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与“主义”——中西价值取向之争(一)
中西文化价值观中的价值取向差异分析
中西文化价值观中的价值取向差异分析
摘要：价值观是一种经过一定历史时间形成的，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的理念，它可以对人类的信念、态度、看法和行为等产生支配性的影响。纵观世界，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宣扬的是“从恶到善”，而中国文化则坚持“从善到恶”；西方国家在人与自然方面讲究的是天人相分，而中国在面对大自然的时候主张天人合一的境界；西方文化价值观主张个人主义，而中国文化价值观却比较看重人与人的关系，以群体或群体取向为核心；西方文化着眼于未来，具备先进的未来取向，而中国文化看重过去，对于时间坚持的是过去取向。 关键词：文化价值观 人与自然 人际关系 时间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德国著名哲学家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阐述：“每一种价值观的形成，都离不开历史的沉淀。”社会不断进步，随着大环境的变化，开始出现一种来自于文化底层的理念，即价值观。在价值观形成的过程中，离不开家人的道德教育、学校的规范教育、周围人的行为模范影响。价值观一旦形成，就会对人类的信念、思想、看法和行为产生支配作用。对价值观本身而言，它是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一成不变的。一般情况下，价值观其实是在坚守自己主线的情况下，不断发生着各种细微变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人们开始进入“地球村”的时代，世界各地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发生着不同文化间的迁移和交流，并且日益频繁。美国著名宗教学家休斯顿·史密斯曾经说过：“当史学家回顾
常识与“主义”——中西价值取向之争(二)
中西价值观差异的主要表现
中西价值观差异的主要表现
1.价值主流。西方文化价值观的主流是为自我满足而奋斗的精神。西方文化张扬个性,强调维护个人利益,注重独立自主发挥个人潜力,强化个人权利意识。个人主义是一切行为的准则,自我实现是人生的最高需求和目的,独立是实现自我的最有效手段,人权神圣不可侵犯,是实现自我的保障。中国主流文化价值观是和合精神。中华民族自古就注重和谐。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崇尚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强调以和为贵,与人为善;在国家之间的关系上,主张亲仁善邻,协和万邦。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与人为善的民族。
2.价值取向一元化与多元化。中国人受儒家思想影响根深蒂固。认为人生的价值就是在现世的作为之中,一个人在社会越有作为,他的生命就越有意义。在专制社会中权力就是一切,因此,人的作为最大者莫过于实现从政的抱负,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伟理想统治着千百万中国文人碌碌无为的一生。受这种一元化的人生价值的影响,多数人不愿问津自然科学,致使科学被困于萌芽状态。另外,人的智慧才能都集中到了政治权术上,创造了一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变幻莫测而实质又超稳固的政治文化模式。在这种特殊的模式中,产生了中国独有的历史现象:当官不成求当圣人;报国不得则退做隐士,或吟诗饮酒自得风浪。于是道教、佛教随之兴起,贪生的自去修道,厌世的不妨念佛。而西方文化中人生价值呈多元化,从政也是人生价值的实现,经商也被认为相当有价值,西方人眼中最好的职业莫过于律师、医生。
