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案件中的专家证人制度下载(一)
从案例看商业秘密纠纷案件中的专家证人
商业秘密纠纷案件中的专家证人
上海六博化工有限公司等与三博生化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侵犯商业秘密纠纷上诉案
案件要旨：专家证人，是指在民事诉讼中依据其在科学、技术及其他专业知识方面具有的特殊知识或经验，对相关案件事实出具专家证言或出庭对有关案件事实做出专业技术性陈述，以辅助法院查明案件事实的人员，其与我们通常所说的鉴定人是不一样的。
编者注：本文摘自北京唐湘凌律师主编的《商业秘密保护实务精解与百案评析》（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唐湘凌律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北京专业商业秘密律师，主要服务领域为公司法、知识产权等领域。在商业秘密领域，唐律师办理过大量涉及侵犯商业秘密的民事、刑事案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唐律师曾代理商业秘密案件在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并成功地使案件得到最高人民法院提审。欢迎委托唐律师为企业制定保密制度保护商业秘密或者办理商业秘密相关案件，邮箱：lawyernew@163.com，电话：18601900636。
一、案件来源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6）沪一中民五（知）初字第244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09)沪高民三(知）终字第33号判决书。
二、基本案情
2003年12月中旬，被告邹某进入原告三博生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博公司”）工作。2004年3月，邹某与三博公司签订了一份的《劳动合同》，约定邹某任副总经理职务，合同期为2年。同年10月，邹某（乙方）与三博公司（甲方）签订《保密协议》一份，约定：乙方应承担保密义务的甲方商业秘密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等，若乙方不履行保密义务，应当一次性向甲方支付违约金人民币100万元，因乙方的违约行为侵犯了甲方的商业秘密，甲方可以选择根据协议要求乙方承担违约责任，或者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要求乙方承担侵权责任等。2005年11月29日，邹某办理完交接手续从三博公司处离职。
2005年12月19日，被告六博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六博公司”）成立，其经营范围为：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品）、化工机械设备、通讯器材、橡塑制品等。
本文摘自北京唐湘凌律师主编的《商业秘密保护实务精解与百案评析》（中国法制出版社）。唐湘凌律师办
2006年3月29日，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李某登陆互联网，在百度搜索栏内分别键入“上海六博”和“邹某”后可以搜索到的信息有：1.在被告六博公司的网站上有关“公司简介”的内容为：“上海六博化工有限公司是由国内外六名年轻的博士兴办的高科技精细化工企业，主营行业是防腐剂、防霉剂、杀菌剂、水处理剂，功能性助剂和化工原料贸易„„”；涉及“产品介绍”的列表中有相关产品的化学组成、使用体系和pH使用范围等简介；在“联系我们”的页面中列有总公司及相关部门的电话、E-mail、联系人姓名等信息，其中销售处的联系人为被告邹某。2.在“中国涂料助剂网”上有被告六博公司的公司简介、业务资料和联系方式，所显示的联系人为“邹先生”；3.在“中国化工人才网”上有被告六博公司发布的公司简介及招聘信息，公司联系人为被告邹某。北京市公证处对上述网页予以证据保全公证，并出具了《公证书》。
2006年7月7日，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武某、李某至被告处购得产品名称为DI、QI、BNC、CD50、DO、LXE、GTQ的液体各2桶，并取得发票、产品说明书和质检报告。上海市闵行区公证处对上述购买过程进行了证据保全公证，并出具了公证书。公证保全的6张质检报告上“检验员”处均盖有被告邹某的印章。
后三博公司以邹某、六博公司侵犯其商业秘密为由，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六博公司生产、销售的DI等6种产品所使用的配方和工艺流程与原告生产的六种产品的配方和工艺流程相同。
