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剧是不是历史(一)
从电视剧里看历史
从电视剧里看历史
—— 观电视剧《潜伏》有感 故事简介： 故事从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的重庆开始讲起。国民党军统特务余则成得到军统头子戴笠的赏识，前途似锦。但他看透了军统黑暗腐败后，余则成加入了革命队伍，奉命在军统天津站潜伏，而左蓝则前往苏联受训。军统天津站站长吴敬中看余则成性格内敛、办事稳妥，授意其帮助自己勒索汉奸，中饱私囊。左蓝的死让余则成最终找到了信仰，失去了左蓝的余唯有继续潜伏任务才是对逝去爱人最好的祭奠。为了进一步取得吴敬中的信任，余则成需要一个妻子配合工作。出于迫不得已的原因，组织安排了一个大大咧咧随身携带手雷的女游击队长翠平与他假扮夫妻，在危机四伏的地下工作。
剧终时，翠平怀孕并生下了一个女儿，并为了保守秘密回到了山沟里，阴差阳错的余则成则被派到了台湾继续潜伏，从此与母女分别。 从《潜伏》中看历史，对那些无名英雄有了更深的敬仰。
故事的原型取材于龙潭三杰：钱壮飞、李克农、胡底。在上世纪20年代末期，钱壮飞、李克农、胡底作为中共中央特科卓越的情报员，打进蒋介石的最高特务机构——国民党中央党部党务调查科。冒着生命危险，深入龙潭虎穴，传递出大量敌人的机密情报。钱壮飞曾任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机要秘书，胡底曾任国民党特务机关设在天津的分支机构长城通讯社社长；李克农曾任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在上海设立的特务机构特务股股长。
军统天津站究竟有多少共产党潜伏的地下工作者，我们不得而知；至少我们知道的只有余则成。对于故事中的国民党来说，也幸好只有一个余则成——因为只是他一个人，就相继报销了行动队的两任队长马奎和李涯，还有一位情报处的处长陆桥山，盛乡只是小人物，中统（党通局）的谢若林也不算什么。
英雄能创造奇迹或者并不能说明他有多聪明，而是说明了敌人有多愚蠢。故事中，我方的反面角色屈指可数，而且都是小人物，“汤四毛”算一个，许宝凤或者也勉强算一个。而看看国民党吧，吴敬中或许还算是尽忠他的党国的，但是他着实是个大贪；陆桥山是有点头脑，不过都用在内讧上了；马奎有勇无谋，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连老婆都被下级泡了；谢占林跟盛乡这样的都毫无信仰，满心满眼都是美元黄金；李涯倒是真有才，只可惜这样有才的特务只能被陆桥山这样的小人算计，死活斗不过余则成，最后死在共产党手上。
作为打入我方的特务，“佛龛”李涯被发现；而我们打入敌方的特务，要么胜利撤退，要么像廖三民一样英勇殉国，要么像余则成一样成功继续潜伏。
正像电视剧里余则成、翠平的代号“深海”。在特殊的年代里，“潜伏者”们功勋卓著，却因特殊的工作性质，除了几个大人物外，几乎都是默默无闻的无名英雄。
从《潜伏》中看历史，看到了军统的腐败，看到了国民党的败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以黄埔学生为主组织了一个效忠蒋介石、要求抗战的国民党内的秘密组织“力行社”。1932年，“力行社”特务处并入“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戴笠任处长。局长是当时国民党中央秘书长陈立夫兼任。而一处即为“中统”的前身，【神话剧是不是历史】
初名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统计科。 1938年抗战爆发后，一、二处分别独立。一处更名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二处仍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中统”是陈果夫、陈立夫两人领导的CC系的党务系统的特务组织，而“军统”可视为军方系统的特务组织。抗战胜利后，军统局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郑介民为局长，唐纵、毛人凤为副局长。1947年，毛人凤接任局长。
