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所遇惟元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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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所遇惟元白】

一生所遇惟元白(一)
元稹唱和诗的艺术特色

【一生所遇惟元白】   摘 要:元稹一生仕途失意,然而却意外造就了其诗歌上的成就,由于其失意的内心需要倾诉,所以在他仕途不顺时写了很多唱和诗,这些唱和诗无论从形式上还是语言表达特点上对后世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元稹;唱和诗;特色
  中图分类号:I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1-0264-02
  元稹,字微之,别字威明,行九,世称元九。河南洛阳人,六世祖时迁居长安。生于唐大历十四年,死于大和五年(779—831年)。元稹的一生,命运多舛,爱情上失意,仕途上也屡屡被贬,自十五岁登明经科到五十三岁去世,短短的一生五次被贬。元稹的兴趣不在诗歌,他一生的真正抱负是“达则济亿兆,穷则济毫厘”,诗歌只是他抒发牢骚的一个工具,然而他的仕途不顺却意外地成就了他的诗歌。纵观元稹一生的诗歌创作,大部分都是创作于被贬时期,他一生中诗歌创作的高峰期都是在贬谪时期,尤其是被贬江陵、通州时期,可以这样说恰恰是政治上的失意成就了他文学上的辉煌。本文主要就其唱和诗的艺术特色进行分析。
  一、次韵作品大量出现
  所谓次韵是旧时古体诗词写作的一种方式。按照原诗的韵和用韵的次序来和诗次韵就是和诗的一种方式。关于唱和诗的类型,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三交代得比较清楚:“和诗用来诗之韵曰‘用韵’,依来诗之韵尽押之不必以次曰 ‘依韵’,并依其先后而次之曰‘次韵’。”可见次韵难度最大。在元稹的唱和诗里不仅出现了大量的次韵相酬诗,而且元白还首创了五十韵、百韵次韵唱和以及次韵组诗唱和的形式。如白居易的《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云:
  忆在贞元岁,初登典校司。身名同日授,心事一言知。 肺腑都无隔,形骸两不羁。疏狂属年少,闲散为官卑。分定金兰契,言通药石规。交贤方汲汲,友直每偲偲。有月多同赏,无杯不共持。秋风拂琴匣,夜雪卷书帷。高上慈恩塔,幽寻皇子陂。唐昌玉蕊会,崇敬牡丹期。笑劝迂辛酒,闲吟短李诗。儒风爱敦质,佛理赏玄师。度日曾无闷,通宵靡不为。双声联律句,八面对宫棋。
  元稹的《酬翰林白学士代书诗一百韵》云:
  昔岁俱充赋,同年遇有司。八人称迥拔,两郡滥相知。逸骥初翻步,鞲鹰暂脱羁。远途忧地窄,高视觉天卑。并入红兰署,偏亲白玉规。近朱怜冉冉,伐木愿偲偲。鱼鲁非难识,铅黄自懒持。心轻马融帐,谋夺子房帷。秀发幽岩电,清澄隘岸陂。九霄排直上,万里整前期。勇赠栖鸾句,惭当古井诗。多闻全受益,择善颇相师。
  两首诗分别以“司,知,羁,卑,规,偲,持,帷,陂,期,诗”为韵。据卞孝萱统计,元稹次白居易韵者55首,白居易次元稹者26首。
  二、语言质朴,感情真挚
  纵观元稹的唱和诗,无一不是平实的语言,然而朴实无华的语言却无不包含真情,无论是在情场上的生活中的还是官场失意时的唱和诗,元稹都习惯用平常语来抒发自己内心深处的思想感情。《酬乐天频梦微之》云:
  山水万重书断绝,念君怜我梦相闻。我今因病魂颠倒,惟梦闲人不梦君。
  这首诗是元稹在接到白居易的《梦微之》而和的一首诗。白居易《梦微之》:云
  晨起临风一惆怅,通川湓水断相闻。不知忆我因何事,昨夜三更梦见君。
  白诗在诗中写出了自己内心因思念远方的元稹而惆怅,即便是面对早上的微风拂面也不能拂去心中的惆怅,思念元稹但却不能见面,于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而元稹的和诗前二句写对白居易的答谢,紧接着的三四句说了自己对白的思念,但是与白不同的是自己却没能够梦见他。简单的一句“惟梦闲人不梦君”道出了自己因思念朋友但却连梦中都不能相见的相思之苦!“文章看似不喜平”可见元稹是深解其味的。
  再如《予病瘴乐天寄通中散碧腴垂云膏仍题四韵以慰远怀开拆之前因有酬答》云:
  紫河变炼红霞散,翠液煎研碧玉英。金籍真人天上合,盐车病骥轭前惊。愁肠欲转蛟龙吼,醉眼初开日月明。 唯有思君治不得,膏销雪尽意还生。
  面对白居易的关心倍至,元稹没有过多的言辞而只一句“唯有思君治不得,膏销雪尽意还生”,可见对朋友的思念比病症还“顽固”,即便是“药”到也不能“病除”。语言质朴无华,然而蕴含其中的深情感人至深。正是这平实浅易的诗句,却能勾起人们的情思,唤起人们感情上的共鸣。
  三、叙事性强,以诗代书
  叙事性强,是元稹唱和诗的一大特色,元稹的多数唱和诗都起了书信的作用,尤其是长篇排律,如元稹的《酬乐天白学士代书一百韵》、《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白居易的《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东南行一百韵》这些诗多是叙述生活中的日常琐事,如元稹的《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云:
  楚风轻似蜀,巴地湿如吴。气浊星难见,州斜日易晡。通宵但云雾,未酉即桑榆。瘴窟蛇休蛰,炎溪暑不徂。伥魂阴叫啸,鵩貌昼踟蹰。
  诗中元稹向白居易叙述了被贬贬途中的情景,作者内心的苦闷、沿途的艰辛及自然环境的恶劣在诗中一览无余。读起来更像是一封往来书信。
  四、语言通俗易懂
  “元、白诗,言浅而思深,意微而词显,风人之能事也。”语言通俗易懂是元稹唱和诗的又一特色,元稹的诗和白居易的诗一样通俗易懂,被称为“元和体”。据说,白居易每作完一首诗,都会读给老婆婆听,如果老婆婆听不懂,白居易就会立刻修改,直到对方听懂为止,从中可见其对语言的推敲,元稹诗风如白居易,读来浅显易懂。如元稹《仁风李著作园醉后寄李十(一)》云:
  胧月春月照花枝,花下莺声是管儿。却笑西京李员外,五更骑马趁朝时。
  在元稹诗歌中这种平实易懂的诗句处处可见,诗人未经任何雕琢,不加修饰,平实但不简陋。元稹注重学习民间语言以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尤其是在元、白唱和诗中二人更注重语言的通俗化,白居易还从理论上提出了诗歌语言通俗化的主张。“其辞直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欲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斯,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元稹的《得乐天书》云:   远信入门先有泪,妻惊女哭问何如?寻常不省曾如此,应是江州司马书。