诉讼中，原告三博公司提交了其主张权利的6种产品的配方和工艺流程，原审法院亦要求被告六博公司提交其生产公证保全的DI等6种产品的配方和工艺流程。上海市科技咨询服务中心根据法院委托，就原告主张的涉及6种产品的配方和工艺流程是否属于公知技术，以及被告生产的QI等6种产品采用的技术与原告所主张的技术是否一致等问题进行鉴定。其后，鉴定机构出具的《技术鉴定报告书》认定：1、原告主张的涉及6种产品的配方和工艺流程属于非公知技术。
2、被告生产的QI等6中产品采用的技术与原告所主张的技术一致。
经质证，原告对上述《技术鉴定报告书》没有异议。两被告则指出，其生产的包括QI在内的4种产品的组份和含量都可从相关公开的专利文献上检索出来，属于公知技术；公证保全的产品已超过12个月的有效期，故对经红外光谱检测认定与原告产品相同的结论不予认可。上海市科技咨询服务中心的专家在接受法庭的当庭质询时针对两被告提出的异议解释称，两被告依据其向法庭提供的专利文献无法生产出涉案产品；公证保全产品过期与否并不影响用红外光谱分析产品组分的结果。
本文摘自北京唐湘凌律师主编的《商业秘密保护实务精解与百案评析》（中国法制出版社）。唐湘凌律师办
三、法院审理
上海市一中院经审理后认为，原告三博公司要求保护的商业技术秘密主要涉及6种产品的配方和工艺流程，其中2种产品的配方与专利文献公开的配方基本一致，且对应之工艺流程亦属于该领域内相关人员普遍知晓的配制方法，故不构成商业秘密，但除此之外的4种产品的产品配方和工艺流程尚无证据证明已有公开文献记载，且能为原告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原告采取了与员工签署《保密协议》等保密措施加以保密，故上述4种产品的配方和工艺流程可以认定为原告的商业技术秘密予以保护。
现有证据表明，被告邹某在原告单位曾任副总经理一职，并下车间帮助投料，有机会接触到原告的技术秘密，且邹某具有化学教育专业的背景，较容易在短时间内掌握所接触到的产品配方和工艺流程。被告六博公司在被告邹某从原告处离职后不到1个月就已成立，而且从该公司在网上所发布的信息以及公证取得的产品质检报告上的署名来看，邹某全面负责和参与六博公司的实际生产、经营活动。《技术鉴定报告书》的结果表明，被告生产的4种公证保全产品所采用的技术与原告生产相应产品的技术基本一致，在两被告未能举证证明其技术来源合法的情况下，原审法院有理由认为被告邹某违反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向被告六博公司披露了原告的技术秘密，被告六博公司获取、使用了该技术秘密，两被告所实施的上述行为已构成侵权，应当共同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等民事法律责任。
由于尚缺乏证据证明原告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或者两被告由此所获得的利益，法院综合原告所主张的商业秘密类别、被告主观过错程度、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持续时间、情节和后果等因素，酌情确定两被告应承担的赔偿数额。综上，法院最后判决：被告六博公司、邹某立即停止侵犯原告三博公司的商业技术秘密；两被告共同向原告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6万元，两被告之间互负连带责任。案件受理费及其它合理费用亦由两被告负担。
判决后，六博公司、邹某均不服，共同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三博公司的诉讼请求。两上诉人的主要上诉理由为：上诉人生产的涉案4种产品的配方和工艺流程是通过在公开的技术文献上获得后，自主研发的；原审法院关于邹某在被上诉人工作期间有机会接触到被上诉人商业秘密的认定属主观推定；《技术鉴定报告书》存在严重错误，原审法院在一审判决中已经纠正其中两种产品配方和工艺流程系公知技术。上诉人有充足证据证明其余四种产品配方和工艺流程亦系公知技术，故申请对涉案产品进行重新鉴定；原审法院判决两上诉人赔偿被上诉人经济损失人民币6万元缺乏依据；鉴定费用完全由两上诉人承担是错误的等。
本文摘自北京唐湘凌律师主编的《商业秘密保护实务精解与百案评析》（中国法制出版社）。唐湘凌律师办
上海市高院经审理，认为原审法院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属实。针对两上诉人的上诉：
一、原审法院认定两上诉人侵犯被上诉人商业秘密证据不足，判决两上诉人互负连带责任没有依据。法院认为，由于两上诉人提交的专利文献等证据材料与被控侵权产品的配方并不一致，且两上诉人又未提交其根据公知技术进行研发的任何证据材料，故其关于被控侵权产品的配方及工艺流程系从公知技术研发而来的相应辩解理由缺乏事实依据，不予采信。