余则成被地下党看重并多年观察、培养，在该地下党牺牲后，余则成就成了冀中共产党策反的目标。策反余则成有两种力量：一是国民党的腐败——竟然动用军用物资与即将投降的日军交换被日军扣押自己的私人财产，导致了余则成通过此事对军统失去信心；二是在日军杀余的时候，及时救命。余则成被成功地策反，成为冀中共产党安插在天津军统情报站的潜伏者。
余则成潜伏屡屡得手、得逞、得计，除了他自己来自宏大的价值和信仰的力量以外，军统情报站的腐败成就了余则成。余则成作为地下党情报员，潜伏到天津军统情报站，给该站站长吴敬中送的见面礼就是一颗出土的宋代硕大夜明珠，吴敬中喜好收藏古玩。这就像赖昌星说的，就怕领导没爱好，有了爱好就好办了。吴站长的贪婪给了余则成很大的便利，所有军统人员的贪婪都给了余则成以便利：汉奸公司里有某军长太太的股份、酒厂又给了吴站长的小舅子、汉奸商人拼命想与军统情报人员结成眷属以求完成官僚资本家的成功变身。
军统情报站内部各派力量各怀鬼胎，争相腐败谋求私利。
不管是日伪的还是军统的，各个人对工作都不懈怠、机警而干练，很有效率、很勤奋，哪怕是贪污成性如吴敬中这样的要员，贪污是贪污，可对工作却不马虎。与人交往，也一点儿不骄横跋扈，温煦如谦谦君子。但这么有效率、文质彬彬的公务员，一要古董和酒厂，我就明白了：原来是腐败给闹的。如果说余则成是英雄的话，腐败就是时势，造就了他。 从《潜伏》中看历史，看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
从某种意义上说，余则成作为共丨产党员，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讲的无产阶级专政、阶级划分与阶级斗争、剩余价值、经济体制，他对这些并没有什么感觉 。
在重庆时，他和左蓝有一场对话，憧憬着抗战胜利后一起过小日子。他把政治想得很简单，认为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总归是一家人，坐下来开个会商量商量不就行了”。左蓝认为他的想法很“天真”，反问他，一个国丨民党人和一个共丨产党人，“真的能组成一个无忧无虑的家庭了？”余则成的回答是“当然可以。”然后，他谈到了自己的信仰层面，说“我没什么信仰，如果说有的话，我现在信仰良心。赶走日本人以后，我信仰生活，信仰你。” 这是余则成在自己的恋人面前表达出来的内心真实想法。他后来虽然加入了中国共丨产党，但并没有把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与斗争看得多么残酷、多么严重。他在天津站的行动，背后体现的更多是敌我斗争，而主要不是意识形态的斗争。
他的信仰转变，不是理论学习的结果，不是基于纯洁的共产主义信念。而是不满意于国丨民党的腐败，特别是国难当头时期的腐败。余则成信仰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看到的与他曾经相信的，突然出现了明显的反差，他感到对接不上。对接不上的结果，使他原来相信的东西显得荒谬，无法再进行合理的坚持。
这反映出大众是如何判断一种信仰和主义的。他们看问题很简单，很直观，不会去读关于这些信仰与主义的文献，辨析这些主义的差别。如果人们告诉他，这个主义可以救中国、
可以让中国强大，对他们就很有吸引力。他们信仰的往往不是抽象的主义，而是根据发生在身边的活生生的事实来作判断。比如，信仰某个主义的那个群体的道德水平，常常就是他们是否接受这个主义的原因，是他们对这个主义好坏进行判断的重要指标。【神话剧是不是历史】
余则成也是这样。他接触的共丨产党人，像左蓝、吕宗方，以及被他监听的那些人，给他一种不同的感觉，这对于他的转变起到了重要作用。相反，如果余则成是经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培训，系统研究，而加入中国共丨产党，观众可能反而不那么容易接受。