3.个人本位与群体本位。西方文化特点是强调个人价值,即主张个人独立,强调个人主动性、个人行为与个人兴趣,勇于进取,珍视个人权利。个人主义是西方文化的核心。个人主义具有多重性和复杂性,他们相信自己能够拯救自己;寻求自我表达,强调个人尊严,注重个人隐私,个人的权利不可剥夺;人的力量无限,崇尚竞争,适者生存。在西方社会,人们普遍将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视为实现自我价值的积极表现,“个人主义”作为这一精神的概括,被赋予积极意义。每个人都尽量体现个性化的自我:个人自信,自我肯定,自由表达内心情感而不受外界约束,公开发表不同见解。中国社会的三大基本结构即高度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绝对君主制和宗法制,都是从本质上和个人主义水火不兼容的,形成群体本位的集体主义。中国人提倡凡事以家庭、社会和国家利益为重,主张个人服从集体,崇尚“大公无私”等。在处理个人与集体关系方面,人们被要求做到“克己守道”、“与集体或领导保持一致”。在个人与家庭的关系上,强调个人是为家庭而生存的,个人的生死荣辱和家庭息息相关。在这种文化氛围中,“个人主义”便自然地成为与“集体主义”相对的贬义词,如自以为是、自负都带有贬义色彩,“个人主义”被认为是“利己主义”。语义是文化氛围的产物,语言符号具有既定的文化内涵。在汉语中,“个人主义”的定义是“一切从个人出发,把个人利益放在集体利益之上,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错误思想”。
4.天人观。西方传统认为,宇宙是由神创造和控制着的,人和宇宙是两个独立的实体,因此,宇宙自然法则必须遵守。这样的宇宙观形成了后来的二元论世界观。他们认为人和世界是各自独立的,彼此的关系是
对立,而人处在支配和改造自然的位置。人的任务就是要发现被超自然创造者所设置下的真理,其生命目标就是征服自然。变化被认为是进步,对待生命的态度倾向客观理性。故西方人看问题以个体为基础,重差别与对立,习惯于解析式的抽象思维。这种注重个体的天人相分宇宙观导致一种人是天生的利己主义者观念的产生。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中国人认为人与自然共为一体,做事讲究天时、地利、人和,顺从自然规律,注重天人合一,因此,中国人习惯于整体想象思维。
5.知识观。中西方对于宇宙形式的认识不同,他们获取知识的方式也不同。中国人经常应用演绎法,把重点放在整体观察事物,获取知识的最终目的是超越表面的差异,发现事物内在的联系和统一。西方神学告诉我们,西方人经常应用分析法,把事物看成一个个体、某一属性的表现,但并不认为每个个体是平等的;他们认识到事物的个性,同时意识到所有的个体差异在一个包罗万象的统一体中是相互联系的,意识到个体差异中的统一是最高的学问。中国人在整个认知过程中重视心理过程、整体观察、直观经验和审美情趣。思维方式倾向于模糊、不精确富有伸缩性。西方人基于二元世界观获取知识,强调理性。思维方式倾向于通过分类形成直接、清晰的观点,呈直线性分析,如典型的三段论。中国人在精神满足中寻找进步的动力,西方人认为这是物质进步和社会的发展[3]。
6.交际观。合理的利己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和存在主义及私有制经济使人们在交际中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个人至高无上等观念。因此,西方人外向,求独立,求功利,主张人类改造自然、性本恶。这些思
想观念的形成与他们所处的自然、社会环境有直接的关系。西方大多数国家处于开放的海洋型地理环境,工商业、航海业发达,自古希腊时期始就有注重研究自然客体、探索自然奥秘的传统。人们思维的对象倾向于外界,人们希望重新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征服自然,寻求外部世界对人最有价值的东西,为己所用。在中国,重整体的天人合一思想、以差序格局为主的社会结构、维护等级身份的伦理观念以及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求个人要融入群体中去,国家、集体、他人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由此决定了中国人在交际时性格内向、含蓄、谦虚,不求功利,大公无私。天人合一观念还认为人与自然要和谐发展,而不是人与自然抗争。人际关系受无形的约定束成的社会规范、价值、礼仪制约。人之初,性本善,提倡人回归自然,保持本性。万物不变,万变不离其宗。仁爱思想、中庸之道使人们安分守己,安居乐业,渐进,顺从自然。在封闭的大陆型文化环境中,人们知足常乐。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人在稳中求发展,求稳不求变,注重传统和过去。在交际中,对老者尊敬有加,把上年纪的人称“老师傅”,把有经验的人称“老手”,注重老朋友间的联络,认为交往越久感情越深厚。
7.言辩观。西方人推崇修辞学,他们愿意掌握语言这一有利工具(语言是延伸自我影响和改造他人的工具)。他们偏爱语言是因为他们认为唯有通过语言,人们才能得以相识。在当今西方社会,大学广泛设置修辞、逻辑课程,促使学生去有效交际,在商业中语言交流更是被广泛研究和强调。重视语言和辩论的观念直接或潜在地影响着西方人的交际行为、交际方略和交际风格。因此,在以个人为本的西方社会中,人们
