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时代,王二，清扬(一)
《黄金时代》
《黄金时代》
说实话，这是一篇荒谬又毫无意义的小说。
但为什么我对他却一直恋恋不忘呢？这就是王小波的风格，荒谬，幽默甚至不雅，但总能让你记忆深刻，甚至一辈子难以忘记。王小波就是这样一个疯狂的作家。
王二（好似他许多的主人公都叫王二）是个在云南下乡插队的知青。陈清扬是当地的医生。有一次，陈清扬请教王二什么叫做“义气”时，他就长篇大论的谈“义气”就是“伟大的友谊”，也就那天，他们敦行了“伟大的友谊”。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在山上是天天“敦行伟大的友谊”。以前的作家在描写性时总是“红烛昏罗帐”，但王小波却敢大胆的写出来，丝毫没有避讳，这是很大胆，也是很冒风险的。因为很容易被认为是色情小说。
《黄金时代》深刻的批评了文革时期的思想束缚，批评派的激进和毫无理智。王二和陈清扬被抓去当中批评，人们称陈清扬为“破鞋”，但她毫不在意，任然“敦行着伟大的友谊”。表现的她的坚强的一面。最后写报告材料时更是笑料百出，上级领导居然把报告材料当做色情刊物聊安寂寞。这是属于他们的“黄金时代”。
其实，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不论做了什么，或好或坏，都不能抹去那一瞬快乐。毕竟，那只有一次。
黄金时代,王二，清扬(二)
从《黄金时代》两性关系看社会
性本纯洁 爱本无罪
——从《黄金时代》中的两性关系看社会
摘要：本文认为王小波短篇小说《黄金时代》是一篇对现实生存状态反思的作品，作者通过对现实生活的敏锐感受，用特立独行的方式对人物生活和两性关系进行描绘，赋予作品独特的艺术魅力。本文将通过分析作品中的人物关系以及作者的写作意图来论述王小波如何实现《黄金时代》的文学价值。 关键词：友谊；性；爱情；纯洁；压抑；
王小波小说《黄金时代》在对人物关系的描写上做了大胆的尝试和创造性的发展。作品中没有夹杂刻意的说教，而是从反思社会角度出发，作者不惜染上“媚俗”的嫌疑，顶着众多非议，采用独特的表现手法，在非性年代的社会背景下，对敏感话题直白露骨地刻画，描绘出了王二与陈清扬的微妙关系以及社会对人性的压抑。借此给那些“理智健全、能够辨别善恶的人”以反思。本文将通过对作品的分析，试图解析王小波写作的巧妙之处。
一、友情与爱情
男人与女人的关系是很难辨别仔细的，爱情与友情的分界线也很模糊，我认为，王二与陈清扬没有存在过所谓的“伟大友谊”，异性友谊的美好，第一标志就是对“性”本身的远离；有了性，友谊就不复存在，他们之间或许产生了爱情或许彼此成为互相利用的性工具。
王二口口声声说要跟陈清扬建立伟大的友谊，大谈“义”字之后不久就与陈清扬发生了性关系。但是王二并不不是不负一切责任地只把陈清扬当性工具，他为陈清扬付出男人的义，他愿意为了伟大友谊奉献一切，哪怕十恶不赦，为天理所不容。他保护着陈清扬不受觊觎她的那些男人的欺辱，宁愿得罪军代表。正如文本中王二所说“我随时准备兑现我的话，哪怕天崩地裂也不退却”。陈清扬也没有只想借王二身体开膛，她也为王二付出了女人的情，在王二被三闷儿的娘打过之后立下誓言“你别怕，要是你瘫了，我照顾你一辈子！”陈清扬愿意为王二当破鞋奉献自己的身体。流氓之所以成为流氓，在于义；破鞋之所以甘愿成为破鞋，在于为义所困的情。男人成为了流氓，女人成为破鞋，因为爱情。他们心里开始互相依赖，“伟大友谊”加上性之后的两个人开始不仅为自己活，更愿为对方付出，这就成了爱情。
在《黄金时代》的最后，陈清扬在交代材料里写到她做这些事是因为她喜欢，这也证明了她与王二之间存在着爱情，否则没有女人喜欢和自己没有感情的人做爱。正是因为交代了她喜欢这样，所以在那个年代该千刀万剐，这样就彻底玷污了她自己的清白，但她还是这样做了，她对社会做出了最后的反抗——承认他们的爱情，人无法骗的就是自己，为了对得起自己的心，她愿意自己承担一切罪责。也许在陈清扬许诺照顾王二一辈子的时候，也许在经历批斗会残酷的折磨后两人疯狂发泄性欲的时候，也许在清平山上王二打了陈清扬屁股两下的时候，爱就已
经悄悄发生在两个人之见，虽然文本中没有提到过“爱情”这两个字，但爱情就如一颗细小的种子，在不经意间悄然萌发，暗暗生长，在两个人的心中，爱情一直存在。
二、 性与纯洁
王二与陈清扬第一次接触是王二找陈清扬看病，看完之后陈清扬又跑回来找王二证明她不是破鞋。但王二这个可爱的流氓却跟她谈论乳房下不下垂的问题，一本正经地向她建议举行一次性交，还劝她索性成为破鞋以对得起这个称号，之后不久陈清扬就真的做了王二的破鞋。王二与陈清扬一个当流氓一个当破鞋，他们的乱性的行为在当时的社会下是很难让人接受的，是可耻的。之所以要被批判，是因为他们辱没了人民大众的纯洁性。我认为有性不代表不纯洁，无性也不能证明这个人就是清白。柏拉图式的恋爱也未必敢说纯洁，精神上的感情不一定可靠，还一样存在着意淫。
性本身不存在纯洁性或耻辱性，纯洁或肮脏取决于发生性关系的两个人，如果是强奸、乱伦等不道德的性关系都属于肮脏、耻辱的。王二和陈清扬之间的性关系显然不属于这一类范畴，但文本中多次从陈清扬口中说出王二的小和尚是多么丑陋的刑具。陈清扬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她与王二的关系让她感到羞愧，她爱着王二，同时她又为这种爱感到耻辱，她的心里始终充满矛盾，无法坦然面对这份爱情。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彼此是真心相待的，并且都有着善良的本性。王二若不纯洁，陈清扬不可能接受王二，但王二从头到底都不说是否爱陈清扬，更不用爱情两个字。如果他们的黄金时代都找不到爱情，还到什么地方去找爱情。陈清扬在清平山上让王二背着却差点掉下去，发现自己肆意妄为可能害了两个人。王二背负着陈清扬当然并不仅仅为了王二自己，也是为了陈清扬，王二就是那个把深陷在破鞋问题里的陈清扬拯救出来的那个人。在那个瞬间，陈清扬懂得王二了。陈清扬直到最后分手都以为她的爱会让所有人惭愧，好像小和尚一样面红耳赤。她自己也觉得惭愧，如果爱上了王二，就彻底玷污了两个人的清白。但王二不会惭愧，因为王二爱陈清扬，只是陈清扬拒绝接受王二爱她罢了。这是两个人孤独的爱，王二与陈清扬都不能告诉对方自己爱着对方，因为纯洁的人宁愿自己下地狱，也不能给对方丝毫不该有的负担。正如陈清扬交代材料里写的，“以前她承认过分开双腿，现在又加上，她做这些事是因为她喜欢，做过这事和喜欢这事大不一样，前者该当初斗争差，后者就该五马分尸千刀万剐。”这篇交代材料一直没有让王二看，因为她想自己背负着这个罪责，不给王二任何负担。
爱情总是这样，越是纯洁的女人与越是承担责任的男人在爱情中都会拼命拒绝，直到精疲力竭地投降于爱情为止，纯洁的陈清扬幸运地遇到了纯洁的王二，两人都无需太多挣扎。