二、上诉人邹某在被上诉人三博公司时未从事过涉案产品的相关生产、管理等工作。根据相关证据证明，邹某在三博公司任副总经理，并曾下车间帮助生产，其有机会接触并掌握被上诉人的产品配方和工艺流程。上诉人六博公司在邹某从三博公司离职后不到1个月就已成立，且六博公司生产被控侵权产品的技术与被上诉人主张保护的相应产品的技术基本一致，故被上诉人有理由怀疑六博公司使用的技术系来源于邹某未经许可擅自披露的被上诉人的技术秘密。同时，由于两上诉人未能举证证明六博公司生产上述被控侵权产品所使用的技术具有合法来源，故原审法院据此认定两上诉人共同侵犯了被上诉人的商业秘密，应承担共同侵权的民事责任，并无不当。
三、两上诉人上诉称，《技术鉴定报告书》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法院认为，两上诉人既未能举证证明涉案的另外四种产品的配方和工艺流程是公知技术，也未能提出任何足以反驳《技术鉴定报告书》中关于该四种产品的鉴定结论的相反的证据和理由。在此情况下，原审法院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依法采信《技术鉴定报告书》中除产品的配方与专利文献公开的配方基本一致的2种产品外的其他鉴定结论，并无不当。两上诉人虽在一审中向原审法院申请重新鉴定，但其未能举证证明《技术鉴定报告书》存在需重新鉴定的情形，故原审法院对两上诉人提出的要求重新鉴定的申请不予准许，并无不当。二审中，两上诉人又申请重新鉴定，法院对该申请亦不予准许。两上诉人的这一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四、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其承担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6万元缺乏依据及判决被上诉人全额承担鉴定费不合理。原审法院是在综合被上诉人主张的商业秘密类别、两上诉人的主观过错程度、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持续时间、情节、后果以及被上诉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出的合理费用等因素后，酌情判决两上诉人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6万元，故并无不当。但鉴于原审法院对于《技术鉴定报告书》中的两种产品的鉴定结论未予采信，仅确认两上诉人侵犯了被上诉人的四种产品，故两上诉人关于不应全额负担鉴定、检测费的主张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在二审本文摘自北京唐湘凌律师主编的《商业秘密保护实务精解与百案评析》（中国法制出版社）。唐湘凌律师办
判决中根据实际情况予以调整。
综上所述，上海市高院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二审判决。
四、律师点评
在本案一审中，出现过鉴定机构的专家在法庭庭审质证过程中，就被告提出的异议进行解释、陈述的情况。那么，本案中所提到的专家，与我们平时听到的“专家证人”是否属于同一概念，商业秘密侵权诉讼中是否允许“专家证人”出现，该“专家证人”又应具备哪些条件呢？故借由本案，我们主要来探讨一下关于商业秘密侵权诉讼中专家证人的问题。
专家证人的称谓来源于英美法系国家，又称专家辅助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一条：“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由一至二名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出庭就案件的专门性问题进行说明。人民法院准许其申请的，有关费用由提出申请的当事人负担。审判人员和当事人可以对出庭的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进行询问。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由当事人各自申请的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就有关案件的问题进行对质。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可以对鉴定人进行询问。”可知，我国在民事诉讼中是允许出现专家证人的。结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商业秘密侵权纠纷案件审理的若干指导意见（试行）》、《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曹建明在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等相关法规、指导意见的内容，可知我国的专家证人制度具有以下特点：
