探、建议或谈判阶段，有的草签了协议；而交易中的妥协条件，有的由孙中山主动提出，有的则是在谈判中取得了共识。下面就来谈谈几宗重要的政治交易。
据现在已披露的史料，先将孙中山与日本之间几次均未实现的主要政治交易，作一简要介绍：
(1)1912年2月2～3日，时任南京民国政府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偕陆军总长黄兴、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与到访的日本三井物产公司职员森恪（根据前首相桂太郎的授意）举行秘密谈判，要求日方除付给已另有协议的汉冶萍借款500万日元外，再提供1000万日元贷款；而作为交换条件，同意日方提出的租借满洲的要求及中止与袁世凯和谈的建议，并表示拟由孙、黄之中一人赴日签订满洲问题密约。关于付款日期，孙中山一再强调务必在2月9日之前交付，他这样对森恪说明理由：“万一此数日内没有足够资金以救燃眉之急，则即将陷入许多军队离散、革命政府瓦解之命运。如此紧急之际，倘若我等在数日内不显露姿态，恐将造出我等因穷困而出逃的流言。”然而，此项计划终因不获当时日本政界元老首领山县有朋及另一位对财界有重大影响力的元老井上馨的支持，且遭西园寺公望内阁尤其是陆军大臣石本新六的反对，而未能付诸实施。
(2)1913年2月底3月初，以在野政治领袖身份到日本访问的孙中山，与第三次组阁而刚下台的前首相桂太郎进行密谈。据后来所透露的密谈内容，要旨有二：中日两国提携，日本放弃侵华政策，帮助中国解除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协助中国建设和实现统一，中国则保障日本在华权益；建立中日德等国同盟，以推翻英国在亚洲的霸权地位。桂太郎认为袁世凯“终 2
为民国之敌”，建议孙中山争取再度执政，并承诺如重新组阁必将全力助孙。值得注意的是，有两种日文资料提及孙中山谈到了满洲问题：“日本真正理解中国，能协力建设新中国，即使将满洲等地提供给日本也没有关系”；“用日本的力量来开发东北，使其成为一个乐园，并以她来抗拒帝俄的南侵，但她主权永属于中国”。同年秋桂太郎病逝，故这次密谈未有结果。【孙中山密函】
(3)1914年5月11日，二次革命失败后再度流亡日本的孙中山，在东京发一中文密函给组阁才20多天的首相大隈重信。函中力劝日本政府改变亲袁的对华政策，转为“助支那革新”。大要是：首先援助革命党推翻袁世凯统治；次为辅助中国改良内政、训练军队、振兴教育、开发富源、发展实业；进而帮助中国修正不平等条约、撤废领事裁判权、取得关税自主权——使中国得以“保全领土，广辟利源，为大陆之富国”。作为回报，则承诺中国“开放全国之市场，以惠日本之工商，而日本不啻独占贸易上之利益”，并可取代英国的霸主地位一跃而为“世界之首雄”。此函发出后，始终没有得到大隈的答复。
(4)1915年2月5日，时为中华革命党总理的孙中山，与陈其美（该党总务部长）为一方，日本民间人士犬塚信太郎（前满铁公司理事）、山田纯三郎（该公司职员）为另一方，共同签订了中日文两种文本《中日盟约》草案。3月14日，孙中山又派该党党员王统一递交一日文密函给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张造，并抄送盟约草案全文。该盟约以中日两国“提携”为主旨，归纳其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为对等责任，包括：两国对他国有关东亚的重要外交事件，互先通知或有所协定；为使两国经济协同发达，在双方重要都市设立中日银行及其支行；本盟约各项约定内容如未经两国外交当局或签约者同意，不得与他方缔约。二为中国所承担的义务，包括：为便于两国协同作战，中国军队使用的兵器、弹药、装备等与日本同式，需聘用外国军人时主要宜用日本军人；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若聘用外国人时，主要宜用日本人；中国以外国资本或中外合办方式经营矿山、铁路、沿海航道时，日本享有优先权。三为日本所承担的义务，包括：日本援助中国改良弊政，且使之迅速成功（指助革命党推翻袁世凯政权）；日本帮助中国改良内政、整顿军备及建设健全的国家；日
中国改正条约、关税独立及撤废领事裁判权等。孙中山在致小池函中说明，“盟约草案乃属吾人私案，务请勿予公布”，并认为它“在今日情势之下至难实现”。当时，正值日本政府于1月18日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后双方进行频繁谈判之际，小池一直对孙中山来函未予答复，订立《中日盟约》一事终于不了了之。