《黄金时代》的纯洁性在于能让人感觉真实的纯粹，他们思维的纯净、感情的纯净、人性的善良让我们感动，《黄金时代》里的一切都是值得回忆的，所以它如黄金一般珍贵，他们拥有最纯洁的爱情，爱情无罪，所以“性”理所当然清白无辜。
三、压抑与反抗【黄金时代,王二，清扬】
六七十年代，中国处于非性的年代。性是那个年代最大的障碍，但《黄金时
代》却以这个最大的障碍为主题。食色，性也，是人的基本欲望，但是这种欲望在那个特定时代下被囚禁，人们言性为耻。在禁欲的大背景下，所有人正常的本性都被压抑着，所以便有了许多精壮的男人找陈清扬看病，新来的团长爱找陈清扬看前列腺，其实却没有病。他们喜欢听被捉奸的女人在批斗台子上讲偷情的细节，直到听的他们面红赤耳、情不能恃、丑态百出但又觉得有无限乐趣。他们嘲笑破鞋，羞辱破鞋，但内心同样渴望成为破鞋或能和破鞋发生性关系。正如文本中所说，他们喜欢看破鞋被五花大绑时绷紧的身段，然后出现生理反应。当人们生活在这个压抑人性的社会中，最本质最自然的性欲得不到发泄，这些便变成了他们认为最合理最纯洁的倾倒方式，但这种发泄方式显然是扭曲病态的。
最值得讽刺的是领导们喜欢看王二和陈清扬写的偷情交代材料，他们是最道貌岸然的人，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他们推崇严肃的风气，大义凛然地批判一切关于性的不正当关系，他们压制着别人性欲的同时也渴望自己性欲能够宣泄。文本中说：他们要求王二、陈清扬详细具体地交代清楚怎么“敦伟大友谊”。也许为了对这些压制进行反抗，王二和陈清扬很乐意写这些交代材料，毕竟他们尝过了性欲尽情发泄的滋味，而那些领导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两人写的“黄书”自我慰藉，在王二和陈清扬眼里，那些领导们与他们自己相比显得更可悲。所以，两个人的性爱经过被极具文采的王二写的美轮美奂，这更增加这些交代材料的阅读娱乐性。结果就是，领导们对看这些交代材料很富有积极性，让王二和陈清扬写了一遍又一遍并不断加深具体经过。还让王二陈清扬住在一起，继续敦他们的“革命友谊”，不断创作性爱黄色小说给他们阅读。这也是领导们那些变态的性欲得到发泄的一个途径，但这是很可笑并具有讽刺性的。
王小波通过对性爱的无限夸大来呼吁人们追求最基本的自由，因为自由是那个年代最遥不可及的梦想。十九世纪初，有一位印象派画家画了一批伦敦的风景画在伦敦展出，引起了很大轰动——他画的天空完全是红的。观众当然以为是画家存心要标新立异，然而当他们步出画廊，抬头看天时，发现因为污染的缘故，伦敦的天空的确是砖红色的。天空应当是蓝色的，但实际上是红色的；正如那个年代的生活不应该是王小波写的的这样；但实际上，它正如王小波写的这样子。人们应该认识到性的压抑一直存在，每个人心里都想追求性爱的释放。但是，没有人敢说敢做，我们敬佩王二和陈清扬的爱情，更敬佩王小波能冲破那个年代最大的障碍，把这些东西写出来，给那些沉默并甘心被压抑的人们以反思。
我国人的智力、道德水平不断增强，但总有一些社会问题是人们看不到的，人类不断追求着最基本的自由权利，大多数人还是安分守己无意识地过着自己的生活。社会需要进步，人的思想水平也要一步一步地提高，时隔几十年王小波才把六七十年代的社会问题暴露出来给人们看。现在的人已经有了追求爱与性的自由权利，但所有时代的人都有一个共性：面对新的压制，他们或许像陈清扬、王二那样对社会的压抑进行另类的反抗，或许做大多数的沉默者。【黄金时代,王二，清扬】
参考文献：
① 李银河《沉默的大多数》
②王小波《黄金时代后记》
③王小波《我的精神家园》
黄金时代,王二，清扬(三)
王小波《黄金时代》有关论文观点总结,写论文思路。
《黄金时代》
一研究《黄金时代》的主要观点列举
A、从叙事的角度。
1、 叙述情节推进的动力是否定性的。
通过把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分为上下半篇，上半篇是王二与陈清扬“搞破鞋”的前前后后，下半篇是两人为此罪名遭到农场军代表“革命群众”等批斗写交代认罪的经过。论述时加入佛家的观点，以及与格雷马斯的方阵观点的对比。从情节逻辑上看，上半篇可以用佛家的“四句破”来解释，其中的否定已经非常复杂。但是情节的进一步展开需要更加根本的否定性，格雷马斯方阵提供了一个静态的多重否定方式。但是《黄金时代》的叙述逻辑证明，有必要把它改造成一个在纯否定中运动的开放过程。在多层往复的否定运动之后，就有可能穿透文本，看到历史运动留在叙述缝隙中的痕迹。进而论证观点。 （《叙述在否定中展开》赵毅衡 中国比较文学2008年第1期）
2、 王小波小说集《黄金时代》中的叙事时间经过了作者的重新安排。
（熊锦华《叙事时间与艺术乐趣》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4年第24卷第6期）
3、 认为“王二的智性叙述不仅表现在故事里，更直接表现在叙述语气中”，“王小波智性叙
述的才能在对性的描写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
（程文超《.时间秩序回到叙事之后—谈“现实主义冲击波”》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
4、 认为“王二的智性叙述不仅表现在故事里，更直接表现在叙述语气中”，“王小波智性叙
述的才能在对性的描写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认为王小波采用了“自由叙事。” （艾晓明.《重说<黄金时代>》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
5、 认为小说采用诙谐欢快的叙事笔调，以戏谑、反讽的语言和大量沟性狂欢描写，对特定
时代的荒唐人、事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巩红玉、巍钮霏《浅论王小波<黄金时代>的狂欢化》云南电大学报2012午3月第14卷第1期）
6、《黄金时代》以一种审美性的眼光来结构历史，以诗意的语言来描绘“文革”记忆，使历史记忆多了一份诗意与美感，少了一份壮烈与凄惨。作者对于“文革”记忆有着复杂的态度，于批判中杂揉着理想主义因子。《黄金时代》典型地实践了“陌生化”手法，以儿童视角来结构历史，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与趣味性。
（翟传鹏《论王小波<黄金时代>的历史叙事》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第13卷第3期2013年6月）