愿意把内心世界中的东西,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东西通过语言表达出来,人们健谈且善于表达自己。修辞在中国只不过是一种交际技巧,人们并不
把它当作一门科学。雄辩至言被认为是多余,善谈之人被看作炫耀和不诚恳。在以群体为本的中国社会中,人们在交际时自我压抑,说话委婉、含蓄,谨慎使用言语,注重察言观色,对环境具有高度敏感性和接受性。语言常常被看作保持社会和谐的一种手段,而不仅仅是表达思想、信息的一种工具。孔子对语言的态度是谨慎的,他一向主张“君子欲讷与言,而敏于行”。
8.时间观与金钱观。西方的时间观属于线式时间观念,时间好比一条直线,是一种单向持续运动,是“流逝、飞行”。在西方人眼里,复归是没有出路的,只有向前超越才有希望,因此在时间取向上,西方是未来取向,即一去不复返的直线式前进取向。这也是西方人倾向于变化,喜欢求异、求新的原因所在。中国人以过去取向为主,重视过去发生的事情。人们做什么,首先要考虑过去做过此事没有,有什么成功经验或失败教训等等。而且连今天做得如何,也往往以过去为标准,因此循规蹈矩已成为一种社会规范,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人们崇拜祖宗、敬老尊师、重经验、重年龄,因为这些都与过去相联系。西方人的时间观和金钱观是联系在一起的,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根深蒂固,所以他们非常珍惜时间,在生活中往往对时间都做了精心的安排和计划,并养成了按时赴约的好习惯。而中国人则属于多向时间习惯的国家,在时间的使用上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一般不会像西方人那样严格的按照计划进行,西方人
常识与“主义”——中西价值取向之争(三)
中西价值观差异的主要表现
2015-3-24 21:54:00 中西价值观差异的主要表现
1.价值主流。西方文化价值观的主流是为自我满足而奋斗的精神。西方文化张扬个性,强调维护个人利益,注重独立自主发挥个人潜力,强化个人权利意识。个人主义是一切行为的准则,自我实现是人生的最高需求和目的,独立是实现自我的最有效手段,人权神圣不可侵犯,是实现自我的保障。中国主流文化价值观是和合精神。中华民族自古就注重和谐。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崇尚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强调以和为贵,与人为善;在国家之间的关系上,主张亲仁善邻,协和万邦。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与人为【常识与“主义”——中西价值取向之争】
善的民族。
2.价值取向一元化与多元化。中国人受儒家思想影响根深蒂固。认为人生的价值就是在现世的作为之中,一个人在社会越有作为,他的生命就越有意义。在专制社会中权力就是一切,因此,人的作为最大者莫过于实现从政的抱负,齐家治国平【常识与“主义”——中西价值取向之争】
天下的宏伟理想统治着千百万中国文人碌碌无为的一生。受这种一元化的人生价值的影响,多数人不愿问津自然科学,致使科学被困于萌芽状态。另外,人的智慧才能都集中到了政治权术上,创造了一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变幻莫测而实质又超稳固的政治文化模式。在这种特殊的模式中,产生了中国独有的历史现象:当官不成求当圣人;报国不得则退做隐士,或吟诗饮酒自得风浪。于是道教、佛教随之兴起,贪生
的自去修道,厌世的不妨念佛。而西方文化中人生价值呈多元化,从政也是人生价值的实现,经商也被认为相当有价值,西方人眼中最好的职业莫过于律师、医生。
3.个人本位与群体本位。西方文化特点是强调 个人价值,即主张个人独立,强调个人主动性、个人行为与个人兴趣,勇于进取,珍视个人权利。个人主义是西方文化的核心。个人主义具有多重性和复杂性,他们相信自己能够拯救自己;寻求自我表达,强调个人尊严,注重个人隐私,个人的权
利不可剥夺;人的力量无限,崇尚竞争,适者生存。在西方社会,人们普遍将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视为实现自我价值的积极表现,“个人主义”作为这一精神的概括,被赋予积极意义。每个人都尽量体现个性化的自我:个人自信,自我肯定,自由表达内心情感而不受外界约束,公开发表不同见解。中国社会的三大基本结构即高度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绝对君主制和宗法制,都是从本质上和个人主义水火不兼容的,形成群体本位的集体主义。中国人提倡凡事以家庭、社会和国家利益为重,主张个人服从集体,崇尚“大公无私”等。在处理个人与集体关系方面,人们被要求做到“克己守道”、“与集体或领导保持一致”。在个人与家庭的关系上,强调个人是为家庭而生存的,个人的生死荣辱和家庭息息相关。在这种文化氛围中,“个人主义”便自然地成为与“集体主义”相对的贬义词,如自以为是、自负都带有贬义色彩,“个人主义”被认为是“利己主义”。语义是文化氛围的产物,语言符号具有既定的文化内涵。【常识与“主义”——中西价值取向之争】