  此诗读来就像是在与人聊天,语言通俗,丝毫不加修饰,然而正是这份自然天成才真实感人。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诗歌才能广题于“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风传于“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
  元稹诗歌这种通俗易懂的语言特色对后世影响很大,后世很多诗人学习借鉴了元稹清新自然的诗风。
  五、多细节描写
  所谓细节描写是指文学作品中对人物动作、语言、神态、心理、外貌以及自然景观、场面气氛等细小环节或情节的描写。细节描写在刻画人物性格、丰满人物形象、连接故事情节、丰富作品内涵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生动的细节描写,有助于折射广阔的生活画面,表现深刻的社会主题。
  元稹唱和诗叙事强,且多细节描写,并且往往是这些细节之处最是动情之处。如元稹《闻乐天左降江州司马》云:
  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
  此诗作于元稹贬居通州(今四川达县)时听到白居易也被贬的消息时写的,“垂死病中惊坐起”这一细节描写把元稹当时吃惊、不平、担忧、无奈的复杂心境表露得淋漓尽致。不难想象,当时元稹久病卧床,却忽惊闻自己的好友白居易被贬江州,于是病中坐起,连连哀叹。此时此刻,窗外凄风苦雨寒风吹来,二人的境遇就如同外面这凄风苦雨。同是天涯沦落人!即使是再坚强的人,其心情也会是凄苦至极。不久之后,郁闷中的白居易收到了这首诗,被好友的关切之情深深感动,他在给元稹的信中写道“垂死病中”这句,就是不相干的人看了都会感动得不忍再看,何况是我呢?每次看到它,我心里还是凄恻难忍”。这首诗同时深刻地刻画了当时知识分子的社会境遇,某种程度上揭示了社会的一面。可以说这种细节描写起到“此处无声胜有声”的作用,又如元稹在如展去世后一年再看到如展生前的题壁,诗云:
  碧涧去年会,与师三两人。今来见题壁,师已是前身。 芰叶迎僧夏,杨花度俗春。空将数行泪,洒遍塔中尘。
  此中“数行泪”这一细节描写表现作者心中“物事人非事事休”的感慨,痛失朋友的悲伤。正所谓“欲语泪先流”,一切尽在不言中,只是“数行泪”已将因逝去友人的悲伤及自己的独存的孤苦表达得淋漓尽致,无需更多的言语也没有更好的言语能比“数行泪”来得更真切实在。
  综上所述,元稹唱和诗中除了有大量次韵作品出现外,语言讲求质朴,通俗易懂并带有叙事性,多细节描写,通过用大量的细节来表表达真挚的感情,这对后世的诗歌发展是有很大影响。到了北宋,大量次韵作品出现,这不能不说是受元稹次韵诗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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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稿日期:2012-11-18
  作者简介:臧焱辛(1975-),女,吉林长春人,讲师,硕士,从事古代文学研究。【一生所遇惟元白】

一生所遇惟元白(二)
唐诗宋词里的耒水河

【一生所遇惟元白】   一

  曾经很喜欢张九龄的诗歌,特别是那首《望月怀远》,其中的名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千百年来,为人们广为传诵。每逢中秋佳节,引用率之高,几乎无可匹敌。
  唐开元十四年,也就是公元727年,张九龄奉朝廷之命,拜祭南岳和南海,在旅途中游历耒水,并写下五言律诗《耒阳溪夜行》:
  乘夕棹归舟,缘源路转幽。
  月明看岭树,风静听溪流。
  岚气船间入,霜华衣上浮。
  猿声虽此夜,不是别家愁。
  从时令看,应该是在秋天,“岚气船间入,霜华衣上浮”。从人生际遇看,此时当为张九龄仕途的低谷期。
  前一年,也就是开元十三年,推荐他的恩师张说罢了宰相,九龄因此事改任太常少卿,出任冀州刺史,后改授洪州都督,不久又转授桂州都督,充岭南按察使。唐代及以前,甚至到了宋代,包括耒阳在内的南岭北麓郴州、桂州,仍然是偏僻闭塞之地,更遑论更加遥远的岭南地区。特别是漫长的夏天,赤日炎炎,酷暑难耐,湿热相抟,而为瘴疠。因此,这片区域,也是朝廷贬谪官员流放罪犯经常选择的地方。
  当然,对于张九龄而言,这次的贬谪,主要的打击在于精神方面。他七岁能文,三十岁擢进士第二,授校书郎。先天元年(712年)12月,玄宗于东宫举文学士,九龄名列前茅,授左拾遗。开元六年(718年)春,九龄被召入京拜左补阙,主持吏部选拔人才。开元七年,改任礼部员外郎。开元八年,迁任司勋员外郎。开元十年,宰相张说荐九龄为中书舍人。行走仕途,他一直是顺风顺水。人至中年,经此打击,不免心情沉郁,故有“猿声虽此夜,不是别家愁”的感叹。
  而在对环境的适应上,应该不成问题,因为他本身就是岭南的韶关人。开元四年(716年)秋,曾辞官归养,开大庾岭新路,沟通南,北陆路交通干线。此次南归孝养母亲,还有一个意外的发明――张九龄茶。由于久居京城,再回岭南,竟然有点不太适应,次年夏天患上了瘴疠。他试着自制了一种凉茶,由金银花、淡竹叶、罗汉果、甘草等中药熬制而成,不久竟然痊愈。这种凉茶,后人称为张九龄茶,具有泻火解毒、凉血利咽的功效,流传至今。
  回到这首《耒阳溪夜行》。耒阳溪,就是湘江支流耒水。这首诗作于诗人在秋夜行舟于耒水河上。
  清幽的溪山景色,触动诗人的情怀,由此产生淡淡的旅愁。诗人着意融情入景。全诗几乎句句写景,结尾才以一个“愁”字,画龙点睛般点出题旨。但诗中的明月、溪声、岚气、霜华、猿啼,无不浸透着诗人的愁情。可以说,情与景高度融合,浑然一体,构成清幽的意境。诗人写景状物精细工丽,侧重于客观的刻画,由景物触发的情思,没有直接倾诉和议论表达,而是融情于景。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张九龄一生积极入世,他没有田园隐居的闲情逸致。但是这首《耒阳溪夜行》,却透露了作者远遁高蹈的隐士情怀。从写景的角度来看,这首诗对明月、岭树、溪声、岚气、霜华,猿声的描绘,只以简练的笔触,轻淡地点染,并未作具体、细致、逼真的刻画,色彩也是淡淡的,却产生了高度传神达意的艺术效果。由此可以看出,他吸取了陶渊明田园诗对景物的描绘求神似而不拘泥形似,重意轻象、尚浑整不尚工细的艺术表现手法,将它们运用到山水诗的创作中。只是最后着一“愁”字,说明作者并未完全超脱尘世,而此诗也从“无我之境”转为“有我之境”。