7作者注重叙事形态的更新，坚持黑色幽默风格的延续，巧妙地运用与黑色幽默相关的荒谬逻辑和怪诞语言、这使作者与现实之间的缓冲地带得以拓展直至自由驰骋、王小波就在这自由境地的“虚无’，狂欢中走向圣境。
（葛胜君《虚无的圣境—读王小波的<黄金时代>》通化师范学院学报第31卷第6期2010年6月）
B、从文体的角度。
1、提供了用现代汉语写作的狂欢体小说。
（《狂欢。诅咒。再生。——关于<黄金时代>的文体》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997）
2、认为《黄金时代》倡扬自由、本真，采用了类似“多重复调”的叙述方式和一部曲式的整体结构。王小波的小说不受形式的束缚，各种技术手段的存在如同音乐中的和声、曲式等一样，都没有成为约束创作的枷锁。在寓庄于谐、幽默独特的文字背后，隐藏的是王小波自由真我的精神。
（武慧《一首纯真自由的歌—王小波<黄金时代>音乐性分析》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季
刊)2010年第2期）
3、本文试从小说塑造的女性形象、反映的“文革’现实、采用的描写视角、表现的写作功底四方面对这部作品的经典性进行论证。
（于立得《论<黄金时代>的经典性》批评与阐释。当代文坛。2010. 6）
C人物分析角度
1从存在主义角度解读《黄金时代》中陈清扬的人物形象，得出《黄金时代》中的人物都处于一种荒诞与孤独的生存处境中，一种身处荒诞、无法抗拒却又不得不面对，从而产生的一种无可奈何的故做旷达与超脱。而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陈清扬在面对那个荒诞的世界时，其生存态度一也经历了一个由逃避、自欺到承担的复杂转变过程。
（王玉铎《从“逃避”到“承担”对<黄金时代>中陈清扬形象的存在主义解读》淮南师范学院学报 2008年第1期第10卷）
D思想性角度
1米兰。昆德拉和工小波小说共同之处是在小说里思考存在.探索人在世界中存在的可能性.这突出体现在宽泛意义上关于政治和性爱的思考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与《黄金时代》显示了两位作家关于轻与重选择的艰难、灵与肉冲突的挣扎的思考的既共通又相异之处。基于内在的思考.两位作家关于“历史”和小说艺术的看法也有相通之处。
（段金柱《在小说里思考存在一一<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与<黄金时代>比较》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3月第21卷第2期）
E.从性描写的角度。
1、认为“性”在这部作品里的作用主要有三个方面:是一曲对健康、自然的生命形式的颂歌;是对假道学的丑陋灵魂的辛辣讽刺;是对“文革”荒诞历史的反映。
（吕德强《颂歌利刃寓言—王小波小说<黄金时代>解读》乐山师范学院学报第19卷第3期2004年3月）
2、认为王小波以福柯的眼光看待社会，因此，性成了小说展示社会权力关系的舞台，也是他驳斥仗革”荒谬的有力武器。同时，性还是弱者挑战主流话语霸权，显示生命权力，获取生命乐趣的重要手段。
（陈绪石《知青小说、王小波与福柯---评<黄金时代>的新视角》江西社会科学，2013） 如丁东的《超越羞耻心文化》、邢小群的《我读<黄金时代)—关于性价值观的超越》。 还有的论者就《黄金时代》的荒诞、黑色幽默、游戏想象等方面讲行了探讨。【黄金时代,王二，清扬】
二、自己的观点：王小波《黄金时代》狂欢化浅析
三、论文撰写思路
首先，对王小波《黄金时代》这一作品进行简要介绍，以及历史地位的阐述。（《黄金时代》是王小波“时代三部曲”(《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的第一部，小说以自己 的经历、思想和所受卡尔维诺、奥威尔、昆德拉、巴赫金等人的影响，对“文革”时期的人、事等作了个性化的阐释和戏拟的反讽，还了“黄金时代”的历史本真。）提出狂欢化这一观点。
接着，介绍什么狂欢化以及其历史渊源。（ 最初的狂欢化文学是为狂欢节服务的，如古希腊 时期的“酒神颂”。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狂欢化堂而皇之地成为文化转型时期的主导。这时期的狂欢化文学以拉伯雷、乔雯、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为代表，其作品成为世界狂欢化文学的杰作。从17世纪开始，随着民间狂欢化文学衰落，狂欢节不再是狂欢化文学的直接、唯一来源，狂欢化文学的来源扩大了，狂欢化的内涵也扩大了，凡是对于现存的秩序、规范、特权、禁令的暂时摆脱都是狂欢化，它是文明与戏谑、荣誉与失落、歌颂与诅咒、严肃与纵欲、高尚与卑微的“正反同体”的互为嘲讽，是一种带有反抗性的精神解脱。）
接下来，介绍黄金时代狂欢化的特点，并举出文章中具体的事例加以证明。（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就是用充满诙谐、戏拟的语言讲述了在人性受到极端压抑的“文革”时期，人对命运的抗争、对自由的追求。）
其次，对王小波作品狂欢化形成原因进行初步分析。（简要分析王小波所处的年代特征， 将《黄金时代》、《革命时期的爱情》、《似水流年》等以“文革”为题材的作品进行总结，分析得出起狂欢化的原因，以及最初的特点。）
最后，总结出《黄金时代》狂欢化的具体特点，并加以具体的举例说明。（荒诞的人性：陈清扬想要来看病的王二证明自己不是“破鞋”，她认为王二的目的只是看病与其他人不同，这是她荒诞的愿望；戏谑的语言：《黄金时代》中就充斥着大量的粗话、色语、讽语:破鞋、恶棍、放屁、混蛋、死球、臭妹子、偷野汉子、操你妈、作案现场、出斗争差、敦伟大友谊等等，这些口语化的词语就如同狂欢节的台词，消解了神圣与崇高，打破了权威与秩序，还原了人类历史的根本；性狂欢描写：对人欲望的还原。）
最后，小结。
黄金时代,王二，清扬(四)
《黄金时代》中王二形象分析
【摘 要】《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青铜时代》一起构成了《时代三部曲》，是王小波的著名代表作。这部作品的成功之处在于，它塑造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两个经典人物――王二和陈清扬，展现出了一种全新的生命形态。在对男女之间纠缠不清的精神和肉体关系进行描写时，王小波的审视视角比较独特，笔触既细腻，又粗犷，表达了他对人性的深刻思考。在《黄金时代》中的王二，就是王小波的第二自我，充满了对世界的冲动，同时永远处于人类的有限张力之中，既有丰富的感性情感，又能进行理智的判断，并实现二者之间的高度平衡。但是，在那个以革命来标榜自己的疯狂年代，王二的这种理性的清醒并不能被众人接受，所以导致了他和陈清扬的悲剧，更是整个时代的悲剧。本文首先对王小波及其作品进行了简单概述，然后对王二这一特立独行的人物形象进行了具体分析，并对这一人物形象的意义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黄金时代》;王二;陈清扬;形象分析;王小波