在汉语中,“个人主义”的定义是“一切从个人出发,把个人利益放在集体利益之上,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错误思想”。
4.天人观。西方传统认为,宇宙是由神创造和控制着的,人和宇宙是两个独立的实体,因此,宇宙 自然法则必须遵守。这样的宇宙观形成了后来的二元论世界观。他们认为人和世界是各自独立的,彼此的关系是对立,而人处在支配和改造自然的位置。人的任务就是要发现被超自然创造者所设置下的真理,其生命目标就是征服自然。变化被认为是进步,对待生命的态度倾向客观理性。故西方人看问题以个体为基础,重差别与对立,习惯于解析式的抽象思维。这种注重个体的天人相分宇宙观导致一种人是天生的利己主义者观念的产生。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中国人认为人与自然共为一体,做事讲究天时、地利、人和,顺从自然规律,注重天人合一,因此,中国人习惯于整体想象思维。
5.知识观。中西方对于宇宙形式的认识不同,他
们获取知识的方式也不同。中国人经常应用演绎法,把重点放在整体观察事物,获取知识的最终目的是超越表面的差异,发现事物内在的联系和统一。西方神学告诉我们,西方人经常应用分析法,把事物看成一个个体、某一属性的表现,但并不认为每个个体是平等的;他们认识到事物的个性,同时意识到所有的个体差异在一个包罗万象的统一体中是相互联系的,意识到个体差异中的统一是最高的学问。中国人在整个认知过程中重视心理过程、整体观察、直观经验和审美情趣。思维方式倾向于模糊、不精确富有伸缩性。西方人基于二元世界观获取知识,强调理性。思维方式倾向于通过分类形成直接、清晰的观点,呈直线性分析,如典型的三段论。中国人在精神满足中寻找进步的动力,西方人认为这是物质进步和社会的发展[3]。
6.交际观。合理的利己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和存在主义及私有制经济使人们在交际中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个人至高无上等观念。因此,
常识与“主义”——中西价值取向之争(四)
常识与“主义”
一、常识与“主义”的争论 近几年不时发生“主义”与常识的争论，一方强调要承认常识、回归常识，另一方强调要坚持“主义”，争论的双方都有鲜明的价值取向，但两种价值取向思维则有着根本的不同。
常识来自于生活。常识不仅要问“是什么”，而且追问“好不好”、“该不该”。所谓“好不好”、“该不该”即是对人的生存发展利弊得失的考量。无论人种与民族，无论古今中外，只要是人，要生存发展就必须实现最基本的价值需求。它具有普世性。常识，就是来自于人的生活经验而形成的、对价值的认识和表达。
共同价值是客观存在的，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制约，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以什么样的制度、路径、方式，使共同价值能够实现到什么程度，却不是完全相同的。共同价值实现的这种差异性，恰恰是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发展水平的呈现，在日常生活中，不同国家的人们生存发展境况的差别甚至是巨大的。
常识反映的是人类的共同价值，而“主义”则是对某一价值的突出强调和包装。人的生命状态的丰富多样性，决定了人的生存发展之基本价值需求是多样多元的。正因为不同国家文明发展水平的不同，人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实际生存发展中，所凸显的价值需求就有不同，因而对不同价值需求的突出强调，就构成不同的“主义”。“主义”即是对所突出强调之价值的系统思考和表达。
生活是常识和“主义”之根。常识是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对人的基本价值需求的体验和归纳，“主义”是在常识基础之上的理性思考。经典源于经验，“主义”是对常识的总结和提升。“主义”具有的批判现实、超越现实的思想功能，可以指导人们深化对生活现状的认识与思考，指导人们自觉地追求价值、实现价值从而不断提高人类生存发展的文明水平。
然而，无论“主义”多么深奥，它都不能违背常识。也就是说，价值思考可以有“主义”，但“主义”不能绝对化。一旦“主义”绝对化，必然伤害常识，违背常识，成为反常识反生活的谬误，就必然损害人的生存与发展。