  人生的旅程,正如诗人行走在南岭的崎岖山路上,起起伏伏,时高时低。有时看似山穷水尽,但是只有怀着勇气与希望,坚持前行,可能又是“柳暗花明”的春天。
  张九龄仕途的又一个春天果然在四年后到来。开元十九年(731年)三月,正是春江水暖的季节,张九龄被朝廷诏回,担任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副知院士。虽然不是一个有实权的职位,但是直接为唐玄宗工作,相当于中央政府资政顾问兼副秘书长。一年后,转为工部侍郎。再一年,升任检校中书侍郎。同年底,授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修国史。
  按唐代官制,不设宰相,中央政府权力分属三省六部。张九龄此时的职务相当于宰相。五个月后,再迁升中书令、集贤院学士,知院士,修国史,并进封为始兴开国子,食邑四百户。此时,张九龄,年五十八,可谓位极人臣,距上次人生低谷期的贬谪,正好十年。
  然而,两年后,人生再次和他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六十岁的张九龄,因周子谅触犯玄宗一事受株连,贬为荆州长史。
  史载,张九龄耿直温雅,风仪甚整,时人誉为“曲江风度”。唐玄宗也始终未能忘怀他的“曲江风度”。即使罢相后,如有人向玄宗举荐人才,玄宗辄问:“其人风度得如九龄否?”开元二十七年,张九龄被封为始兴开国伯,食邑五百户。开元二十八年(740年)春,九龄归故乡扫墓,五月七日于韶关曲江病逝,享年六十三岁,被追封为荆州大都督,谥文献。
  二
  耒水,南中国这条名不见经传的河流。在用拼音敲打键盘的时候,总会蹦出“泪水”两字。如果我们顺着时光的河流上溯到公元770年初夏的一天,耒水确实与泪水相连,多少人把伤心的泪水洒在滔滔的耒水之中。大唐帝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杜甫,就在这一天,在耒水的一叶小舟中离开了这个世界,大唐帝国痛失诗歌巨子。
  《旧唐书・杜甫传》载:“大历五年,……四月,避乱入衡州。游岳庙,为暴水所阻,旬日不得食。欲往郴州依舅氏崔伟,因至耒阳。耒阳令知之,自棹舟迎杜甫而还。啖牛肉白酒,一夕而卒于耒阳。”
  耒水以如此特殊的方式,再次与唐诗发生了密切的联系。
  杜甫“为暴水所阻”,大概在一个叫方田的地方。他曾因此境遇,写了一首长诗――《泊于方田》,并在题记中交代了这一事件“聂耒阳以仆阻水书致酒肉疗饥荒江诗得代”。全诗如下:
  耒阳驰尺素,见访荒江眇。
  义士烈女家,风流吾贤绍。
  昨见狄相孙,许公人伦表。
  前期翰林后,屈迹县邑小。
  知我碍湍涛,半旬获浩�。   麾下杀元戎,湖边有飞�。
  孤舟增郁郁,僻路殊悄悄。
  侧惊猿猱捷,仰羡鹳鹤矫。
  礼过宰肥羊,愁当置清�。
  人非西喻蜀,兴在北坑赵。
  方行郴岸静,未话长沙扰。
  崔师乞已至,澧卒用矜少。
  问罪消息真,开颜憩亭沼。
  从这首诗的描述来看,耒阳聂姓县令并未“自棹舟迎杜甫而还”,而是“以仆阻水书致酒肉疗饥荒”,并在诗中再次强调“知我碍湍涛,半旬获浩�。麾下杀元戎,湖边有飞�。”这与《旧唐书》稍有出入。不过,对于“旬日不得食”的杜甫而言,已经是感激涕零了。因此,不仅对聂县令大赞特赞,“耒阳驰尺素,见访荒江眇。义士烈女家,风流吾贤绍。昨见狄相孙,许公人伦表。前期翰林后,屈迹县邑小”,甚至不忘对县令派来送酒食的仆人送上一句“侧惊猿猱捷,仰羡鹳鹤矫”。
  绝境逢生的杜甫,一顿酒食之后,“开颜憩亭沼”。殊不料,这竟然是他最后的晚餐。年近花甲的杜甫,在久饿之后,肠胃难以承受这样的暴饮暴食,一夕而卒,可叹之至。这首诗,也就成了这位伟大现实主义诗人的绝笔。颠沛流离,而又绝境逢生;喜出望外之际,却又福至祸依。这难道就是诗人不可逃避的宿命吗?
  一百年之后,晚唐诗人杜荀鹤写下《哭陈陶》,把陈陶与杜甫一并凭吊:“耒阳山下伤工部,采石江边吊翰林。两地荒坟各三尺,却成开解哭君心。”此诗有溢美之处,陈陶并非翰林,虽然他才华横溢,曾留下“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的名句。
  以《鹧鸪诗》得名郑鹧鸪的郑谷,也在一首《送田光》的七言律诗中写道:“九陌低迷谁问我,五湖流浪可悲君。著书笑破苏司业,赋咏思齐郑广文。理棹好携三百首,阻风须饮几千分。耒阳江口春山绿,恸哭应寻杜甫坟。”
  后人,为纪念杜甫,在耒阳修建了杜甫墓庐、杜陵书院、杜甫公园。
  三
  时光,从来不会因为任何人的悲欢离合而停留,也不会因为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而驻足,总是一路向前,就像滔滔不绝的流水,正所谓:“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
  又过了若干年,另一位唐代的著名诗人元稹来到了这条耒水河边,写下了“耒水波文细,湘江竹叶轻”的诗句。
  元稹,与白居易同为新乐府运动倡导者,当时言诗者称“元白”,号为“元和体”。元和,是唐宪宗李纯的年号。元和初年,元稹应制策第一,元和四年,就是公元809年,为监察御史。可见,元稹的铭谏、诏册、论议等公文应该是不错的,《元氏长庆集》也收录了不少。但是,无论生前还是身后,他仍以诗名世。其诗于平浅明快中呈现丽绝华美,色彩浓烈,铺叙曲折,细节刻画真切动人,比兴手法纯熟圆融。特别是悼亡诗,辞浅意哀,仿佛孤凤悲吟,极为扣人心弦,动人肺腑。“耒水波文细,湘江竹叶轻”就出自元稹的《哭吕衡州六首》。全诗如下:
  气敌三人杰,交深一纸书。
  我投冰莹眼,君报水怜鱼。
  髀股惟夸瘦,膏肓岂暇除。
  伤心死诸葛,忧道不忧馀。
  望有经纶钓,虔收宰相刀。
  江文驾风远,云貌接天高。
  国待球琳器,家藏虎豹韬。
  尽将千载宝,埋入五原蒿。
  白马双旌队,青山八阵图。
  请缨期系虏,枕草誓捐躯。
  势激三千壮,年应四十无。
  遥闻不瞑目,非是不怜吴。
  雕鹗生难敌,沉檀死更香。
  儿童喧巷市,羸老哭碑堂。
  雁起沙汀暗,云连海气黄。
  祝融峰上月,几照北人丧。
  回雁峰前雁,春回尽却回。
  联行四人去,同葬一人来。
  铙吹临江返,城池隔雾开。
  满船深夜哭,风棹楚猿哀。
  杜预春秋癖,扬雄著述精。
  在时兼不语,终古定归名。
  耒水波文细,湘江竹叶轻。
  平生思风月,潜寐若为情。
  这首诗,虽然在诗歌史上声名不著,但很鲜明地体现了元稹的诗歌特点和他的为人性情。元稹是一个刚正不阿、感情真挚的人。“所得惟元君,乃知定交难”,这是白居易对他的评价。