上述四宗政治交易，分属民国初建和反袁斗争两个时期，孙中山的妥协条件主要涉及租借满洲和让与部分国家主权两个问题。各种文献记载表明，孙中山企图使满洲以同意租借、托管、出让特殊权益等方式作为条件换取日本支援中国革命的思想主张，由来已久。从辛亥革命前到民国成立后多年，他先后在多种不同场合的谈话中表达过这种见解，甚至到了1923年还曾对人重申同一意见。孙中山和他的不少革命战友，在认识上由于受到中国历史变迁的特殊性及其革命使命具有“灭满兴汉”的浓烈色彩所影响，往往视满洲为“异域”、“外国”，视满人为“异族”、“外国人”，这种错误认识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造成的。因此在孙中山等人的心目中，一直将其死敌满清统治者的策源地——东北地区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而为了求助于日本，却不惜“投其所好”地把满洲作为达成妥协的重要筹码。例如孙中山曾对帮助过自己的日本人说了以下一段话：“日本需要满洲，满洲与日本有不可隔离之关系。其地原为满洲人之土地，对我中国汉人来说并非绝对必要。我辈革命如能成功，如满洲之地，即使满足日本之希望当亦无妨。”类似的话，他说过不止一次。尽管如此，孙中山依然认为满洲是中国疆土，有数次谈话便提到中国即使把它交付日本也仍拥有领土权。更值得注意的是他还有这样一种考虑，就如1912年8月回答记者关于“满蒙”问题的提问时所说的： 3
“惟俟数年后中国已臻强盛，尔时自能恢复故土。”这番话讲于与森恪谈判把满洲租借给日本以换取贷款的半年之后，由此可见，他进行这种政治交易带有“权宜之计”的成分。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孙中山把革命的利益、争取达到革命胜利的目的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上，而任何妥协或政治交易都不过是一种革命策略手段。像孙中山这样的革命家，之所以有别于卖国贼和革命叛徒，就在于没有背弃革命原则；而从根本上说，革命利益原则和国家利益原则是一致的，因为革命的终极目的正是为了缔造国家美好的未来。在革命发展的道路上，不可能回避历史的曲折性，暂时的退却和退让常是为更快速前进准备必要的条件。因此，那种因有某些牺牲国家利益条款的政治妥协而把革命与卖国混为一谈、把革命者与卖国贼等量齐观的观点，是片面和错误的。
一个革命者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成熟性，往往决定他所运用的革命策略手段是否正确得当。对于客观形势的准确判断，对于谈判对手的充分了解，对于妥协的必要性、妥协条件及其后果的事前估量，都是为策略的运用进行决策所必不可少的，而这些方面又恰恰反映了决策者的政治思想状况及其领导水准。作为决策者的孙中山，笔者认为其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在当时中国革命的内外条件下，锲而不舍地对帝国主义力量进行分化、利用和个别争取工作是无可非议的甚至是非常必要的。孙中山对日本等帝国主义的侵华野心和敌视革命的反动性绝非毫无认识，如1915年3月10日即致函小池的四天前，他在写给美国华侨的一封信中就说：“虽至愚之人，亦足以知日本万不可靠。”可是，他对帝国主义固有的的反动本质及顽固程度却远远认识不足，以为只要由某位开明政治家或与自己有交情的人登台执政，再诱之以利，便可使其改变国策并转而支持中国革命。这只是他一厢情愿的幻想。当然，帝国主义者受自身利益所驱使，也并不排除出于利用动机而支持革命的可能性。但孙中山对这种可能性的估计也过分乐观，忽略了在本国敌我力量对比上自己处于弱者地位，而帝国主义者总是选择强者这一事实。由于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存在着重大误区，致使他所渴望实现的几次重要政治交易均以失败告终。