从社会价值观发展的角度看，当前需要的是融合，这也是中国思维传统的强项，就是把一些性质上不同的东西，以实用主义的方式调和在一起。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变化的方向，或者说需要完成的任务，是把发展经济、繁荣富强、奔向小康、维护个人权益这些东西，与理想、主义、抽象的价值观和信仰相调和。如何厘清它们的关系，缓解它们内在的张力，是未来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潜伏》给我们的远远不止这些，但我们不能忘记历史，忘记历史就是背叛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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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朝代历史表和拍成的中国历史电视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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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一共出现了五百五十九个象样或不象样的帝王人物，绝大多数帝王的名字不为人所闻知。唐帝国实质性的开国皇帝李世民（李渊只是名义上的）是所有帝王中最最优秀的人物，他一手缔造了当时已知世界上最最文明强盛且唯一没有贪污的王朝——“贞观盛世”。但李世民并不是现代中国知名度最高的帝王，最最家喻户晓的帝王是清帝国第六任皇帝乾隆和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神话剧是不是历史】
神话剧是不是历史(四)
抗日神剧,一个扭曲的艺术符号
一颗手榴弹可以炸下侵略者的飞机，一把飞刀竟然可以灭敌重炮；穿皮衣、戴雷朋、骑哈雷，抗日英雄徒手撕烂日本兵，这是抗日剧还是抗日科幻剧？若侵略者可如此轻而易举地消灭，八年抗战怎么过来的？抗日剧比着看谁俗、争着看谁二，这是爱国还是愚民？2013年4月10日，央视《新闻1+1》节目播出《“抗日剧”可以这么拍？》，顿时将“抗日神剧”现象推向高潮，与之同时步入高潮的，还有铺天盖地的质疑与奚落。 抗日剧到底有多神
国内荧屏，如同不同更迭的四季风。近年来，先后兴起侦破剧热、婚恋（包括三角恋、出轨恋）剧热、宫廷剧热、红色经典剧热、神话剧热、谍战剧热、军旅剧热，其中抗日剧的热潮更是久盛不衰。
以2012年为例，有媒体调查发现，全国上星频道黄金档播出电视剧200多部，其中抗战剧及谍战剧超过70部，遥遥领先于其他类型剧。曾经推出过《闯关东》等优秀作品的知名编剧高满堂更是愤怒直言：“去横店一看，四五十个剧组都在打鬼子。”网上亦曾流传着这么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段子：一位刚在北京下飞机的外籍游客想看一下中国最著名的抗日景点，导游满口答应，然后直接将其一路带到了浙江横店影视基地。
横店，被网民们戏称为国内“有史以来”最大也是战果最丰的“抗日基地”。有媒体曾测算横店一年的抗日“战绩”发现，即便按照不完全统计，横店影视城演员公会2012年使用群众演员共计30万，其中60%演过鬼子；全年48个剧组在“抗日”，一人最多一天死8次，一部30集电视剧至少拍摄四个月——这样一算，横店去年“消灭鬼子”接近10亿……
实际上，八年抗战，到底消灭了多少“鬼子”呢？著名旅日作家萨苏经过调查发现这样几种数据：据日本战中统计计算，在中国大陆被击毙的日军共计44万余人。原国民党军参谋总长何应钦在《八年抗战》中公布的数字为48万，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则采用建国后综合统计后的数字55万，而中国社科院的刘大年教授根据国民党军战地统计数字计算，日军在中国阵亡人数超过198万。不难看出，就是按照刘大年教授的大胆估计，其数据怎么也凑不足横店一年的抗日“战绩”。
应该说，抗日剧中并不乏优秀作品，如由都梁编剧、李幼斌主演的《亮剑》就曾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但过多过滥，就难免鱼龙混杂。一些制片者不愿在剧情创作上花费精力，而是不断以扩大夸张或制造更为怪异的噱头去刺激公众的视觉感观，趁着“抗日剧热”赚一把就走。当噱头成为一种简便易行的驱动力量，突破常识逻辑便只是时间问题。比如，互联网曾披露了电视剧《箭在弦上》中有这么一个桥段：一位抗日女英雄在被一帮日伪兵轮奸后，小宇宙顿时爆发，一跃而起，居然利用不知哪来的神箭，抢在日伪兵扣动扳机前，将二十余名壮汉全部射杀。类似匪夷所思的作品无需一一枚举。可以肯定，这些作品既不可能在艺术上留下可圈可点之处，更不会给观众带来任何精神享受，唯一能够留下的是竞相攀比恶俗的笑柄。
抗日剧的前世今生