  吕衡州,即吕温(772-811年),唐代河中(今永济市)人,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年)进士,终官衡州(今湖南衡阳)刺史,世称吕衡州。吕温逝后,刘禹锡将其诗文辑为《吕衡州集》十卷。原集已佚,今十卷二百余篇经过了后人的加工整理,后有《吕和叔文集》行世,《全唐诗》收其诗二卷百余首。吕温一生于政余多所撰作,学问文章颇为时人推重。由此可见,此诗当作于公元811年的秋天,作者时年三十二岁,正是诗歌风格趋向成熟之际。
  就个人仕途际遇看,前一年,因触犯宦官权贵,被贬谪为江陵府士曹参军。江陵地处长江中游,属武陵山脉的东北麓,距离京师长安有千里之遥。按唐代官制,士曹参军为州府六曹之一,掌婚姻、田土、斗殴等诉讼案,类似地方政府的公安局长。由皇帝身边的监察御史,贬为士曹参军,想必诗人的心绪一定是抑郁低回。而友人吕温正是和自己一道,弹劾宰相李吉甫勾结术士惑乱朝政,被贬为更加遥远的均州、道州、衡州。此刻,故人驾鹤西归,兔死狐悲,由人推己,不免有一种更深的悲凉涌上心头。
  诗人写下这首诗的季节,应当是秋天。经过了春潮涌动的春天,经过了洪水肆虐的夏天,耒水河终于安静了下来,就像一个阅历丰富的中年人,沉稳内敛,波澜不惊。
  四
  耒水河,从湘东南重重叠叠的万山丛中发源,一路向西,接纳了支流郴江之后,浩浩荡荡向北流去。
  1096年,即宋哲宗绍圣三年,北宋词人秦观从繁华锦绣的处州南放偏僻局促的郴州。如果选择水路,当从太湖入长江,逆流而上至洞庭湖,再逆湘江而上至衡阳,再逆耒水河而上,至郴江畔的郴州。郴州,秦汉之际,被称为“陆梁地”,西楚霸王项羽曾将楚义帝迁于此,后又杀之。西汉初年,汉帝国征伐南越王国,曾在这片区域鏖战数年。   贬谪途中,一路逆流,人生的逆流又兼旅途的逆流,情何以堪?“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当秦观乘舟楫溯耒水而上,涌上心头的,或许就是这《诗经》中的感慨吧。
  次年春,秦观自知北归无望,心情十分萧索。在谪所写下了一首《踏莎行》: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乐黛云先生认为,词主要分两类,一类是“歌词之词”,是写给歌女去唱的歌词,比如《花间集》,表现的内容为美女与爱情,或者以此为喻,抒发别样的情怀;另一类为“诗化之词”,内容即不再是写给歌女去唱的,而是自己抒情达意的一种新的诗歌的形式。
  我认为,“歌词之词”与“诗化之词”应该是顺序流变的关系。宋词首先是“歌词之词”。有宋一代,外敌环伺,国势羸弱,立国精神就是苟且偷安,末世心态流行,大家沉浸在歌舞升平的假象中。这是作为“歌词之词”的宋词流行的社会背景。然而,知识分子那壮怀激烈的爱国情感与深沉苍茫的历史感慨,从来就不曾磨灭。诗言志也,“词为诗之余”,苏东坡、辛弃疾等化诗为词,宋词至此风格为之一变。
  秦观,为“苏门四学士”之一,在文学创作中必然要受到苏东坡的影响。此《踏莎行》既非写美女爱情,又非写家国兴亡感慨。但从整体风格看,当可归于“诗化之词”。
  本词上片以摹景写境为主。作者远望北方,然而“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而自己此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人认为,这是在铺陈气氛,刻意渲染,以导引下片抒情之发挥。固然不错。只有在南岭北麓生活过的人,此处也是句句写实,虽渲染却不夸张。地方俗语“三月三,冻起毛颤颤”,道出了此地“倒春寒”的威力。一直生活在扬淮之地的秦观,初到此地,自然更是难以忍受,又兼“家乡在万里,妻子天一涯”。天气之寒与人情之寒,联袂而至,心境当是无比凄凉。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也曾评及秦观此词作,认为:“少游词境最为凄婉,至‘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变而凄厉矣。”
  下片先引两个典故“驿寄梅”“鱼传书”,发出“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的感叹。这种“恨”,这种感叹,不仅是对自己仕途身世的感叹,更是对国家命运的忧虑。根据当时宋人的记述,《苕溪渔隐丛话》所引惠洪的《冷斋夜话》:东坡绝爱其尾两句。
  秦观此次被贬谪,是因为哲宗亲政,政局丕变,旧党失势。新旧党争一直是北宋政治不可回避的话题,孰是孰非,千年以后,人们仍然莫衷一是。而小人往往利用士大夫的党争,构陷他人,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很不幸,秦观就遇到这样的小人,诬告他写佛书。《宋史・文苑传》云:“使者承风望指,伺候过失,既而无所得,则以写佛书为罪,削秩徙郴州。”削秩,是将所有的官职封号去除,等同于平民。然后,厄运并未到此为止,不久又移送雷州编管。这相当于被送往雷州半岛劳动改造。
  四年后,秦观逝世,苏东坡曾于扇子上亲书:“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
  五
  水是生命之源。对于个体而言是这样,对于人类这个整体而言亦然。逐水而居,不仅是人类社会物质生活的需要,也是人类社会精神生活的需要。在承载人类繁衍生息的同时,河流也是人们精神生活的载体。不同世代的人们在河边歌咏兴叹,或沉思,或立说,从而构成一条延绵不绝的精神文化血脉,滋养着我们的民族,也滋养着我们每一个人。
  谈起与耒水河有关唐诗宋词,不能不谈到其中反映的重要思想传统――爱国主义精神。而其中体现最为集中的就是南宋辛弃疾的《阮郎归・耒阳道中为张处父推官赋》:
  山前灯火欲黄昏,山头来去云。
  鹧鸪声里数家村,潇湘逢故人。
  挥羽扇,整纶巾,少年鞍马尘。
  如今憔悴赋招魂,儒冠多误身。
  辛弃疾,原字坦夫,改字幼安,中年名所居曰稼轩,因此自号“稼轩居士”,山东历城人,是开一代词风的伟大词人,也是一位勇冠三军、能征善战、熟稔军事的民族英雄。他的词作“大声镗�,小声铿�,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所未见”,已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瑰宝。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战斗精神是辛词的基本思想内容。耒阳,即今湖南省耒阳市,地处耒水河的中流。张处父生平不详,为词人好友。推官,是州郡的属官。据考,淳熙六年(1179),作者任湖南转运副使和安抚使在此时写了这首词。