第二，人们看到，孙中山为实现自己确定的革命目标往往不择手段，主要是表现在易于接受苛刻的妥协条件，而置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于不顾。其所以如此，除了存在妥协紧迫性的因素外，从认识上说也与他对国家主权和领土的观念有密切关系。首先必须肯定，孙中山在根本上是一位捍卫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的伟大战士，他的毕生革命实践和大量爱国言论都足以证明这一点。与此同时，如上文叙及的，他对待满洲问题和有关对外开放问题所持的某些观点，则使他在妥协中比较乐于付出具有损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性质的代价。这里还须指出，孙中山的世界大同思想也与此有一定的关系。1912年卸任临时大总统后，他在演说中曾认为人类未来的趋势是“使全世界合为一大国家”，“泯除国界而进于大同”。正是基于这种思想，1915年底（或1916年初）孙中山与刚上任的日本陆军参谋总长上原勇作密谈，在提出愿以让与满洲全部特殊权益为代价（但中国仍保持领土权）换取日本不少于三个师团的兵力（由预备役将兵组成）支援中国革命的要求时，又表示只要日本心援助中国革命和亚洲独立事业，“中日两国的国界难道不也可以废除吗？”。这种不切实际的超前意识，助长了他在谈判条件时的慷慨。无论如何，孙中山就这类严酷的妥协条件单凭个人意志或在狭小圈子里作出的决策，是普通的革命党人和一般群众所难以接受的，他又没有采取任何适当的措施以使人们确信这种决策的正确性和必要性，故当政治交易的内幕泄露出去时，便使自己陷于尴尬和孤立的境地，这显然是对革命事业很不利的。至于像《中日盟约》那样的政治交易达成后将会出现什么后果，更是不堪设想了。这就表明，关于国家主权、领土问题的认识误区以及与此相关的在妥协实践中脱离群众，是孙中山的另一主要缺点。
4
但是，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时，要把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放到它们当时所在的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当中去。孙中山所处的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正是中国刚刚开始接受西方民族国家的观念，准备重塑中华国家的那个对主权和领土概念正在熟悉和形成过程中的十分混乱的过渡时期。想当然地把我们今天对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理解与当年孙中山的理解混为一谈，只能是对历史的不求甚解，是不了解我们今天所谈论的“民族意识”并非与我们这个民族与生惧来，而是要经过许多年的生长和发展才可能成形的。在历史著作中以“爱国”或“不爱国”作为一种道德尺度，来评判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政治斗争各方的是非优劣，是一种极不科学的做法。孙中山的一生，曾经同帝国主义及其他势力进行过大大小小的、不可胜计的政治妥协，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整个革命生涯便是一部由斗争和妥协交织而成的奋斗史。妥协并非坏事，它是革命发展不可或缺的环节和阶梯。但善于妥协又非易事，实行妥协的革命领导者除却自身条件外还将受到诸多客观条件的制约。孙中山在妥协实践中的缺点和失误，须要我们实事求是地作出历史的说明。
5
孙中山密函(二)
孙中山的四次婚姻
浅谈孙中山的婚姻
摘要：在孙中山的一生中，许多女子因为他的革命而出现，又因为他的革命选择退去。根据记载，孙中山一共有四次婚姻，包括原配夫人卢慕贞、革命伴侣陈粹芬、日籍女子大月薰和最终伴侣宋庆龄。了解孙中山的婚姻故事，是对其做出全面评价的一个重要基础。
关键词：孙中山 四次 婚姻
孙中山（1866年11月12日—1925年3月12日），原名孙文，幼名帝象，字德明，号日新，后改为逸仙，流亡日本时曾化名中山樵，故又称其为“中山先生”，广东省香山县人（今中山市人）。是近代中国伟大的政治家、革命家、理论家、中国革命党总理，是中华民国第一位临时大总统。他是中国国民党的创始人，三民主义的倡导者。
孙中山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在他的婚姻生活中，许多女子因为他的革命而出现，又因为他的革命而选择退去。在他公开的传记中，只承认两位，一位是卢慕贞、一位是宋庆龄。其实孙中山还有一位妾叫陈粹芬，在孙中山家的族谱里有详细的介绍。此外孙中山还有一位日本籍的秘密夫人大月熏，孙家家谱中没有作记载。下面我们来一一的了解一下。
一、孙中山与卢慕贞