《黄金时代》是王小波的著名中篇小说。在该作品中，王小波以第一人称“我”――即王二来对故事展开叙述，对人内心的欲望进行了细腻自然率真而有妩媚动人心弦的刻画，虽然令人感到诡异，但是也充满绚烂的色彩，字里行间的不乏风情的渲染，可以让读者在阅读作品的同时感受到一种身心上的愉悦和轻松。该部作品以“文化大革命”这十年动荡时期为大背景，对社会的种种荒谬进行了戏谑和颠覆性的描写，将人物的性格塑造成了具有叛逆个性，张扬桀骜的形象。这样一种形象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无疑是“另类”的，颠覆了传统的认识。这种大胆的人物形象主要是通过王二和陈清扬两位主人公的个性体现出来的。虽然他们极具个性魅力，但是在“文革”时期，这种叛逆是和社会主流相悖的，所以被当时的人所鄙视和不齿，王二和陈清扬也不容于社会。而且，王小波独辟蹊径，并没有按照传统小说的情节发展套路，将他们两个人设计成一对志同道合的知音，而是相互对立的，并在故事的情节发展中相互妥协，着力于主人公的心路历程，因此让主人公的形象更加鲜活和饱满，性格充满了张力，更能反映出最真实的生活。在本文中，将以王二的形象作为讨论的重点，对其性格进行细致深入的解读。
一、王小波及其作品概述
（一）王小波概述
王小波是我国当代的著名作家之一，丰富的人生经历为他提供了良好的写作素材。自处女作《地久天长》发表之后，他先后创作了《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和《黑铁时代》等诸多作品，其中《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被誉为“时代三部曲”，是其最著名的代表作。因为王小波的创作风格荒诞不羁，是中国的乔伊斯和卡夫卡。
王小波的精神、气质以及思维方式都具有浓厚的人文气息。在1990年左右，他因为“泛道德化”的立场，在人文精神中的讨论中闻名。在他逝世后，被社会大肆炒作，却也遭到了严重的误读。
在当代作家群中，王小波确实是一位比较特殊的作家。当然，这里的特殊不是指他在生前惨淡，死后哀荣，而是因为他的作品具有独特的文化品格和美学价值。王小波具有高度的艺术家自尊，富有学者气质，在创作中不遵循传统和社会主流的艺术创作原则和典型化标准，在欣赏模式上也和传统文学创作有所抵触。
阅读王小波的小说不难发现，他能够将雅和俗完美而奇异的在作品中结合起来。虽然雅俗有云泥之别，但是在他眼中看来，却并不是不可逾越的。王小波的作品被划分在通俗和大众类中，但是其中又充满了鲜明的个性色彩，没有标准化和程序化的语言包装，也无法批量生产，保留了自己的特色，这也正是王小波之所以成为王小波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他没有采用深度模式来讲述一个非常宏大的故事，但这并不表示他的作品语言是没有个性、没有意义的，相反，我们在阅读其作品时，感受到的语言是充满活力，这种语言叙事风格也是王小波所独有的。
在小说创作中，王小波在其中融入了长久超越的文化认识价值。他所塑造的人物也被他赋予了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涵，这种特点在《黄金时代》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在《黄金时代》中，他塑造了王二和陈清扬这两个充满叛逆精神的人物。
（二）《黄金时代》概述
《黄金时代》的故事背景是“文化大革命”，主要讲述的是知识青年在困境中的抗争和挣扎，对特殊时期中人性的沦丧进行了无情和深刻的揭露。“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在毫无理性可言的年代中，人们的理智和自由消失殆尽，社会里横加在个体身上都是些不幸。
在这部作品中，作者采用了倒叙的叙事手法，讲述了王二和陈清扬在“文革”中所经历的故事：
二十一岁的知青王二在云南插队，因为被误认为打死队长家的狗而遭到队长的整治，一米九以上的身高被安排去插秧，导致腰部的损伤;而当地的医疗条件又非常差，医务室的针头都有倒钩，经常把身上的肉“钩下来”;由此结识了北医大毕业的大夫陈清扬;因为陈清扬的丈夫已经住了一年的监狱而她仍然很漂亮，人们便认为她就是“破鞋”;陈清扬及王二都不能证明她不是“破鞋”;，于是两人就倾向于证明陈清扬是“破鞋”;，两人发生了性关系，并产生了爱情。紧接着便是王二与当地青年发生冲突后逃上山，各种运动中的挨批挨斗，无休止地写交待材料。而最终陈清扬的一份承认自己爱上王二的材料结束了这一切。
其中，王二以及陈清扬对于这个荒诞的社会带给他们的不幸，采取的是一种戏虐的态度，所以消解了我们一贯认为严肃、公正、客观的历史存在。我们都知道，王二并没有打瞎队长家里的狗，而是罗小四达的。但是队长不敢去找罗小四，只能把这笔账算到王二的头上。王二不愿意证明自己的无辜，而是采用打瞎另一只眼睛来作为报复。王二同样可以证明陈清扬不是破鞋，但他却反其道而行之，用非逻辑的理由证明陈清扬是破鞋。陈清扬在不能证明自己不是破鞋的情况下，用实际行动去证明自己是破鞋。换句话说，王二与陈清扬在不能证明自己的清白无辜时，便去证明自己的不无辜。本文主人公的这种戏谑的态度则明显消解了历史的权威性，进而达到了对“文革”这一荒诞社会的批判。 二、王二形象的具体分析
在《黄金时代》中，王小波笔下的王二可以用一个词语进行概括：特立独行。他的形象具有叛逆性，个性鲜明，显示了他和周围人的不同。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特立独行，既不是自命清高，也不是颓废丧志，这两者之间存在着鲜明的界限，但是也和容易走向同一个极端，即孤独。
王二在《黄金时代》中，是狂放不羁的，是桀骜不驯的，是和当时的社会主流相对的。对于这一点，王二心里十分清楚。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绝大多数人都是盲目地跟随时代形势的发展，热切地投入到所谓的革命斗争中，但是他却保持了清醒的头脑，能够对当时的种种荒谬进行冷静的审视，在当时社会陷入一片混乱的环境中，这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于此同时，王二也是一个普通人，那颗藏在身体中的年轻的心，对于美好的事物满怀着憧憬和向往，对美好幸福的生活有一种强烈的渴望和追求。但是，他也是清醒的，叛逆的，他非常了解自己，清楚自己的本性，而且坚韧、执着，就是想要和当时陷入疯狂的社会进行对抗。从这一点上来看，王二的形象是阳刚的，那种叛逆也是自己主动形成的。在社会环境不利的情况下，他的特立独行展现的非常鲜明，想要努力摆脱这种被人强行安排的命运，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具体来说，王二的这种特立独行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从内到外都散发着桀骜不驯的气息