  转运使,从官名看,应该是主管运输事务的官员。宋代,为削夺节度使的权力,于各路设转运使,除掌握一路财赋外,还兼领考察地方官吏、维持治安、清点刑狱、举贤荐能等职责,后来实际成为一路最高行政长官。随后,又设立提点刑狱司、安抚使司等机构,分割转运使的权力。安抚使,原为朝廷派大臣巡视经过战乱或受灾地区,以安定社会秩序,故称安抚使。到了南宋,各路均设安抚使司,一般以各路最重要的州府长官兼任安抚使。安抚使掌管一路兵民之事,有“便宜行事”之权,实际上成为一路的第一长官。
  “他乡遇故知”是人生的一大喜事,特别是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而从官职来看,作者此时已经是地方最高行政长官。但是这首词的整体基调却是苍凉惆怅的。一开始,就是“山前灯火欲黄昏,山头来去云”。一切景语皆情语。昏暗浮动的景象,衬托的是作者飘然不定的心理状态。淳熙三年(1176),作者由江西提点刑狱调任京西转运判官,次年又调任江陵知府兼湖北安抚使,辗转又调任湖南。南宋议和派当权后,排斥忠良,陷害贤能,使得朝政黑暗,词人抗金救国的理想,难于实现。
  “鹧鸪声里数家村,潇湘逢故人。”古人认为,鹧鸪的叫声,好似“行不得也哥哥”,令人寒心。作者黄昏的山村,听见“鹧鸪声”,是在表现他对前途的忧虑,衬托他的凄凉心境。词人遇见老友――张处父,立即转忧为喜,气氛也随着由沉闷转为轻松愉快。见到友人,不免要倾诉衷肠,回首往事――“挥羽扇,整纶巾,少年鞍马尘。” 作者借三国时手持羽扇、头戴纶巾、指挥三军的诸葛亮的潇洒形象,巧妙地比喻他当年抗击金兵时的潇洒风度。词人抚今思昔,心潮澎湃,不胜感慨。   不料如今屡遭排斥,频繁调任,满腔的报国之志无处可用。“如今憔悴赋招魂,儒冠多误身”。作者认为,他之所以会弄到如今丧魂落魄、疲惫不堪的境地,大概由于自己是个儒生的缘故吧?“招魂”,是《楚辞》的篇名,作者使用此典故,表明自己满腹哀怨牢骚。“儒冠多误身”,是借用杜甫的诗句“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来表现自己落魄蹉跎的遭遇。最后两句,语调低沉,感情凄怆,慷慨悲歌,读之令人垂泪。
  “铁板铜琶,继东坡高唱大江东去,美芹悲黍,冀南宋莫随鸿雁南飞。”这是刻在江西阳原山辛弃疾墓前的楹联,也是郭沫若对他的评价。
  柏杨先生认为,“辛弃疾的词,不仅豪放,而且悲壮沉郁,如日落时两军生死鏖战,纵是不悦耳的嘶喊,也出自肺腑。”岁月长河流逝千年,今天当我们伫立在耒水河边的时候,耳际是否听到了来自历史深处的喑哑嘶喊。
  六
  在唐宋之际灿若群星的诗人和词人中,侯�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其面目非常之模糊,生卒年不详,籍贯无定论,甚至其名“�”字,认识的人也不多,这是一个书面用词,不常用。不过,从流传下来的词作看,这个人的填词水平不低。因为曾经担任过耒阳知县,侯�就与耒水河发生了历史文化意义上的联系。
  儒学大家饶宗颐先生曾在《词籍考》卷三中,考证过此人――“《直斋书录》云:其母舅晁留守者,谦之也,绍兴中以直学士知建康”。并在按语中进一步解释:谦之,即绍兴十八年刊《花间集》于建康者,直斋‘知建康’句,自属谦之。四库馆臣乃误会以属侯�。审《懒窟词》作于建康数首,并有颂府主意,如“甘棠”“归觐”之句,不应有自誉自祷也。
  今天,我们隔着千年的历史长河来看侯�,似乎很模糊,但在当时,应该也算文化名人圈中的一员。因为与他相唱和的也都是文化名人,比如杰出诗人、“南宋四家”之一的杨万里就曾有诗作《和侯彦周知县招饮》:乘兴山阴更灞桥,人间此事久寥寥。客心也欲将归去,小为故人留一宵。彦周即是侯�的字。据考证,此诗为乾道二年(1166)丙戌所作。
  宋代理学家、岳麓书院山长张�也是与侯�多有交往的好友。侯�曾多次由耒水而湘江,顺流而下至长沙,与张�唱和。他曾在《读张敬夫南轩集夜梦赋诗》中高度推崇张�:道学人争说,躬行少似君。中悯惟至一,馀事亦多闻。湖广规模远,濂伊讲习勤。平生忠与敬,仿佛在斯文。
  既为耒阳知县,描写地方风物的词作应该不会少,《凤凰台上忆吹箫・耒阳至节戏呈同官》就是其中之一。全词如下:
  玉管灰飞,云台珥笔,东君飚驭将还。又正是、霜花□剪,梅粉初干。窈窕红窗髻影,添一线、组绣工闲。潇湘好,雪意尚遥,绿占群山。
  应思少年壮气,贪游乐、追随玉勒雕鞍。更化日舒长,赢得觅醉谋欢。老去桑榆趁暖,任从教、潘鬓先斑。犹狂在,挥翰快写春寒。
  《凤凰台上忆吹箫》,词牌名,最早见于晁补之词,通常以《漱玉词》为标准,双调九十五字,前片十句四平韵,后片九句五平韵。《词谱》卷二十五引《列仙传拾遗》:“萧史善吹箫,作鸾凤之响。秦穆公有女弄玉,善吹箫,公以妻之,遂教弄玉作凤鸣。居十数年,凤凰来止。公为作凤台,夫妇止其上。数年,弄玉乘凤,萧史乘龙去。” 吹箫引凤,乘龙而去,白日升天,后世历代文人墨客纷纷歌颂这段历史,“凤凰台上忆吹箫”也由此而来,表达了人们对这对神仙眷侣的怀念和祝福,直至现在仍被人津津乐道。
  侯�留有《懒窟词》一卷,“懒窟”两字,可见东晋名士之风度。
  七
  唐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之夏,唐代文坛领袖韩愈由连州阳山令,转赴江陵任法曹参军。连州属广东,位于南岭山脉南麓。江陵即今湖北荆州,地处长江中游。此行的最佳路线即由阳山翻越南岭,由耒水泛舟而下,经湘江,过洞庭,溯长江而上,再有百余里水路即到江陵。韩愈走的就是这样一条路线。
  对于韩愈而言,这是第二次泛舟耒水河了。上一次是在三年前的冬天,刚刚晋升为监察御史的韩愈,为了体恤民情,忠于职守,上书《论天旱人饥状》,遭权臣谗害,贬官连州阳山令。彼时,诗人以贬谪之官,于严冬腊月,沿耒水逆流而上,所见之处山寒水瘦,景色凄凉,心境更凄凉。韩愈自幼聪颖博学,然而亦自视甚高,名为自取,曾语兄嫂:“愈,超越也。他日吾当成就功业,前超古人,后无来者,决不甘平庸。”然而,其科场仕途并不是十分顺利,人到中年,好不容易晋升为监察御史,不足两个月,又被贬谪。凄凉人见凄凉景,似乎惟有无语凝咽。韩愈虽不至于凝咽,心绪不佳可以想见,因此,第一次途经耒水,没有留下诗作。
  这一次,从耒水河顺舟而下就不一样了。经过三年的调整,诗人的心态已经大为改观。在阳山令任上,韩愈“有爱于民,民生子以其姓字之。”(《新唐书・韩愈传》)一大批青年更是慕名投奔门下,诗人与青年学子吟诗论道,诗文著作颇丰,并开始著述的《原道》等篇章,开启新儒学的先声。从政治环境而言,唐德宗已经驾崩,新即位的唐顺宗起用王叔文等人实施永贞革新,朝廷气象为之一新。时令正是热烈而有生气的夏季,耒水浩荡奔流,两岸树木蓊郁,无边的田畴里,早稻已经收割,葱绿的晚稻秧苗刚刚插好,就等着秋天的收获了。一切都是那么充满新的希望,一切都是那么令人振奋。
  这一天,韩愈来到耒阳县城,弃舟登岸,由东门入城,酒足饭饱之后,出城北门寻到杜甫墓前,凭吊赋诗一首:
  寒骨一夜沉秋水,
  怨声千古寄秋风。
  当时处处多白酒,
  牛炙如令家家有。
  饮酒食炙今如此,
  何故常人无饱死?