在人类社会中，人的生存发展所需之基本价值的实现或缺乏，表现为利益的实现或剥夺。而政治的底蕴在利益，政治即是对价值的规定和分配。从政治思想的角度看，“主义”是价值取向的意识形态化。谈“主义”，最终是为了解决价值欠缺的实际问题。空谈“主义”没有意义，最应该关注的是问题。所以，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成为名言。
就价值取向的思维特点看，西方是常识性的价值取向，是在常识的底线上来判断和认知是非得失；而中国的传统思维基本上是“主义”性的价值取向，常常用“概念化”的“主义”思维来决定是非得失。而当下中国社会思想领域里的常识与“主义”的争论，既包含着不同的利益取向之争，也包含着不同的价值思维之争。
二、破除“主义”思维，才能迈出真改革的步子
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以后，东西方国家都遇到了许多问题。西方不少国家在反思中着手新的改革。回看中国，将近40年的改革开放，既给我们带来经济、社会的巨大变化，同时也使我们面临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亟待通过深化政治改革、并以政治改革来带动经济、社会改革，走出阻碍中国经济社会进步的“雾霾”。
马克思恩格斯理论中一个最基本的原理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经济基础改变了，政治上层建筑也必须随之改变，否则，政治上层建筑就成为经济发展进步的阻碍。上个世纪90年代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起来了，但政治体制改革始终徘徊在行政改革层面，传统的集权与人治依旧是我国政治体制的基本特点。法律管不住权力，权力任性妄为；党内贪腐几无净土，社会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中国生长出一个畸形的权贵市场经济，以致矛盾冲突不断，且日趋尖锐激烈。若不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就无法有效化解各类复杂矛盾和社会冲突。所以今天就经济谈经济，就教育本身谈教育，都解决不了问题。而各方面问题一层层追问下去，最终还会追问到体制机制问题。这些情况表明，政治改革迫在眉睫。
然而，“主义”一旦被意识形态化，就因意识形态的固有特点而成为深化改革的思想羁绊。由此，尽管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尽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全面改革方案、四中全会作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决定，但两年多过去了，问题依旧，有些甚至更严重了。原因之一，就是一触碰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就陷入意识形态化的“主义”争论，“绝不”、“不搞”之类禁止性的声音压倒邓小平提出的“大胆创、大胆试”的思想方法，改革沦为空谈口号。事实上，“主义”思维成为维护权贵市场经济、维护既得利益，压制改革探索的政治大棒。不破除“主义”思维，改革就迈不出真实的步子。
回想结束文革后，尽管有了破除“两个凡是”的思想解放大讨论，但固守“主义”模糊价值甚至背离价值的思维方式依旧根深蒂固。1980年代初农村改革起步艰难，杜润生曾与一位老干部有过一次发人深思的对话。那位老干部说搞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搞文革批判过的“包产到户”，那是资本主义。这么搞下去，你还要不要社会主义呢？杜润生说：“我要农民。”小岗村农民搞联产承包责任制，正是万里当安徽省委书记之时。有人向万里汇报，小岗村农民在偷着走资本主义的路。万里说：人都要饿死了，还谈什么主义？正是因为杜润生、万里坚持常识，所以当人的生存发展和“主义”思维发生冲突时，他们顶住了“主义”的压力，选择了维护农民利益。
说到底，回归常识看问题是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的认识基础，如果连人的生存发展最基本的价值需求都无法保护和实现的话，那么坚持“主义”就不仅毫无意义，而且直接危害社会民众利益。就此说来，胡适当年呼吁“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至今依旧很有针对性。尤其是我们至今还没有很好地摆脱长期专制政治文化传统的影响，意识形态的封闭性、教条性、排斥性、绝对化，渗透在我们的思维方式里，它潜隐无形但却支配着许多人的思考。比如文革时期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比如前几年的“宁可大陆不长草，也要拿下钓鱼岛”等等。这种宁要“主义”，不要常识，否定常识、背离常识的“主义”思维，使诸多问题不断积累而难以化解，最终危害人民大众的利益。事实证明，“主义”背离常识，就会堕落为荒谬的谎言，甚至可能成为一种逆时代进步潮流的保守或反动思想。为了推进改革，我们必须承认常识，回归常识，进而突破“主义”思维，挣脱荒谬谎言强加给人们的精神枷锁，实现第三次思想解放。