在《黄金时代》这部作品中，王二是最重要的男性角色，字里行间都能深切地感受到他的桀骜和不驯。从外貌上来看，王小波是这样来形容他的：脸上毫无血色，一脸焦黄，嘴唇已经干裂，并且沾满了细碎的烟丝和纸屑。头发也是凌乱的，就好像已经开始枯萎的棕木，身上穿着的是一件破旧的军大衣，布满破洞，只用橡皮膏简单的粘上了事。当他坐在木板床上，并且翘着二郎腿的时候，完完全全就是一个流氓。
从言行举止来看，王二也不是一个正人君子：遇见美丽而且充满孤独的陈清扬之后，极力怂恿她去当“破鞋”;然后以革命友谊为名，不断勾引陈清扬，并且成功地将她变成“破鞋”;最后两个人计划一起逃跑。尽管后来他们被批斗，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作风腐败、思想淫乱，但是他依然坚持自己，丝毫没有将批斗放在心上。在和其他人的交往过程中，他我行我素，不尊重领导，导致队长对他成见颇深。此时，王二没有像其他的普通百姓那样，用努力的工作来证明自己是无辜的，反而是对队长进行报复。在军代表进行对他教诲时，他是不屑一顾的，只是装聋作哑。这一段王小波对王二是这样描述：“我只是看着他。像野猪一样看着他，像发傻一样看着他，像公猫看母猫一样看他。把他看到没了脾气，就让我走了。……他到今天想起我来，还是搞不清我是不是哑巴。想到这一点，我就万分的高兴。”这样的情节在作品中还有很多。虽然让人哭笑不得，但是也能充分说明，王二的确是桀骜不驯的。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他的这种特立独行的勇气令人称赞。
（二）清醒的抗争中充满了无奈
我们在阅读《黄金时代》这部作品时，可以发现这里的王二，和王小波穷他作品中的王二一样，在内心深处都充满了对幸福和美好生活的渴望和追求。这里的王二并不甘心自己被充当成为接受改造的对象，他渴望享受，希望能够填饱肚子，得到爱情;同时他也追求心灵和灵魂上的自由，希望能突然变成天上的云彩，渴望能自在的活着，展示出真正的自己。
但是在王二生活的时代中，政府对意识形态的控制非常严厉。在这种政治大环境中，王二的生活理想注定是无法实现的。即便王二的这种心态才是一个正常青年该有的，充满了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但是他的这种追求更多的是个体的自由，这一点和当时知识分子追求的自由是存在一定差别的。他隐藏在山林之中，肆意地享受着山林和自然带给他的快乐，想要极力抹杀自己的存在感，希望能在现实生活中消失，然后过着自己理想中的那种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美好生活。
但是，诚如马克思所言：“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王二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即使再特立独行，也没有办法摆脱当时的社会环境。对于当时病态的社会，王二的感受就是：生活的过程非常缓慢，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还要接受捶打，当大家在一天天变老的同时，对于生活的希望和追求也会慢慢消失，到了最后，就好像是一头被捶打的牛。在这种思想的驱动下，他自身最本能的欲望被激发出来，和没有希望的生活比起来，他愿意去做别人都不敢去做的事情，和陈清扬一起搞“破鞋”。当然，这种生活的方式和当时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他们被当做异类，被批斗，两个人都游走在社会主流的边缘，在狂欢的同时彰显着自己的叛逆。
（三）渴望自由，命运由自己掌握
《黄金时代》中的王二渴望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为了摆脱其他人给自己安排好的生活状态，他选择了一种被当时社会所不容的特殊方式，即性爱。在王小波看来，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之下，性是触动社会主要神经的最有力的武器，特别是我们这样一个被传统禁欲主义和封建道德思想深刻影响的国家，性对社会的触动更为深远。在《黄金时代》中，性除了享受之外，还被赋予了另外一层含义。在这部作品中，王二的自由人格和王小波自身的精神自由具有密切联系，二者是不可分割。同时，我们在王小波的其他作品中，也会看到王二的身影。王二这个人物始终贯穿于王小波的作品中，是王小波的个人人格在作品中的最重要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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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时代,王二，清扬(五)
戏谑逻辑与存在之思
摘 要：存在主题与黑色幽默是王小波作品创作的基本特征。小说在代表作《黄金时代》中，王小波以汪洋恣肆的戏谑、嘲讽对文革时代的荒谬扭曲，对时代背景下人们的生存状态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批判，在以荒谬对抗荒谬的生活逻辑中，人的本真自我与存在价值得以澄明。 关键词：王小波；《黄金时代》；戏谑 ；存在
作者简介：刘雷（1988-），男，河北石家庄人，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2012级文艺学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4）-24-0-02
米兰・昆德拉曾将小说家视为“存在的勘探者”，认为小说存在的理由就是要“永恒的照亮生活的世界，保护我们不至于坠入对存在的遗忘”。王小波的文学创作一定程度上受到昆德拉的深刻影响，他将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反思作为作品主题，在作品中以黑色幽默为利器对社会与人性进行深刻反思与批判，不断追寻主体自我的存在价值。