  坟空饫死已传闻,
  千古丑声竟谁说。
  韩愈生于大历三年(公元768年),杜甫卒于大历五年(公元770年)。杜甫漂泊流寓湖湘耒水之际,韩愈尚在襁褓之中,固然不可得见。然而,杜甫之盛名,韩愈必是仰慕已久。
  在这里,韩愈提出了对杜甫“饫死”提出了质疑,认为是“传闻”,是“丑声”。正可谓“饱汉不知饿汉饥”,韩愈此时以壮年饱食优裕之身,当时不能理解彼时杜甫年老多病饥饿之体。郑处诲的《明皇杂录》记载:“杜甫客耒阳,游岳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令尝馈牛炙白酒,……甫饮过多,一夕而卒。”杜甫自己也有诗纪之,诗题中说“聂耒阳以仆阻水,书致酒肉,疗饥荒江,……”可见,杜甫已经十多天没有吃饱饭了,其饥饿的程度可想而知,竟然用了“疗饥荒江”的表述。又兼年老多病,失足落水,惊吓而卒,又有何怪?千年之后,我们只能善意地理解韩愈或许是为了缅怀杜甫而作的激愤之言,与事实真相无涉。   这首《题杜子美坟》,明白如话,体现了韩愈开创的“说理诗派”以文为诗、用韵险怪的诗风。然而,用辨证的观点看,有其利,必有其弊,任何事物都不例外。韩愈的诗也存在着过分散文化、议论化的缺点,对后世诗人有不良影响,其特点也正是其缺点。
  回到县城,天色已暮。当地县令具酒作食,自是一番好招待。次日,诗人继续登舟北行,晌午时分,路过一个大垌,一河穿垌而过,由东往西汇入耒水,垌西有山,山有一庙,锣鼓喧阗。韩愈好奇地向乡民打探。原来此庙名敖山庙,原先为佛教寺庙真安寺,南朝陈永定元年建,传说敖王神全力保护船工安全,当地人们为感念敖王恩德建造了这座庙。这一天是七月初一,正值设庙之日。
  韩愈来到庙内,见正中供奉的敖王,不过是一块木头而已。韩愈是有名的无神论者,于是口占七言绝句《题木居士二首》:
  其一
  火透波穿不计春,
  根如头面干如身;
  偶然题作木居士,
  便有无穷求福人。
  其二
  为神讵比沟中断,
  遇赏还同爨下余;
  朽囊不胜刀锯力,
  匠人虽巧欲何如。
  韩愈的这两首诗,语气讥诮不屑。当地乡民对他摇头晃脑的官话半懂不懂,还有一层原因,韩愈此时虽是七品芝麻官,但是普通老百姓却是不便与之争论的。但是,他排斥佛道的态度还是给他惹来了麻烦,而且是差点掉脑袋的大麻烦。
  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唐宪宗派遣使者去凤翔迎佛骨,韩愈上《论佛骨表》,痛斥佛之不可信,要求将佛骨“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皇帝得表,龙颜震怒,要处以极刑。幸亏宰相裴度及朝中大臣极力说情,免得一死,贬为潮州刺史。关于这一段历史,韩愈曾有一首《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
  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
  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
  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
  好收吾骨瘴江边。
  这是韩愈人生中又一个痛彻心扉的冬天,此时,他已年逾五旬。在写作这首诗的时候,不知他是否会想起发妻卢氏当年在洛阳的十六字箴言“人求言实,火求心虚,欲成大器,必先退之”。鲜为人知的是,韩愈赴潮州后师事大颠和尚习佛法,然而又不肯承认,和朋友通信,还说佛法形骸是他所同意的。意气颓唐,又兼人格堕落,上表请封禅以献媚,为大颠所斥责:“疮痍未起,安请封禅?!”
  耒阳敖山庙会至今犹存,是比较典型的民间信仰活动,尊奉佛、道、儒和民间吉祥神敖王、敖母于一庙,影响广涉耒阳全境及周边衡阳、衡南、安仁、永兴、常宁等地。传说古时候,有一年久旱无雨,敖河干涸,漕船搁浅,田地颗粒无收,民不聊生。于是,后汉高祖生日那天,僧人设坛施法祈雨,数万民众抬着纸扎船沿江游垌。天果降大雨三日,漕船复航,敖河两岸风调雨顺谷满仓。此后,这一游船活动沿袭下来成了庙会的主要内容。庙会活动中的拜章、香会、唱戏、游船、舞龙、舞狮等保留了许多传统的民间礼仪、工艺、舞蹈、音乐和表演艺术,对于研究耒阳地方民俗有着较高的价值。2006年6月10日,敖山庙会被列为首批“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八
  陆游现存诗作9300多首,堪称我国诗歌史上最多产的诗人了。其诗作中有一首七言律诗《耒阳令曾君寄禾谱农器谱二书求诗》,一直以来鲜为人知,兹录如下:
  欧阳公谱西都花,蔡公亦记北苑茶。
  农功最大置不录,如弃六艺崇百家。
  曾侯奋笔谱多稼,儋州读罢深咨嗟。
  一篇秧马传海内,农器名数方萌芽。
  令君继之笔何健,古今一一辨等差。
  我今八十归抱耒,两编入手喜莫涯。
  神农之学未可废,坐使末俗惭浮华。
  陆游生于1125年,卒于1210年,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人,曾任镇江、隆兴通判,官至宝章阁待制,晚年退居家乡。从诗中“我今八十归抱耒,两编入手喜莫涯”两句看,这首诗应该作于1205年前后。
  据考证,“耒阳令曾君”指的是曾之谨,祖籍江西泰和,此时正在耒阳县令任上。曾之谨的叔祖曾安止辞官退居家乡,编写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水稻栽培的专著《禾谱》。1094年,苏东坡遭贬儋州,路过江西庐陵,见到了曾安止。曾出示所著《禾谱》。苏东坡高度评价此书“文既温雅,事亦详实”。这就是诗中所记述的“曾侯奋笔谱多稼,儋州读罢深咨嗟”。
  但苏轼也对《禾谱》表示了美中不足的遗憾“惜其所缺,不谱农器”。只是当时曾安止已经失明,无法补写了。一百多年后,其侄孙曾之谨弥补了这一缺憾,并将《禾谱》、《农器谱》二书寄送一套给了退居山阴的陆游。
  两宋之际,在士人之中兴起了一股写作谱录的风气。“欧阳公谱西都花,蔡公亦记北苑茶。”陆游诗中提到的便是这种现象。诗中的欧阳公指的是北宋时期的欧阳修,他曾经写过《洛阳牡丹记》。蔡公指的是蔡襄,著有《北苑茶录》、《荔枝谱》等。这一风气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反传统的意味,因为“花草之流,可以悦目,徒有春华而无秋实,匹诸浮伪,盖不足存。”因此有关花草等观赏植物的内容一直被排斥在“农家者流”之外。
  但进入宋朝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的观念发生了改变。曾安止在《禾谱》自序中就提到:“近时士大夫之好事者,尝集牡丹、荔枝与茶之品,为经及谱,以夸于市肆”。在人们追逐浮伪奢华的情况下,人类赖以生存的农业生产反倒受到冷落,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也引起了部分有识之士的不满――“农功最大置不录,如弃六艺崇百家”。于是,曾安止写作《禾谱》,并受到苏东坡的赞叹。曾安止的侄孙曾之谨续写《农器谱》,同样也得到了陆游的赞叹:“令君继之笔何健,古今一一辨等差”。