三、坚持思想的开放性，繁荣思想市场
西谚说：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就常识和“主义”的产生发展来说，社会生活丰富多彩的流动变化过程，也是人们不断深化对生活的认识而不断接近真理、发现真理的思想过程。这两者结合的产物表现为社会的文明进步。常识是思想的发端，生活是理论的活力之源。各种各样的“主义”，都是从各自所侧重的价值角度，努力揭示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努力使思想不断认识真理，接近真理。就此，标志思想成果的“主义”还获得另一种形态――学术，“主义”是构成社会科学理论的重要内容。学术的本性是开放。开放，就是“主义”必须始终面对实践，对生活保持谦卑，对常识持有敬畏，从生活常识里不断汲取思想养分。坚持各种“主义”的平等对话、自由思想，造成开放繁荣的思想市场，在各种“主义”的碰撞、争鸣中提升思考能力和理论品质，才能始终保持“主义”的盎然生机和蓬勃活力。
所以，任何一种“主义”都不可能穷尽认识、穷尽真理，而必定存在思想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构成“主义”的边界。如果把某种“主义”夸张到极端，实际上就会阻断人们通往真理认识的道路。孤立强调某种“主义”，甚至以强权意志将某种“主义”定为一尊，打压其他的“主义”，这个“主义”就会走向自身的反面。生活是垄断不了的，这就决定了无论什么“主义”，只要膨胀到以为可以垄断思想、垄断真理，最终必然会因隔绝了生活常识的滋养，而使自身生命活力枯萎。无论这“主义”如何宣称自己是真理的化身，它都不可避免地被生活所击碎，无论是权力还是金钱，都挽救不了它必然衰败的命运。
由此，坚持学术研究的开放性，不以“主义”思维来禁锢学术，而是繁荣“主义”的学术研究，破解“主义”思维的封闭性、排斥性、绝对化，是我们深化政治改革，减少中国转型过程中可能发生重大失误的必要思想条件。再有一点，繁荣“主义”的学术研究，前提是面向实践、回归真相、尊重常识、实事求是，而不是空谈概念。任何刻意掩盖真相的说法做法，实质目的是继续思想专制，阻挡中国进步。这种做法，无论其声称的理由多么冠冕堂皇，但谎言就是谎言，它永远变不成真相。真正做到面对事实、承认真相、尊重常识，我们的改革、我们国家的进步才是有希望的。
常识与“主义”——中西价值取向之争(五)
从逻辑实证主义到历史主义:西方科学哲学演变的辩证反思
摘 要 ： 通过考察从逻辑实证主义、批判理性主义到历史主义的主要观点，进一步讨论西方科学哲学发展的逻辑进程，从而分析出辩证法对西方科学哲学产生重要影响，并且西方科学哲学受客观辩证法的自发支配。 关键词 ： 西方科学哲学，逻辑实证主义，批判理性主义，历史主义，客观辩证法
一、引言
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科学哲学作为科学与哲学相结合的产物， 其产生离不开科学和哲学两方面的基础，但在科学与哲学正式分离之前，科学哲学只是无人问津的事物。真正意义上的西方科学哲学以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逻辑实证主义为成熟的标志，代之而起的主要流派有波普的批判理性主义，以库恩、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为主要代表人物的历史主义及以夏佩尔等人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正是由于各个学派的不断发展受到客观辩证法的制约，使人们对科学哲学的认识和理解达到了全新的境界和前所未有的深度。
（一） 逻辑实证主义
“实证主义”作为西方哲学中的一种传统主义学说，通常是指关于人类知识的一种特定的哲学态度，是关于人类认识活动的一套规则或评价标准。逻辑实证主义继承了从文艺复兴以来的科学和理性精神，将分析科学概念，寻求科学知识的精确性和确实性作为其主要目标。它运用数理逻辑作为工具，对科学的理论结构进行静态的逻辑分析，提出意义标准和经验证实原则来区分科学和非科学，并拒斥形而上学。
逻辑实证主义作为标准的科学哲学，确定了科学哲学的基本问题，提出了逻辑原则和证实原则，其后的其它科学哲学派别，都延续了它的问题，都是在批判其观点的基础上产生的。批判理性主义批判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原则，库恩则既反对逻辑实证主义，又反对批判理性主义，既反对证实和证伪的经验原则，又反对他们共同的逻辑原则。拉卡托斯对批判理性主义和历史主义进行了折衷。到了费耶阿本德，则将库恩思想中的相对主义放大到极致，取消了科学划界问题，反对科学，宣告了科学哲学的终结。