小说集《黄金时代》是王小波发轫之作，也是他对人生成长历程以及时代历史的投射与思考，对人之为人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等根本性存在问题的沉思是作品的内核。作品主要以文革时期为背景，通过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叙述展现名叫“王二”的男主人公的人生遭际、生活环境以及内心世界，进而透视知青一代的生存状态。文革时代无疑是禁忌的时代，黑暗、残暴、荒谬的时代，人性扭曲而充满苦难，而越是极端的环境体验，反而可能越让人接近存在本质，进而对存在的根本性问题产生困惑，提出疑问。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认为，人自身的存在主要包括两部分，即显于外的生存状态以及隐于内的自我意识。由于人的存在是先于本质的，所以意识虽属虚无，无法呈现为实体，却可以让主体认识世界，决定自我存在价值，然而个体无法达到自在与自为合一的理想存在境界，而是处于人心分离的世界中，所以不可避免地带有冲突性与悲剧性。小说主人公王二与陈清扬的生命存在就鲜明体现出这种冲突与悲剧性。一方面，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足以支撑那个时代的严密的逻辑及逻辑学，而从《黄金时代》充满狂欢化的叙事来看，荒诞、扭曲、对本真的遮蔽是文革时代基本的生活逻辑，王、陈就处在这种逻辑的统治下；另一方面，王、陈在追寻自我存在价值时，认识到了这种逻辑的虚假、荒诞性，“越是无可怀疑的事越是值得怀疑”“大家都说存在的东西一定不存在，这是因为眼前的一切都是骗局。”在这种悖论似的冲突中，以个体存在价值去对抗外在逻辑成为本真生活的必由之途。在作品中，王小波总是有意识地运用黑色幽默不断进入进而拆解现实的荒诞，在偏离主流意识形态而又充满戏谑的嘲讽中表现出人们笑中带泪的尴尬处境，反映时代逻辑下变态、扭曲的社会生活。
王小波在《黄金时代》中创造性地塑造出了王二这样一个狂放不羁、近似野蛮人的独特人物形象。在作家笔下，王二是一个非主流且带有明显痞子味儿的插队青年，在现实生活中处处表现出反抗与叛逆精神。从外在形象上看，王二的确怪诞，“面色焦黄，嘴唇干裂，上面粘了碎纸和烟丝，头发乱如败棕，身穿一件破军衣，上面好多破洞都是橡皮膏沾上的，跷着二郎腿，坐在木板床上，完全一副流氓相”。在日常话语中，王二无所禁忌，类似“放屁”“鸡巴敢说不牢”等为公众所不齿的脏话不加遮拦随口而出，和其痞子形象极为相符。在文革这样一个思想言论高度专制的时期，王二确属一个“异类”，与周围的一切如此格格不入，处处显示出我行我素的性格和行为。而作者之所以塑造这样一个背离主流意识形态的狂放性人物，其主要意图就在于以其自由、本真个性来反抗现实，还原处在文革环境下的人们的真正精神世界及其生存状态。在黑色幽默的笔触下，王二的生活逻辑可以视作与时代荒诞逻辑相对抗的戏谑逻辑，而这种戏谑逻辑首先和性相缠绕。王、陈结成伟大友谊时，王二是“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的生猛存在。性对王二来说“这东西无比重要，就如我之存在本身”。若干年后重温伟大友谊时，王二总结说：“那时人家要把我们锤掉，但是没有锤动。 我到今天还强硬如初。 为了伟大友谊，我还能光着屁股上街跑三圈。我这个人，一向不大知道要脸。不管怎么说，那是我的黄金时代”。性在这里可以视为一种生命的本能，似乎和爱情并无太大关系，至少在王二这里是这样。在小说一开始，作者就抛弃了传统的英雄神话、爱情神话，而充满戏谑与荒诞。王二和陈清扬相遇并非因为爱情也并非出于共同利益，而是陈清扬要想让王二证明她不是破鞋，以此寻求安慰。王可以从逻辑上证明陈是假破鞋，因为如果“陈清扬偷汉，则起码有一个某人为其所偷。如今不能指出某人，所以陈清扬偷汉不能成立。”但王二偏偏指出陈清扬就是破鞋，“所谓破鞋者，乃是一个指称，大家都说你是破鞋，你就是破鞋，没什么道理可讲。大家说你偷了汉，你就是偷了汉，这也没什么道理可讲”。与之相类似的逻辑还有“我”如何证明自己没有打瞎母狗的眼以及“我”和陈清扬是清白无辜的，但最后发现现实的逻辑是如此的荒诞，自己什么也证明不了。在这里，存在并非如澄明之境般存在，而是屈从于逻辑的被遮蔽的存在。既然自我被遮蔽，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无辜，那么就证明自己不无辜，以流氓似的姿态去主动配合，以荒诞去对抗荒诞，在这种戏谑游戏中，自我存在反而得以显现。在这种戏谑逻辑下，王二以“伟大的友谊”之名引诱了陈清扬，使假破鞋成为了真破鞋，并极尽淫荡之能事。他们逃到大山中，夜以继日地做爱，性成为他们伟大友谊的主要内容，但又并非止于单纯的本能快感，而是以这种本能的生猛去对抗荒诞的现实存在。当他们走下山来，戏谑受虐的游戏再次开始，受虐方显然是王二和陈清扬，而施虐方则主要以军代表、队长、人保组等为代表。王、陈甘愿回到农场接受被监禁，迎合领导旨意写检查，且极为主动配合对自己的批斗。而关于批斗的叙述将这种戏谑性发挥至极致，两人心悦诚服地高呼打到自己的口号，使这种戏谑式的受虐狂形象展现得淋漓尽致。此外，在这种戏谑逻辑下，王二和陈清扬即使在招待所写检查时也从未放弃搞破鞋，即便明知有人偷窥也毫不在乎。更甚者，陈清扬在每次参加完批斗后都会性欲勃发，王二作为这种戏谑逻辑的主导者自然会极力迎合。王二的行为看起来似乎如此放荡不羁甚至是恬不知耻，但这又恰恰是戏谑逻辑的秘密之所在。文革时代是一个荒诞的存在，戏谑逻辑就是以荒诞或者说倍增的荒诞去对抗时代的荒诞。而王二甘愿受虐，在检讨材料中大书特书自己和陈清扬的性爱，无所顾忌地和陈清扬性交，这就比时代的荒谬更为荒谬，比时代的非理性更为非理性。而在这倍增的荒谬与非理性中，自我被注入其中，并得以显现。 女主人公陈清扬虽然和王二缔结了“伟大的友谊”，并参与到了王二主导的戏谑游戏中，但自始至终，她和王二除了共同来自首都北京外，在其他方面显然表现为不同类型的人，其生活逻辑也与之不同。陈清扬从一开始就有着自己的逻辑学，但与王二充满性欲的戏谑逻辑不同，她的逻辑从一开始就含着严肃成分，与性无关，她不想爱任何人，并且认为性就是一种摧残。她想让王二证明自己不是破鞋，关键不在于破鞋是恶名，而在于她的信念是真的事必然要有理由。以致后来传言她和王二在搞破鞋，她就去找王二要其证明他们的清白无辜。由是观之陈的生存逻辑还是倾向于符合时代逻辑的要求，而对时代存在的荒谬性并没有多大兴趣。而当这种被动的生活逻辑与王二的戏谑逻辑相遇时，陈清扬的逻辑终究也发生了改变。这一切都源于一个看似很荒唐的场景，王二以伟大友谊之名获取了陈清扬回报更伟大友谊的承诺，以此为铺垫，王二终道出内心真实的想法，“我已经二十一岁了，男女间的事情还没体验过”。