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传与公传,1972(一)
自传与公传:一九七二(四)
【自传与公传,1972】 中国方块字遇到金庸 我出生的1955年，有个笔名为金庸的人开始写小说，每天大约写两千字，登载在第二天的香港报纸上。他写啊，写啊，竟连载了十七年，完成了十四部小说，大部分是长篇巨制。其中算不上最长的一部，叫《天龙八部》，1960年代在香港出版了单行本，黄色封面，三十五册，每册一百页。
《天龙八部》写的是一千年前的中国往事。北方游牧民族入侵，影响到最南端的一个皇室成员与一群民间豪杰的生活。书中的人物，各自在生、老、病、死、求不得、爱别离、怨憎会、五阴炽盛等八种尘世悲苦中生存，没有谁感觉到真正的快乐。有一些佛教背景的人读起来，体会就更深一些，觉得这是一部从佛学思想出发、悲天悯人的深刻作品。
书中写到一个围棋棋局，流传很久，无人破解。
我不知道围棋棋局是怎样设计出来的，因为我没有学过围棋，它需要太多太严密的计算，需要太久的时间与耐心，相比起来，中国象棋的局面就容易控制，让我喜欢。这样一来，我只能猜想，金庸写到的围棋棋局，会与中国象棋的江湖残局相似，看似简单，却有无数种变化，隐藏着许多引诱你上当的陷阱。金庸写到的那局围棋，吸引了无数人前去较量，都败下阵来。只有小和尚虚竹胜了，胜在他心理上一片澄净，不痴迷不贪恋，不斤斤计较，敢于大面积地放弃。通过这个看穿世事得失、看透生死人生才能取胜的棋局，金庸讲述了古代东方文化中玄奥的人生哲理。
至于书中的角色，最让人喜欢的是乔峰。
对于乔峰那一类人，民间的称谓是侠。我的印象里，侠是一类特殊的人士，代替民众主持公道、除暴安良。当官府还能维持人间正义时，侠是与官府并行的第二执法系统，追杀官府无力打击的黑恶势力；当官府包庇黑恶势力、欺压良善百姓时，他们成了社会秩序的最后一重保障。这些具有武学修养的人，在中国社会几千年里发挥作用；直到二十世纪来临，官府的军队有了飞机大炮原子弹，侠才退出了历史舞台。
乔峰是侠，他是挺立于天地间的勇士，镇静自若、临危不惧、豪气干云、机智百变。他刚平息丐帮内乱，却引来自我身世的揭露――原来汉民族只是他的养育之邦，铁蹄践踏汉人的那个游牧民族，才是他的父母之邦。从此他背上大侠与公敌的两个身份，自己也不能挣脱民族和个人感情的双重纠缠。他误杀了自己的红颜知己，孤独寂寞，瞬间衰老。但作为绝世英雄，已经没有人能杀死他，他只有自己杀死自己，才能为天下之平民百姓消弭战祸。
在西方古典戏剧理论里，有人提出，大英雄只有大悲剧才能相称。但这种观点在实际生活中并无多少体现，只因古今中外，能称得上大英雄、大悲剧的，其实没有几人。
乔峰已死，天下再无英雄。
这句话不是金庸写的，是他的读者读出来的。
金庸开始写小说时，读者并不多，只有香港市民。那个地方的面积只有中国大陆的千分之一，人口与大陆相比，可以忽略不计。
与香港相连的中国大陆，没有他的读者，几亿民众根本不知道还有金庸的小说存在。他们像关在一间没有门窗的屋子里，与外界完全隔绝。事实上，1949年后，中国古代与现代小说，以及外国小说的出版与阅读权，都已被严格控制，民众读到的只是按照狭隘要求获准出版的作品。
如果金庸小说在1976年以前来到中国大陆，必定会被当作反动小说。我这样说的根据之一，是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就把进入大陆不久的金庸小说当成精神污染，试图加以清除。我还记得，同一时段，我在大学编辑的学生校园刊物，由于发表北岛、顾城的诗歌、徐敬亚的诗歌评论，也被当成精神污染的典型。
与香港隔着一片苍茫的大海，台湾岛上也在搞书禁。书禁之中，就有金庸。他碰上了想不到的麻烦：大陆领袖毛泽东在诗词里写过“只识弯弓射大雕”，金庸的一部作品名为《射雕英雄传》，就被审查作品的警备总部视为“附匪文人”。1970年代初，台湾出现过盗版的金庸小说，却改变了作者和书名，悄悄流通于租书的店铺。比如，《射雕英雄传》在台湾有过几个作为遮掩的书名，《萍踪侠隐录》、《大漠英雄传》，等等，这也算是把汉语翻译成汉语的一个特例。
1970年代末，台湾撤销对金庸的书禁。稍晚一些，大陆正式出版了他的小说。一时间金庸作品几乎成了华人的必读书。这种情况在另一个时间段有类比。1030年代，柳永的词作到处流传，以至于“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而1980年代，金庸的小说风靡四方，“凡有饮水处，就有读金庸者”。
到了2001年，金庸小说的总印数超过了3亿册，如果加上盗版印数，还会更多。在新加坡，某次议员开会，一人指责另一人是岳不群――金庸小说中一个口是心非特别虚伪的人物，大家都笑了。他们都知道岳不群是谁。他们都是金庸小说的读者。
我也是金庸的读者，1986年就是了。那时他的小说已经全部在中国大陆出版，我的家里就有一套。那时我三十一岁，正是金庸开始写小说的年龄，于是更容易读懂他的小说。
我个人以为，当中国的方块字遇到金庸，才真正变成成熟、优秀、完整、富有魅力的小说文字。
读金庸小说时，我的第一个感叹，是他笔下的汉字：
在表现人物的情感时，可以温婉，可以含蓄，可以有你想不到的复杂和优美；
在表现人物的思想时，文笔典雅，学识广博，带着悟性，其深度也是恰到好处；
表现人的英雄气概时，那些汉字有了极强的力度，有了极强的节奏，有了极强的旋律，有了如同欧洲古典音乐般雄浑阔大的交响。
我的第一感觉，是他把中国方块字的表现能力提升到很高的高度。此后的汉字，与世界上最适合写作小说的优秀语种，可以平起平坐、相提并论了。
文字，是小说创作的唯一工具。一个民族能不能写出成熟、优秀、完整、富有魅力的小说，要看它有没有成熟、优秀、完整、富有魅力的小说文字。中国的现代小说，从1918年鲁迅的《狂人日记》起步，学习欧洲小说的语言描述方式；如同那时的美术学习欧洲素描一样，它也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变得顺畅，才能成熟起来。到了1949年后，大陆与台湾不约而同的文化管制，毁坏了小说文字成熟化的已有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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