（二）批判理性主义
由于逻辑实证主义存在的局限性，批判理性主义开始扭转科学哲学的方向。它将科学哲学归结为科学方法论，将科学认识论、方法论归结为证伪主义方法论，以建立科学发现的方法论规则作为自己的任务。在波普看来，“认识论的中心问题历来是而且现在仍然是知识的增长问题，而研究知识增长的最好途径是研究科学知识的增长”，因而他提出了以“猜想一反驳”为核心的科学增长模式，认为一切科学知识都是理性自由创造的结果，科学理论是不断地通过证伪、否定、批判而向前发展的。
批判理性主义仍只是从纯逻辑、纯理性方面去探讨科学的发展，而不是从科学发展的历史事实中去探讨和总结科学发展的规律。它所建立的科学发展的动态模式，仍是一个逻辑的、规范的模式，而不是历史的’、描述的模式，这样的模式与科学史、科学家的实践仍相脱离。批判理性主义否认实践经验的客观性和科学知识的确实性，还将证伪绝对化，不承认科学知识的绝对性和连续性，认为不但科学知识的完全确定性，而且相对确实性、概率的确实性都是幻想。
（三）历史主义
历史主义学派对逻辑经验主义及批判理性主义的核心信念进行了深刻批判，它不是经验通过证实（ 也不是如波普尔所谓通过证伪） 赋予理论以意义。它们运用社会历史方法，同时引入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观点，注重对科学理论的整体结构进行动态的考察，从科学史的整体联系的观点去评价科学理论，力图使科学哲学符合科学的实际历史。历史主义的科学观和哲学观把科学看做是人类历史的活动，强调科学与其他文化的联系，强调科学的时代性或历史性，强调科学活动中人们的价值取向及其作用。
历史主义还认为方法论是描述性的，方法论规则随着科学内容、形式的变化而变化，没有超历史的放之一切时代而皆准的方法论规则和评价标准。“历史主义的兴起，一方面是为了解决逻辑主义中出现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科学与社会益密切地结合起来，科学整体化和综合化的发展趋势日益增强的理论体现。”
四、西方科学哲学的辩证维度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到，西方科学哲学主要流派之间只能够反映出科学认识和发展的某一侧面、某一环节，在研究某一方面的问题时，往往忽视甚至否定其它方面的问题，在强调差别时看不到联系，不能从整体上把握科学的全局、全过程，因而与实际科学和科学史都有或大或小的距离。在这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是以夏佩尔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学派。它继承了老历史主义的整体主义观点和社会历史分析方法，以求实现对逻辑主义到历史主义的综合。
总之，以夏佩尔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力图在对逻辑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批判中，实现对二者的综合，体现了当代西方哲学出现的一种综合的趋势，以及向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靠拢的趋势。当然，新历史主义中的观点并非完全一致，如劳丹就继续坚持非理性主义和相对主义，他们（包括夏佩尔在内）没有从根本上接受辩证法，也不可能在正确的基础上实现综合，不可能彻底解决科学哲学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五、结论
科学哲学的发展以逻辑经验主义为背景，经历了否证论、历史主义及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对科学理论的经验证实意义论、经验证伪意义论、范式意义论、实在意义论和非实在意义论作了深入开掘与全面铺陈。整个过程不仅存在明显的阶段性，也显示出发展的连续性。如波普尔不仅是逻辑实证主义的杰出代表， 同时也持实在论观点；拉卡托斯既坚持证伪主义也赞同历史主义；而同是历史主义学派的夏皮尔和劳丹， 却分属实在论和反实在论两个阵营。究其原因，是因为它们虽然都以反叛和挑战逻辑经验主义开始，却有着各自的思想切入点和话语中心，彼此的立论并不直接互相冲突而可以兼容、呼应。
参考文献
[ ] 刘小春.西方科学哲学的历史演变及总体特征[J].湖湘论坛，19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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