陈就这样轻易掉入陷阱，当然之后她对此也有过深刻的反思，“她始终没有搞明白我那个伟大友谊是真的呢，还是临时编出来骗她”，“那些话就像咒语一样让她着迷，哪怕为此丧失一切，也不懊悔”。就在这样的情况下，陈清扬选择和王二真正开始搞起了破鞋，成为一个或许连自己都无法想象的女人。而也正是这所谓“伟大的友谊”，使陈清扬获得了只属于自我的人生意义。无论是时代的逻辑还是伟大的友谊终究都是乌托邦，终究都会幻灭，既然现实已经证明时代逻辑是可疑的，自己也明白“人活在世上，就是为了忍受摧残，一直到死”，那么转向可能同样是子虚乌有的伟大的友谊也没什么不可。“陈清扬后来说，她一辈子只交了我一个朋友。她说，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在河边的小屋里谈到伟大友谊。人活着总要做几件事情， 这就是其中之一。以后她就没和任何人有过交情。同样的事情做多了没意思。”在这种逻辑下 ，陈清扬和王二共同进入了戏谑性游戏中。王二和陈清扬将做爱称为“敦伟大的友谊”，伟大的友谊是一种诺言，既然是敦伟大友谊，即使别人偷窥也可以不在意。在写交代材料时，陈并不避讳“敦伟大的友谊”的细节，甚至使读交代材料的领导面红耳赤，因为在她看来这并不是什么罪孽，自己清白无辜。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伟大的友谊”中，王二和陈清扬找寻到了生活的某种意义。陈清扬不认为和王二性交是因为爱，也不认为性是对这个时代的反抗，而是将其作为对伟大友谊的回报，并确信这不是罪孽，但这些行为终究还是和爱无意识地纠缠在了一起。多年以后，两人重温“伟大的友谊”时，王二吻陈清扬的嘴，她并没有反对，而以前她是很反感的。陈清扬发现自己爱王二时，惊恐不已，因为她原以为自己和王二做爱就是“敦伟大的友谊”，毫无罪孽可言。“敦伟大友谊”和自己喜欢“性交”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件事。而现在承认自己爱上了王二，也就意味着承认自己是淫荡的，承认一切罪孽。陈清扬说：“以前她承认过分开双腿，现在又加上，她做这些事是因为她喜欢。做过这件事和喜欢这件事大不一样。前者该当出斗争差，后者就该五马分尸千刀万剐。”她的真的事就应该有理由的人生信念被现实的荒诞彻底摧毁，现实生活毫无逻辑可言，这也使得陈清扬这个人物命运充满悲剧性。正如有论者指出 “王二与陈清扬的‘伟大的友谊’的深远意义在于：在荒谬的存在里证明存在的荒谬，进而证明生命的实存。”王二与陈清扬在他们的黄金时代，共同反抗着现实的荒谬，追寻着生存的意义与价值，王二始终坚信伟大的友谊，而陈清扬也始终清白无辜，也正因如此生活的诗意才得以显现。
王小波在《黄金时代》后记中说：“我们的生活不应该是我写的这样，但实际上，它正是我写的这个样子。”在作者看来，一切时代都不可避免地遭遇荒诞，存在着无数障碍，但若能自然并按自己的意愿而不被别人束缚地活着，就能够将自己舒展在午后的阳光下。正是内在主题的严肃与深刻，才使得王小波作品在汪洋恣肆的戏谑、嘲讽中存在一种深沉的力量与超越时空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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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时代,王二，清扬(六)
“极权控制”与寓言性批判
摘 要：借用“文革”题材来讽喻民众文化心理的作品基本上奠定了王小波的创作风格，作者的“文革书写”展现了生活于“文革”时代下人们的悲惨境遇与意识形态，揭示了专制极权控制人心、剥夺人思考权利的“愚民”政策。此外，文革历史的荒谬性与作家选取了漫画式夸张幽默的叙述语调之间可以说暗含了一种审美上的契合。 “文革书写”作为一种“寓言”式的存在，已经超越了具体历史条件而成为作家反思、拷问整个人类劣性文化的工具。 关键词：王小波 文革书写 极权控制 寓言
王小波（1952―1997），出生于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6岁经历“大跃进”运动，14岁上初一时“文化大革命”开始。16岁在云南兵团劳动，19岁在母亲老家山东省牟平县青虎山插队，期间做过民办教师；21岁在北京牛街教学仪器厂做工人；26岁“只上过一年中学的”王小波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28岁与李银河结婚；32岁大学毕业后赴妻子就读的美国匹兹堡大学，在东亚研究中心做研究生；在游历了美国和西欧后36岁回国；39岁在中国人民大学会计系任教，4年后辞去教职成为自由撰稿人直到逝世。
综观王小波生平，作家从记事起就被笼罩在政治阴影下，作为被“文化大革命”影响的典型知识分子形象，王小波的“文革书写”不仅仅为了反映时代背景和控诉苦难，更是超越了“文革”具体历史视角，将其当作批判工具来反思极权下统治阶层对于民众意识形态的禁锢和控制。 “文革”摧残个体尊严的手段之一就是愚民，剥夺民众的智性，以强烈的权力统摄来进行道德规约，从审美上看，这一做法的效果充满了幽默性。王小波将“文革书写”当作了一种“寓言”，不仅在思想内容上进行尖锐批判，更是在创作手法上直接套用这一荒谬可笑的漫画式夸张幽默的叙述语调，使读者能跳过具体时代背景去反思更为广阔的关于历史、关于权力以及关于人的深刻命题。
一、“文革书写”中的“去道德化”与“政治化道德”
在极端动荡的环境中，总是容易暴露人物的道德表现，在“文革”年代，人物的品行会像被放大镜放大凸显，在革命历史时期，“政治”又是一个促发人物行动的敏感而重要的因素，因此，将人物品行放在革命政治环境中进行考量是作家们喜欢的做法。
王小波之前的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在描写“文革”时，为了对当时的苦难进行更为彻底地控诉，作家往往将其人物安置在一定的道德语境里：迫害人具有一定的政治地位，而施暴行为说明此人是丧失道德的；受害人容易被害，没有政治地位保护，往往弱者就是有道德的。
王小波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并不模式化地简单处理人物，即他斩断了政治与道德在革命年代里的捆绑关系。一方面习惯采用“去道德化”的书写使人物与政治“划清界限”；另一方面善于将“政治化道德”强加在人物身上，借此展现他们被压迫的复杂心理。两种艺术方式的好处在于作者刻意将“文革”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常态化，使读者不把苦难完全怪罪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批判性似乎随着历史的过去而消失），反而促使读者透过“文革”的特殊性去反思更为平凡而恒久的人类苦难、去考量不随历史特殊时期消逝而消逝的人性善恶。从这一角度来说，王小波具有比前人更公正的批判视角与更深厚的人文关怀。