抗日剧是对历史的艺术化写照。前不久，一部由美国米高梅公司出品，拍摄于1944年的好莱坞中国抗日题材电影《龙种》，在沉寂多年后突然在网络上再度红火了起来。据媒体调查，这部尘封半个多世纪的电影除了儿童演员有亚裔身份外，其他参演者均为清一色的大鼻子老外，女主角小玉更是由曾四次摘得奥斯卡影后桂冠的凯瑟琳·赫本担当。据看过这部电影的网民评论，除了演员肤色外，该剧制作上乘，剧情地道。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该剧的编剧居然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珍珠。
国内的抗战片最早始于抗战时期，一开始主要是新闻纪录片。抗战时期，抗战电影的主要制片基地是政府下属的中国电影制片厂，从1938年1月到10月武汉沦陷前，中国电影制片厂完成了《保卫我们的土地》（史东山编导）等三部故事片和《华北是我们的》等50多部新闻纪录片。接下来的几年又相继完成了《塞外风云》《中华儿女》《长空万里》等一批优秀的抗战影片。
1949年全国解放至改革开放前，抗战题材作品进入快速发展期，电影作品不但数量众多，且艺术成就突出，如《中华儿女》《赵一曼》《新儿女英雄传》《鸡毛信》《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回民支队》《地雷战》《南海潮》《小兵张嘎》《野火春风斗古城》《兵临城下》《地道战》《苦菜花》《三进山城》等。这个时期的抗战剧大量融合了戏剧舞台表演艺术，具备舞台和现实两种表演美感，当然更突出主旋律的宣传需要，特别是在样板戏大行其道的文革时期，旋律俨然成了抗日剧的核心要求，像《红色娘子军》还被改编为芭蕾舞剧。应该说，这个时期的绝大多数抗战剧虽然不乏过于偏重主旋律的宣传色彩，人物尤其是反面人物过于脸谱化，但也不乏尊重观众感受的优秀之作，直到今天许多作品仍令老一辈观众记忆犹新，比如《地道战》《地雷战》等。
改革开放后，随着《血战台儿庄》的登台，国军抗战的正面形象开始逐渐切入观众生活，近两年还有电视剧《中国远征军》、电影《喋血孤城》等。这种回归，是对史实的尊重，也是影视艺术回归本来规律的必然。回过头来再看看这些抗日剧，虽然许多作品突出宣传功能，但并没有把突破常识逻辑作为作品的所谓“亮点”和卖点。
抗日剧为什么会“走形”
时下，引发观众大倒胃口的抗日“神剧”之所以迭出，已经不再像是纯粹的光影艺术问题，更像是仅供公众茶余饭后争相谈论的一个扭曲笑柄。那些令人匪夷所思的弱智桥段，原本就违背了常识。但问题恰恰是，这些违背常识的抗日剧为什么就能一再登堂入室，且愈演愈烈？抗日剧到底是如何逐步异化为“神剧”的呢？
不妨看看现在的电视台，说黄金时段每个台都在放抗日剧可能有点过，但抗日剧占据众多电视台的大半壁江山则是不争的事实。不过，如果我们将思绪一路倒溯或许不难发现，这样铺天盖地的情形又似曾相识。曾几何时，电视荧屏上满是穿越剧、宫廷恶斗剧、谍战剧、红色经典剧、婚外恋剧、三角恋剧、凶杀剧……客观地看，这样一哄而起的现象并不是“百花齐放”的理想状态，丰富剧种尤为必要。然而，每每遇到这样因一哄而起的过多过滥现象，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一律地施以重拳，出台禁令。虽然禁令看起来也不是一刀砍死，但由于审查制度的收严，为尽可能规避风险，制片商在题材选取上自然会追逐那些毫无审查顾虑的主旋律作品。 《南方周末》的一篇报道专门引述了横店影视制作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志江的回忆，他称，每投拍一部剧，他都会找相关行业部门的领导仔细咨询“政策”。结果，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抗日剧最安全。2009年，导演徐纪周曾在抗日剧《杀虎口》中，尝试还原更真实的历史，比如适当展现日军的军事素质，以及当时中国国民性的懦弱。结果徐纪周接到整整两页纸、长达八十余条的修改意见。其中，一个关于日军乔装成八路，深入山西五台山腹地寻找八路军指挥部的情节被删除了，理由是：“可以强调日军的残酷凶狠，不能展现日军的军事素质。”
审批的不确定性使得从业者总结出形形色色的“经验”。2011年，原广电总局下发通知，批评个别抗战剧的娱乐化倾向。“春江水暖鸭先知”的刘志江立即对公司投拍的《遍地狼烟》下了命令：国军与日军分别被打死的概率要达到1：1，“不能让鬼子死得太夸张”。显而易见，这样的政策敏感性并非业内特别是抗日剧制作者的特殊“嗅觉”，于是抗日剧一路狂飚。