孙中山的原配夫人是卢慕贞。通过阅读有关孙中山婚姻的书籍，会发现卢慕贞是非常的伟大，虽然卢慕贞为了成全孙中山和宋庆龄的姻缘选择了离婚，虽然宋庆龄被我们尊称为国母，但是卢慕贞在孙中山的革命生涯中所作出的牺牲和让步是不可小视的，彰显了中国传统【孙中山密函】
女性的美德和善良。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孙中山和卢慕贞结合的原因：孙中山的乳名为“帝象”，母亲给他起这个名字有一定的寓意，翠亨村里有一个神殿，叫北极殿，店里供奉着“北方真武玄天大帝”的神像，母亲希望孙中山能得到神仙的保佑，所以取“帝”字，作为报答，宁愿让孙中山作一头大象让神仙骑。可是现实并不是如此，由于孙中山受过西方的洋教育，接触到先进的思想，他反对封建迷信，想打破农民的愚昧思想，在1883年的中秋节，当别人都来北极殿求拜的时候，他和陆皓东共同打碎了神像。他的这一行动，迫使他离开家乡去香港读书，后又转到檀香山的长兄孙眉那里，可是孙中山不满大哥的严厉责备和管教，竟然负气不辞而别，于1885年4月回到翠亨村。孙眉看到孙中山性格倔强，实在难以管教，思来想去，想到婚姻是羁绊弟弟的良策。于是他给家里汇了一笔钱，除了供弟弟读书外，希望父母尽快为弟弟成婚，使其安于家庭生活，免得再因年轻气盛而惹出难以收拾的麻烦。正好孙中山的母亲杨氏的一个姐妹在香山县上恭都外茔乡，觉得孙中山和卢慕贞挺般配，就极力撮合这桩婚姻。其实，孙中山和卢慕贞并不般配：卢慕贞身材矮小，肤色较黑，自幼缠足，孙中山则温文儒雅，相貌秀美，身材适中；卢慕贞自幼丧父，性格内向孤僻，对政治毫无兴趣，粗通文墨，孙中山则受过中西式双重教育达20年之久，热心于革命。但是，由于孙中山一直敬重父母，所以在婚姻问题上没有违背父母和大哥之命。
1885年5月26日，孙中山和卢慕贞结婚。结婚三个月后，孙中
山离开家乡再赴香港中央书院复学。可以说，刚开始结婚两人是基本没有感情的。1888年春，在孙中山的父亲病重至逝世的那段日子，孙中山亲眼看到了卢慕贞在父亲病榻前寸步不离，亲奉汤药，甚为感动。卢慕贞与孙中山经过了长时间的相互了解，感情渐生，日渐和睦。1891年10月20日，孙中山和卢慕贞结婚6年后，儿子孙科出生，儿子的出生为他俩的感情增添了新的色彩。1892年7月，孙中山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起先是在澳门镜湖医院任外科医师，但受到了葡萄牙人的排挤，于是自己在广州开“东西药局”，有了着落后，他把卢慕贞和儿子接到了澳门。这段时间卢慕贞相夫教子，生活安逸，是卢慕贞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1894年，他们的大女儿孙娫出生。可是，幸福的日子并不长久，1894年10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创建兴中会，树起了反抗革命的大旗，昂首踏上了民主革命的征程。1895年10月26日，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武装起义——广州起义没有正式发动就被清政府镇压失败，孙中山来不及回家向老母、妻儿道别，就经香港前往日本，开始了长达16年的流亡生涯。孙中山被清政府列为叛贼要犯，悬赏一千元进行通缉，家属自然受到株连。为了避免火灾临头，卢慕贞搀扶着年近七旬的婆母，领着四岁的儿子，抱着尚在襁褓中一岁多的儿子和大嫂等一家五口逃到了檀香山孙中山的大哥孙眉家。一直到1895年年底，孙中山从日本横滨赶到檀香山，与家人团聚。卢慕贞对孙中山奔走革命，遭到挫折，无一言责备，反而因为自己是小脚女人无法跟在丈夫身边照顾丈夫赶到懊悔与自责。1896年3月12日，在孙中山30周岁生日的那一天，他们的二
女儿孙婉出生——这是他们短暂爱情的结晶。1906年，大哥孙眉因倾力支持孙中山革命终致农场破产，卢慕贞携两个女儿跟随大哥来到香港九龙。1910年7月19日，孙中山的母亲杨氏夫人在思念儿子的恸哭折磨中，在生活困苦的无尽黑暗中离开人世。此时，孙中山正在南洋槟榔屿为策划第二次广州起义募集革命经费。卢慕贞闻悉丈夫在槟榔屿，因婆婆去世已无甲类，故立即携两个女儿由九龙赴南洋，全家得以别后重逢。然而好景不长，这年12月，南洋政府殖民当局配合清政府对孙中山进行通缉，
http://m.zhuodaoren.com/shenghuo338499/
推荐访问:孙中山银元 孙中山纸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