  可惜,和其祖父曾安止的《禾谱》一样,《农器谱》后来失传了。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陆游之多产,是与其勤于创作有关,更与其爱国情怀有关。陆游诗的题材极为广泛,内容丰富,其中表现报国抗金的作品,最能反映那个时代的精神。其诗风格豪放,气魄雄浑,近似李白,故有“小太白”之称。陆游一生坚持抗金主张,虽多次遭受投降派的打击,但爱国之志始终不渝,死时还念念不忘国家的统一,是南宋伟大的爱国诗人。去世前一年,85岁的陆游写下《示儿》“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千古传诵不绝。
  陆游之多产,也与其长寿有关。他的诗绝大部分写作于46岁入蜀之后的40年。这是其他天不假年的诗人所不具备的。但是,漫长的岁月,除了为他的诗歌创作提供了条件,也让他饱尝了宦海沉浮的悲凉无常和凄婉断肠的爱情苦酒。
  1144年,20岁的陆游娶了他的表妹唐琬,恩爱燕好。这一年,在绍兴城外的沈氏园,陆游写作《卜算子・咏梅》:“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忧伤的词句竟然一语成谶。就在一年后,唐琬因“不当母夫人意”被逐出家门。
  1151年,陆游重游沈园与唐琬重逢,无法当面相诉离情。陆游在伤心之余,就是园壁上题下了一首哀怨的《钗头凤》:“红酥手,黄�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次年,唐婉再次来到沈园瞥见陆游的题词,不由感慨万千,于是和了一阙《钗头凤》:“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斜栏。难!难!难!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寻问,咽泪装欢。瞒!瞒!瞒!”同年秋,唐婉病故。
  半个多世纪后,年过八旬的诗人梦游沈园,写下了两首诗:“路近城南已怕行,沈家园里更伤情。香穿客袖梅花在,绿蘸寺桥春水生。”“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见梅花不见人。玉骨久成泉下土,墨痕犹锁壁间尘。”
  1210年,86岁的诗人走完了他坎坷的一生,在山阴的病榻上与世长辞。
  1278年,南宋为元所灭。其玄孙陆天骐在崖山战斗中不屈于元,投海自尽。诗人最终没有看到“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那一幕。
  这是诗人的悲哀,更是历史的悲剧。
  九
  在灿若星汉的唐代诗人中,数量最多、成就卓越的当推李、杜、元、白。紧随其后的就是诗僧齐己了。由其学生西文辑印行世的《白莲集》,共收诗歌809首,以雕版刻印于后晋天福三年(公元938年),比我国现存最早的雕版书唐代《金刚经》仅迟70年,是至今已知的湖南文人诗文集中最早的雕版书。
  对于做学问而言,最为要紧的有两宗事,即常言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若以作诗论,也是恰当的。不论是李杜,还是元白,抑或齐己,不仅是经纶满腹之辈,更是喜好游历之人。李白曾自称“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 齐己也在《行次宜春寄湘西诸友》中表白“我爱远游君爱住,此心他约与谁携。”
  唐懿宗咸通四年(公元863年),齐己出生于湖南长沙宁乡大沩山同庆寺,家境贫寒。幼年为寺庙放牛,后出家为僧,拜荆南宗教领袖仰山大师慧寂为师。成年后,齐己出外游学,云游期间曾自号“衡岳沙弥”,登岳阳楼,望洞庭湖,又过长安,遍游江东金陵、镇江、扬州、钱塘、江西等地。这段游学生活丰富了他的写作素材,不少名作佳作就是在外游历时写的。
  唐天复元年(公元901年)以后的十余年间,齐己寓居岳麓山,与时寓居衡州云阳山的沈彬、寓居湘西宗成寺的虚中为诗道之游。《行次宜春寄湘西诸友》中的“湘西诸友”,大概就是虚中等人。齐己游历耒阳大概也是在这一时期,并留下两首诗作,载于《全唐诗・卷843》。
  一为《次耒阳作》:
  绕岳复沿湘,衡阳又耒阳。
  不堪思北客,从此入南荒。
  旦夕多猿�,淹留少雪霜。
  因经杜公墓,惆怅学文章。
  一为《吊杜工部坟》:
  鹏翅蹋于斯,明君知不知。
  域中诗价大,荒外土坟卑。
  瘴雨无时滴,蛮风有穴吹。
  唯应李太白,魂魄往来疲。
  从诗人的交游圈子看,在耒阳并无诗友,应该是访衡州沈彬时顺便游历耒阳,因此这两首诗极有可能是同时而作。从“瘴雨无时滴,蛮风有穴吹”两句看,时序应是湘南多雨的暮春时节。季节也是有情绪的。相比热烈欢快的夏,寒冷严谨的冬,春秋气候虽宜人,情绪却是令人惆怅而敏感。这或许就是诗人多伤春悲秋的缘故。
  “绕岳复沿湘,衡阳又耒阳。”从游历路线看,诗人是从湘江逆流而上泛舟耒水河的。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凡是沿耒水河顺流而下的时候,情绪大抵是愉悦而兴奋的,甚至有点趾气高扬,比如韩愈;而大凡逆流而上的时候,情绪总是低沉而悲凉的,比如齐己。
  从个人际遇看,齐己为佛门清净之人,无仕途浮沉和红尘情感等世俗纷扰。从诗人的创作生涯看,诗人此时正值盛年,诗歌创作也是高峰期,本无惆怅忧愤的道理。然而,两首诗的基调却是沉郁而惆怅的。这一情感,缘于诗人的大悲之心。从心理学的角度讲,就是移情。诗人是以一名南迁文人墨客的心境来看待眼前景物的。“不堪思北客,从此入南荒。旦夕多猿�,淹留少雪霜。因经杜公墓,惆怅学文章。”而后一首诗是为杜甫鸣不平的。“鹏翅蹋于斯,明君知不知。域中诗价大,荒外土坟卑。”诗坛巨擘殒于此地,荒郊野外,土坟卑下,明君或许是不知道的,世人知道的或许也不多。“唯应李太白,魂魄往来疲。”诗人想象杜甫魂魄在此僻远的一隅,还要经常与李白往来唱和,实在是疲于奔命。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只有诗人才能互相理解,因此杜甫是“唯应李太白”,明君知不知已经在所不问了。齐己在这里也提出了人生的价值观问题,并且给出了曲折的回答。无论是李白,还是杜甫都是怀抱着“致君尧舜上”的理想,但现实总是让人无奈。唯有诗歌,或许才是可以安身立命、寄托精神之所在。   这个回答,也是齐己本人的人生实践――他终生为僧,云游四方,视权势金钱如无物。后梁龙德元年(公元921年),齐己在去四川途中路过荆州,被荆州节帅高季兴挽留,安置在龙兴寺,并任命为僧正。齐己在荆州,虽然月俸丰厚,但是他并不喜好钱财,于是写作了《渚宫莫问篇》十五章,以表明他的高洁志向。
  齐己对于诗歌却极为看重。他云游天下的时候,曾拿诗作《早梅》向诗人郑谷请教。诗句是:“万木冻欲折,孤根暖独回。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风递幽香出,禽窥素艳来。明年犹应律,先发映春台”。郑谷阅读后,笑着说:“数枝”非早,不如“一枝”更佳。齐己听后,对郑谷肃然起敬,膜拜为师。此后,人们便称郑谷为齐己的“一字之师”。在《全唐诗》中,齐己献给郑谷或与之唱和的诗大概有十数首之多,终生执弟子礼,虽然从诗歌的艺术成就看,郑谷远逊于齐己。
  郑谷也写过凭吊杜甫的诗。如果说耒水河是一条诗歌的河流,那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杜甫的关系。正如民国诗人郁达夫所说的:“江山也要文人捧,堤柳至今尚姓苏。”杜甫卒葬耒水之滨后,几乎所有游历耒阳的诗人都是奔着杜甫而来的。而这些诗人中,齐己大概是唯一的诗僧,也是唯一诗名显著的湖湘诗人。既为湖湘诗人,其怀抱气度自然要受到湖湘文化“身无半文,心忧天下”的熏陶,揆诸诗,亦是有迹可寻,且看他的《君子行》:
  圣人不行,麟龙何瑞?