1、专家证人是由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向法院申请，由其单方提出的若干专业技术人员就案件涉及的专业技术问题陈述意见、说明观点，当事人提出申请的，法院一般应予准许；
2、法院对于当事人申请出庭陈述意见的专家证人应考虑其身份和在本行业的影响，以及与申请人的关系等确定是否准许出庭。专家证人应当是对相关技术领域可以提出权威性意见的专家。应主要具备：专门性的知识、技能，并经专门培训；有必要的经验，并具有胜任该工作的能力；具备表明自己赖以形成意见或结论的科学依据的能力；以及具备对假设性问题做出明确回答的能力；
3、专家证人出庭一般以当事人的申请为前提，一方当事人可以申请1～2人，以不超过3人出庭为宜；
4、专家证人与事实证人不同，其出庭作说明，不受举证时限的限制，二审中也可提供；
本文摘自北京唐湘凌律师主编的《商业秘密保护实务精解与百案评析》（中国法制出版社）。唐湘凌律师办
知识产权案件中的专家证人制度下载(二)
的鉴定论知识产权诉讼中科技知识
论知识产权诉讼中科技知识的鉴定
在知识产权纠纷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科学技术知识的认知和确定引起的。科学技术知识的认知和确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在专利纠纷案中，将侵权产品或方法与原告的专利权利特征比较，判断技术特征的个性和共性，判断技术方案的相同等同;2.在著作权侵权案中，被告作品是否有剽窃、抄袭、歪曲、篡改原告作品的现象，即相似性的分析;3.在技术合同纠纷中，对系争标的性质、质量、属性、作用及其价值、验收标准的认定和评价;4.在需要评价技术合同履行状况的审判工作中，对属于技术范畴的中间成果、产品等进行技术分析;5.对不成功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活动的失败原因进行技术分析;6.在商业秘密纠纷案中，对技术信息的公知性的判断及原、被告双方生产方法、流程，工艺或特有的生产工具的比较。由于上述问题具有专业性强、涉及的技术领域广泛等特点，往往使案件的审理难度增加。1为解决这一困难，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对上述科技知识的认知和确定经常会使用鉴定和咨询两种办法。其中，鉴定为最常见的办法。但我国目前的鉴定制度并不能保证鉴定结论的客观性。为使知识产权诉讼中科技知识的认知和确定更符合民事诉讼自身的规律，借鉴国外的成熟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重塑我国的鉴定制度，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当前的鉴定制度及其弊端
所谓鉴定，指由具有科学、技术、工艺等专门知识的人根据司法机关指派或聘请，对案件中需要解决的专门性问题进行分析、鉴别并提供结论性意见。而此种结论性意见即被认为是一般意义上的鉴定，结论因其在我国的诉讼法上被列为一种独立的证据，故具有重要的诉讼功能：它是法官借以查明案件事实、认定案件性质的重要依据;它以其专有的、特殊的判断和认定方式，使那些初步具有证明作用的证据材料显现其在诉讼上的证据力;它也是鉴别、认定其他证据是否具有真实、可靠性的重要途径和必要手段。2 在司法实践中，我国目前的鉴定制度暴露出了一些弊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易形成缠讼。首先，鉴定部门对鉴定人的选择不仅需考虑其资质问题，还要顾及该鉴定人是否与案件当事人有利害关系，故对鉴定人名单的确定等往往要耗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当事人尤其是被告当事人往往还会提出些似是而非的理由要求回避，给确定鉴定人带来诸多困难。再次，增加了诉讼成本。由于鉴定是由鉴定部门组织进行，故其中专家劳务费、鉴定设备仪器的成本费等鉴定费亦相当可观，在现有知识产权诉讼中，公民个人作为权利人参与诉讼的具有相当数量，如要进行鉴定，鉴定费需由原、被告双方各自预付，这对于个人当事人而言，是个相当大的诉讼负担。
2.易形成审判权让渡。由于知识产权诉讼案中的待证卅实涉及技术领域广泛，涉猎多种学科且专业性强，法官在技术领域方面只具有一般人的普通性学识和经验，对这些专门性的待证事实难以加以识别或认定，必须求助于各学科的专家采用多种技术手段来作出科学鉴定，为确认与待证事实有关的专门性问题提供必要条件。由于鉴定结论对案件中特殊的专业性待证事实产生的证明力是其他证据种类无法替代的，有的还会对案件的最终结论产生决定性作用，易造成一些法官习惯性地将鉴定结论视为优于其他证据的一种方式，不经实质性审查判断，无条件地将结论作为审判的基础，这实际是将对专门性事实的认定权转移给鉴定人。