只要看看这样一组数据，便可洞窥刘志江所言的“安全”有多么重要。2012年，原国家广电总局电视剧司同意备案公示的国产电视剧共有1040部33877集，而全国所有电视台可播出的电视剧集仅7000集左右。本就僧多粥少，如果审批遭遇“不安全”，意味投资不安全，在尚未竞争播出前便可能“胎死腹中”。当趋利避害的制片商发现抗日剧可以有效规避审查风险时，自然趋之若鹜。
事实上，如果综合审视这些抗日“神剧”，其实还可以看到过去曾风靡一时的武侠剧的影子。上世纪80年代，《少林寺》红透大江南北，令影视界惊喜万分。作为一种较为成熟的类型剧，武侠剧一开始就步入神乎其神的荒诞色彩，像改编自金庸和梁羽生等人的武侠影视剧甚至被后来者视为圭臬。正是趁着这样的“东风”，各类武打片迅速成长为影视作品中的“龙头老大”，几乎所有作品里，如果不能展露几下拳脚，就不足以吸引观众。过多过滥的疯狂发展使武侠剧在新奇的歧路上越行越远，武功盖世大侠的标准越来越高，似乎不能动手杀一大片人，不能动脚便飞越十丈高楼者拿不上台面，亦武亦玄亦幻的桥段司空见惯，且毫无止境。记得曾有人戏言，未来的战争无需热兵器登场，只需邀请几位功夫盖世的武侠导演便可轻松搞定所有对手。
今天的许多抗日“神剧”，正是“大胆”融合了武侠类型剧荒诞无止境的套路。有一点不能忽视的是，武侠剧可以荒诞，但抗日剧却不行。因为抗日剧有着严肃得多的历史内涵，任何亵渎均会遭致公众和舆论的严厉批评。当然，抗日“神剧”越走越远还有另一个驱动力。在“收视率就是生产力”的商业模式下，编剧导演均不得不绞尽脑汁搬弄噱头，所以才会步步深入，最终越滑越远，远离常识认知。费解的是，如此弱智的作品居然可以不受约束，并成为许多电视台追逐的焦点，这不能不说是时下电视剧制播生态被严重扭曲的真实写照。
抗日“神剧”的袪魅前瞻
抗日“神剧”绝非我们社会中正常的文化现象，扭曲了历史，也扭曲了社会的审美观，更可能给我们未来一代制造历史认知的错乱。因此，对抗日“神剧”必须高度重视。在此，笔者大胆建言，要想祛去抗日“神剧”之魅，路径至少大体有二：首先是丰富作品题材。在这个方面目前有利好消息。7月17日，中国政府网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取消20余项审批职责，其中包括取消一般题材电影剧本审查，实行梗概公示。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对一般题材的进一步解释是“除了涉及民族、宗教、外交、政治军事等特殊内容”。这对影视剧而言，自然是利好消息。极可能分流一部分题材，避免同类抗日题材作品的过多过滥。但对“一般题材”的界定还应更加清晰，同时，这种取消只是对剧本审查的取消，对“成品”的审查依旧，某种意义上，更增加了作品的不可确定性。因此，在这方面，必须充分遵循文化发展规律，只有给文化足够空间，文化才可能在“百花齐放”的道路上争奇斗艳。
其次是适当利用市场手段，比如收视率。一提起收视率，有人总觉得是猛虎恶兽。确实，收视率至上会引向一种“恶俗”，但在当前，收视率最接近反映观众对作品的接纳度。近年来，许多观众常为美剧的精巧构思和紧张节奏所吸引，这是因为美剧大都严格执行与收视率挂钩的季播制度，一旦收视下浮，电视剧可能无疾而终。在强烈的生存忧患之下，导演丝毫不敢大意，更不敢侮辱观众智商。纯粹以收视率为电视剧生存尺度的做法未必完全可取，但电视剧只有百花齐放，差别化竞争，才可能最大限度遏制弱智化的抗日神剧野蛮生长。一言以蔽之，倘滥施禁令这一“推手”不改，抗日神剧的奇葩必定愈演愈烈。
（作者单位：武汉道桥公司）
栏目责编：邵满春
参考文献：
1.中央电视台《新闻1+1》节目《抗日剧可以这么拍？》，2013/04/11。
2.章 琰：《导演，上盘“手撕鬼子”》，《羊城晚报》，2013/02/06。
3.萨 苏：《抗日战争消灭了多少侵华日军》，《共产党员》，2009（10）。
4.张宗伟：《烽烟凝成的影像》，《解放军艺术学院报》，2006（6）。
5.《“抗日”，这门生意》《南方周末》，2013/03/07。
http://m.zhuodaoren.com/dangzheng339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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