  梧桐不高,凤凰何止?
  吾闻古之有君子,
  行藏以时,进退求己,
  荣必为天下荣,
  耻必为天下耻。
  苟进不如此,退不如此,
  亦何必用虚伪之文章,
  取荣名而自美?
  初读齐己此诗,我是大为惊异的,这完全不像佛门方外诗僧之手笔。仔细一想,又不觉奇怪。文心、诗心、佛心,本为一心,有情众生,情同此心。
  齐己,齐己,万物齐于己。诗人以齐己为法号,其心迹原来如此啊!千载而下,人孰知之?!
  十
  南宋张�是湖湘学派的集大成者,文章著作等身,有《论语解》、《孟子说》、《诸葛武侯传》、《南轩集》等传世,其文典雅,其诗淳厚,事理圆融,却鲜见其词。这大概与当时选拔人才的导向有关。
  中国古代选拔人才的途径无外乎推荐与考试。先秦时期,大抵是自我推荐。孔子周游列国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两汉以降,推荐制度逐步完善,所谓举孝廉、举茂才,有德有才者皆有机会做官。只是出于自身利益,有权推举者以此谋私,推举的都是自家子弟,遂形成世家大族垄断权力之格局,寒门子弟再无机会。从隋朝开始,科举考试制度成为选人的主要途径。科举考试的内容,一是文,一是诗,而词是无法登大雅之堂的。当年,柳永赴进士试,不第,曾写过一首《鹤冲天》以发泄怀才不遇的愤懑,末句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谁知触怒了宋仁宗,斥之曰:“且去填词!”如今,我们回望中国文学史,就历史成就与地位而言,宋词足可以与汉赋唐诗相比肩,在当时却只是文人士子诗文之余的闲趣而已。
  张�是汉州绵竹人,号南轩,世称南轩先生。其父张浚,宋徽宗政和年间进士,历仕钦宗、高宗、孝宗三朝,出将入相,力主抗金,组织北伐,号称中兴名相,但遭秦桧排挤,贬谪湘粤二十余年。临终,以曾任宰相而不能雪耻恢复中原为终身之憾,自觉无颜见先人于地下,遗嘱葬于衡山之下。张�生于蜀而长于湘,长期随父辗转于潇湘岭南之间,并徙居其地,子孙繁衍至今,皆尊其为迁湘始祖。故而,绵竹张�又得称为湖南宁乡人。史载其“生有异质,颖悟夙成”,深得乃父张浚喜爱,令其长随身旁,“教以忠孝仁义之实”。
  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2),二十九岁的张�于衡阳碧泉书院从胡宏受业。耒水于衡阳汇入湘江。张�是否在求学期间泛游耒水,历史未曾记载,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张�曾有诗赠耒阳知县侯�。其诗为《寄侯彦周》:
  塞雁仍南去,殷勤问耒阳。
  催科应独拙,理发讵能长。
  邑古弦歌地,年丰鱼稻乡。
  婆娑还得不。三径未云荒。
  彦周是侯�的字。从诗中可以看出,两人交情非浅,往来唱酬频繁,“塞雁仍南去,殷勤问耒阳”。古时认为,大雁南飞至衡阳而返,所以称衡阳为雁城,城内有山名回雁峰,为南岳七十二峰之首。作者在这里说,从塞外飞过来的大雁,到了衡阳仍不停留,继续南飞到耒阳,带着我的情谊,殷勤探问。
  “催科应独拙,理发讵能长”两句是说,催科租税还是应该是拙一点,或者是作者猜想朋友在这方面是不太善于的,字里行间体现的是赞赏之意:这正如理发一样,经常理发,头发怎么能长得长呢?!“邑古弦歌地,年丰鱼稻乡”,称赞的是耒阳作为一个历史古邑,弦歌不绝,人文鼎盛;又是一个富庶的鱼米之乡,常年丰收。
  最后两句,似乎不太好理解。“婆娑”的涵义很丰富,在这里应该是逍遥闲散的意思。汉代班彪在《北征赋》里有“登障隧而遥望兮,聊须臾以婆娑”的句子,用的就是这个意思。“三径”也是有典故的。王莽专权时,兖州刺史蒋诩辞官回乡,于院中辟三径,唯与求仲、羊仲来往,后多以“三径”指退隐家园。我猜测这两句诗是一问一答。大意是:你问我现在是否应该逍遥闲散一点,我建议你不能退隐家园。
  综观全诗,应该是作者回应朋友侯彦周的,此前侯彦周一定有诗寄给张�,表达了自己为官的苦恼,经常要催科租税,自己想退隐回乡。张�一方面认为催科不能太重,自己很赞同朋友的观点;另一方面又鼓励他,耒阳是个好地方,有文化,有历史,物产也丰富,还是可以继续干下去的。
  杨万里也曾有诗作《和侯彦周知县招饮》:乘兴山阴更灞桥,人间此事久寥寥。客心也欲将归去,小为故人留一宵。据考证,此诗为南宋乾道二年(1166)杨万里游历耒阳时所作。当时,杨万里正在湖南零陵县丞任上。湖南零陵在耒阳西北,相距仅数十里。“乘兴山阴”,借用的是东晋时居山阴的王子猷雪夜访戴的典故。灞桥,位于长安城外,唐时在此设驿站,凡送别亲人与好友东去,多在这里分手,折柳相送,正所谓“年年伤别,灞桥风雪”。南宋乾道二年的冬天,侯彦周曾在耒阳城外的驿站,为杨万里设宴送别,客人难舍主人的殷勤情谊,而“小为故人留一宵”。从时间上看,上距张�问学于衡阳四年。可以推测,张�诗《寄侯彦周》的写作时间,大概也在此前后。
  鲜为人知的是,张�和杨万里也是好朋友,并向其父张浚推荐过杨万里。因此,张浚对杨万里多有勉励与教诲。宋孝宗即位后,张浚入相,推荐杨万里为临安府教授。而杨万里也终生对张浚执弟子礼。张浚去世后,杨万里力主其当配飨高宗庙祀,指斥洪迈“指鹿为马”,惹恼孝宗,“万里以朕为何如主?”,削官出京。
  以张�为代表的湖湘学派,其特点:一是强调经世济用,反对躲在书斋为学问而做学问;一是标举爱国情怀,以家国天下为念。这首《寄侯彦周》,虽然是友人日常唱酬往来之作,但也可以隐约看出张�的学问主张。他曾说“岂特使子群居佚谈,但为决科利禄计乎?岂特使子习为言语文辞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也”。反对学校成为科举的附庸,主张以儒家的政治伦理去教育和培养修齐治平的人才。在教育方法上,他提出“为之则有其序,教之则有方。故先使之从事于小学,习乎六艺之节,讲乎为弟子之礼,而躬乎洒扫应对进退之事,周旋乎俎豆羽仑之间,优游于弦歌诵读之际”。
  张�与朱熹、吕祖谦齐名,史称“东南三贤”。朱熹称其“学之所就,足以名于一世”,“余窃自悼其不敏,若穷人之无归。闻张钦夫(即张�)得衡山胡氏学,则往而从问焉。钦夫告予以闻,余亦未之省也,退而沉思,殆忘寝食”。 【一生所遇惟元白】

一生所遇惟元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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