3.行政职权色彩过重。我国民诉法第72条第1款规定：“人民法院对专门性问题认为需鉴定的，应当交由法定鉴定部门鉴定;没有法定鉴定部门的，由人民法院指定的鉴定部门鉴定”。根据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我国鉴定人只特指法人机构，即法定鉴定部门或法院指定的鉴定部门，自然人只接受鉴定机构的指派从事其职务上的鉴定工作。这一鉴定人制度的特点是带有明显的政府行政职权色彩，是计划经济下的产物，其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1)鉴定机构的设置存在行政上的隶属和职权划分，故机构缺乏独立性和完整性，不利于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独立地承担民事责任3;(2)鉴定机构或部门职能重叠或交叉，权职界定不明确，对于某些鉴定事项有互相推诿的现象;(3)易造成以鉴定机构的行政级别高低来决定鉴定结论的客观性、可靠性和准确性。鉴定结论因其具有行政职权色彩，其证明力被优于其他证据类型而予以采信。我国现行专家鉴定人制度反映出鉴定人作为法官助手的职能作用比较突出，且有关法律也仅承认法官有权指
定或聘请鉴定人，因而在实际上就造成了难以对法庭认可的鉴定结论提出质疑乃至达到否定的效果，在程序上实际与我国民诉法第66条形成矛盾。【知识产权案件中的专家证人制度下载】
尽管在目前的知识产权案件审判中法院十分重视专家鉴定，但由于是鉴定制度中存在上述弊端，致使法院有可能将向专家进行咨询作为专家鉴定的前置工作。如咨询意见比较清楚透彻，与法官对专业技术问题的理解判断一致，则法官就将对专业技术事实部分的审查认定工作作为其自身职责。如咨询意见不明确，无法帮助法官作出认定，则再将此部分工作转移给鉴定人完成。司法实践中，咨询意见一般分为两大类：一是有关案件中某些特定事实问题的咨询，咨询对象为该领域中较有资历、知识层次较高的专家;二是有关法律适用问题的咨询，咨询对象则为立法工作者，法律研究者。但无论哪种专家，笔者认为他们所提供的陈述都是一种倾向性意见，存在着以下几点缺陷：(1)意见产生所依据的事实有限。由于被咨询者并不处于诉讼参与人的地位，故其不能广泛阅读案件有关事实材料，无法从中全面综合地分析客观情况;(2)咨询意见不在庭上质证、认证。咨询一般是法官就法庭审理后尚存的疑难问题向专业人士提出，故该意见产生后，大多作为合议庭审理案件的参考意见，仅供内部掌握，并不再次就该意见在当事人之间进行质证、认证，易给当事人造成一种“暗箱式操作”的感觉。(3)被咨询者不在意见材料上签字，即提供的只代表个人意见。该意见仅是专家根据其自身掌握了解的专业知识帮助法官对案件涉及的科技知识作进一步的理解和把握。
鉴定结论与咨询意见相比，两者在证据效力上完全不同。法院对鉴定结论的审查完全是一种被动式的审查4，即如当事人不提出相反证据推翻鉴定结论，法院则将该结论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而咨询意见是由具有专业知识、经验、技能的人就法官提出的问题发表其个人对该问题的看法和观点，并不直接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因此，咨询意见在我国尚未被作为一种证据方式看待。正是因为存在鉴定结论和咨询意见的上述弊端，笔者认为可在咨询和鉴定之间寻找第三种方式，结合两者的诉讼功能优势，进行改革，提高知识产权诉讼效率。这里不妨可先借鉴外国有关司法制度的规定。
二、国外鉴定制度评述【知识产权案件中的专家证人制度下载】
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在对科技知识的认知上均采用专家证人形式，但在实践操作中仍存在一定的差异。
英美法系对鉴定人的选择，虽然立法上赋予法官享有指定专家的职权，但在实践中，这一职权的行使十分罕见。由于英美法系的诉讼机制实行的是抗辩式，鉴定人一般由当事人选定，被作为广义上的证人予以看待，由当事人带上法庭，像对待一般证人那样对其进行主询问和交叉询问，故其所作之鉴定结论不被作为独立的证据方式5.而在大陆法系，鉴定人通常被作为与物证相对应的人证来看待，在其诉讼功能上一些大陆法系国家侧重于将鉴定人看作为法官的助手，即由专家代替法官在对待证事实及专门性技术领域从事调查、了解，补充法官的认知能力，同时鉴定人兼具证据方法功能，故鉴定人主要由法庭从可作为鉴定人的登记名册中指派6，当事人本人一般不得提供鉴定人，以保持诉讼的公正，维护鉴定结论这一证据方式的真实、可靠性。但是在对事实的认定上，法官依然坚持自由心证，不受鉴定人意见的束缚或限制，并从立法和司法上通过特定的程序规则使鉴定人的意见接受当事人及其律师的质疑。而另一些大陆法系国家则倾向于将鉴定人仅作为证据方法。
在英美法系鉴定人与证人相对统一的诉讼机制下，由当事人自己选定专家作证。鉴定人与当事人的关系是聘用关系，鉴定人从当事人处取得工作报酬，基于这种利益驱动，鉴定人势必与当事人站在同一立场上，积极为当事人的权利提供其所需的专业事实依据。所作的鉴定结论具有倾向性，这种取得专家结论的方式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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