所谓“去道德化”就是在塑造人物之前并不对其道德进行评判，并不预设人物的善恶，道德与政治地位之间更无必然的联系。《黄金时代》中的被害者王二和陈清扬都是没有政治背景的人，两人都挨批斗、被陷害，被逼迫写交代材料，但并不因两人是受害者就被作者戴上道德高人一等的光环。王二在陈清扬眼里就是一个典型的乘人之危的“恶棍”，陈清扬一开始被诬陷成“破鞋”时，王二的心理活动是这样的：“假如我想证明她不是破鞋，就能证明她不是破鞋，但事情未免太容易了”。经过一番逻辑推理之后，王二得出的结论是――既然不能证明自己无辜，那就倾向于证明自己不无辜。被害者并不因为自己没有政治地位被欺辱就抢占道德制高点。反过来，有一定政治身份的迫害者宣传队长，批斗之前还特地跑来招待所和陈清扬商量批斗方式，十分无奈地让陈清扬再受点委屈。团长本人并不恶，而是同样迫于政治压力的人。王小波笔下的人物即便处在“文革”这样的特殊时期，也并没有因为政治身份的不同就被设定好善恶道德标签，有政治职务的迫害者在道德上并不一定就是恶人，没有政治地位的被害者在道德上并不见得就高人一等。王小波对人物作了“去道德化”的处理，将特殊时期的事件与人性以常态化的形式展现出来，反而凸显的人性中最本质的善恶。
所谓“政治道德化”即用特定的政治制度来强行规范道德品行，凡事“政治挂帅”，使得一个人的政治倾向成了评判其道德准则的唯一标准。关于“政治道德化”的批判，王小波有关“文革书写”的杂文和小说中多有揭示。《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中，领导上对一只猪的行为专门开了一个会，充满了政治化的道德定性――要对它采取专政手段，把它定成“破坏春耕的坏分子”，粗暴的政治道德定性已成了人与人之间常态化的互相攻击的准则。
二、“文革书写”中的极权对人思想的控制与关押
“文革”是中国社会中较典型的极权时期，不仅表现在政治上，更多地是表现在对民众意识形态的操控上。王小波的“文革书写”处处揭示的是权力统摄对于民众意识形态的禁锢，极权不仅处处对人进行道德规约，更是剥夺了人民思考的自由和学习的权利，这在毕生捍卫精神自由的王小波眼里简直是比死亡还可怕的事情。
极权对人心的控制，不仅通过对民众的思想强加上层建筑的意志来实现，更残酷的是，极权已经从制度中渐渐深入到文化中，通过给民众“洗脑”和“换脑”，以避免粗暴方式，采用温和策略来促使主体自愿放弃自我意识，迫使知识分子逐步实现自我关押，最后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在中篇小说《2015》中类似“文革书写”的相关情节里，作为艺术家的“小舅”为了保存自己，不敢承认自己画的是什么，生怕违背教员们定的合格标准。“为了把学员的智商测准，所里先开了一个会，讨论他们的智商是多少才符合实际。教员们以为，这批学员实在桀骜难驯，假如让他们的智商太高，不利于他们的思想改造。但我舅舅是个特例，他总在装傻，假如让他智商太低，也不利于他的思想改造。”在叙述中，除了渲染极权暴力性的描写，还把“小舅”在权威面前战战兢兢的心理以及想方设法把测试智商的仪器调制成零的举动展现在读者面前，上层权力已对知识分子思想进行无孔不入的监控，最终造成的是知识分子以自愿装傻的方式来保存自我。 三、“文革”的荒谬性与“文革书写”的寓言性
“文革”时期由于其强烈的极权性（意识形态上的和政治制度上的）和夸张的残酷性（剥夺民众求知和思考的基本权利），使得在历史长河中展现出了漫画式的荒诞可笑的特征。
《黄金时代》中的王二被陷害说打瞎了村长家母狗的左眼。书中没有全知视角使得读者获知王二有没有做过这件事，一开篇作者就强行设置了主人公的境遇，透出不容解释的荒诞；接下来主人公所做的，是对自己似乎已认定的行为做出否定逻辑论证。在这里，荒谬性不在于逻辑论证的失败，而在于主人公是否质疑前提的真实性。很显然，王二只顾着从逻辑上来证明自己没有做坏事，尽显荒唐，加之作者叙述语调充满幽默可笑性，“春天里，队长说我打瞎了他家母狗的左眼，使它老是偏过头来看人，好像在跳芭蕾舞，从此后他总给我小鞋穿”。陈清扬被当地人视为破鞋，因为一个结了婚的女人如果还漂亮就会被视为破鞋，而且被别人指定是破鞋，那就是破鞋，无道理可讲。“别人没有义务先弄明白你是否偷汉再决定是否管你叫破鞋。你倒有义务叫别人无法叫你破鞋”。作者在其杂文《生活与小说》中从思想上思考过这一荒谬的前提，“二十四年前，我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去了。以此为契机，我的生活里出现了无数千奇百怪的事情，故而我相信这些事全都出自于一个错误的前提”；从叙述技巧上看，王小波善于从一个不可理喻的荒谬前提进行严肃的逻辑推导，这使得叙述语调本身就带有了幽默性，然而，读者在被逗笑的同时，感受到的是对荒诞现实的哀叹：真正的惨剧本身和作为艺术的笑剧之间有着一种微妙的关系，即悲惨到一定程度的事实就成了荒谬的艺术。
《革命时期的爱情》里参加武斗的人前后各挂了贴着毛主席像的三合板就上阵，在还是孩子的不解政治的“王二”眼中，“就像一批王八人立了起来”； “在革命时期里杀掉了对方一个人，就如在工商社会里赚到了十几块钱一样高兴。在革命时期自己失掉了一个人，就如损失了十几块钱，有点伤心”。面对人与人之间发生的已丧心病狂的惨剧，王小波借用了孩童的视角，使叙述者与叙述事件拉开了距离，将残酷的事在一种不解世事的冷视角下被描述得更加荒唐。读者的笑并没有减损作品严肃的批判力度，反而使读者更能体会文革中民众的遭遇与命运，从而进一步反思人性与制度的冲突，个人宿命与专制的抗衡等问题。“文革”本身是一部历史悲剧，其本身的惨烈已经在审美上达到了荒诞的程度，成为了警醒世人的“寓言”，作为把“有趣”当做最高审美原则的王小波来说，他善于运用夸张漫画式“黑色幽默”的笔调来讲故事，艺术手法和历史本身的特性达到了一种和谐的统一。
四、小结
“文革书写”在表达作家思想以及开创作家艺术风格上都起到了关键而重要的作用。在极权时期思考自由、反抗专制对人性的扭曲和迫害、深刻痛惜被剥夺的求知权利，由“文革”延伸至对传统文化与历史的理性批判，不炒作历史、不悲嚎苦难，以冷静幽默的笔调使“文革”成为了常态化的普遍“寓言”，引领人们超越具体历史，去反思更为广阔的平凡而恒久的人类精神困境，这是王小波文化批判的最为重要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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