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正灵鸟赋(一)
解析《渔家傲》中范仲淹的潜隐思想
内容摘要：北宋名臣范仲淹在戍边西北时采取了一系列以战止战的防御措施和以羌治羌的民族政策。他写于大顺城的名篇《渔家傲》正是其戍边经历的诗意呈现，透过词所表现的边地苦寒、相思情愫等表层思想内容，其潜隐的深层旨归仍然是范仲淹“仁者爱人”的儒家思想。 关键词：西北戍边 范仲淹思想 《渔家傲》 旨归
公元1038年西夏元昊称帝，蓄谋已久地向宋朝发动了大规模进攻。范仲淹“受命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1040年开始了长达四年之久的边塞生活，并且在庆阳留下了一组反映边塞军旅生活的词作，宋人魏泰《东轩笔录》卷十一云：“范文正公守边日，作《渔家傲》乐歌数阕，皆以‘塞下秋来’为首句。”遗憾的是今天我们只能看到《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首。其词曰：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历来对它的思想主旨争论颇异，毁誉不一。一种倾向认为词旨消极，“大倒苦水”（魏泰），甚至对戍守边关产生不良影响。其词一出，欧阳修就有“穷塞主之词”（魏泰《东轩笔录》）的戏讥之语；瞿佑《归田诗话》曰：“公以总帅而出此语，宜乎士气不振，而无成功。”今人唐圭璋在《唐宋词简释》中也赞同欧阳修、瞿佑之评，“末句，直道将军与三军之愁苦，大笔凝重而沉痛。惟士气如此，何以克敌制胜？故欧公讥为‘穷塞主’也”。
更多的评者则从不同方面肯定这首词的思想内容有着积极意义。贺裳《邹水轩词筌》：“按宋以小词为乐府，被之管弦，往往传于宫掖。范词如‘长烟落日孤城闭’‘羌管悠悠霜满地’，“‘将军白发征夫泪’，令‘绿树碧糖相掩映，无人知道外边寒”者听之知边庭之苦，如是，庶有所警触”，甚至把它和《诗经》中的《采薇》、《出车》并提，触及了此词思想主旨生发的警戒作用；靳极苍先生说这首词“意在使君主和主政者知边疆将士之艰辛，去奢华，勤政事而已。我认为本词的目的即在于此。这也就是本词的主题思想。”（《唐宋词百首详解》）其他如朱东润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渔家傲·解题》“此词写边地将士生活的艰苦，表达了作者破敌立功的决心和思念家乡的矛盾心情，极悲壮苍凉之致”。游国恩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评价说：“他的《渔家傲》通过边塞的凄清景象表现边防将士忧国的深心。”《宋词鉴赏辞典》“很明显，这首词是咏叹边防将士的内心抑郁的。抑郁是由于不曾击破敌人为国立功，而不是消沉，……”《历代史家词赏析》“词中表现了他决心守边御敌的英雄气概，同时，也反映了作者及战士们思乡忧国之情”。这些评析不一而论，大同小异，而且基本都是就词论词，或说表现边地艰苦，或言思乡之情，或论忧国之思。
本文则尝试跳出此词的言表之意，透过范文正戍边庆州时的军事守备、民族意识重新揭示《渔家傲》中潜隐的范仲淹思想。
一.仁者治兵，以战息战
宋朝戒于五代藩镇之祸，采用“以文抑武”的基本国策，文帅治兵，军事疲弱，致使宋代对外战争屡遭失利。宋仁宗时，本来隶属于宋的党项首领元昊称帝立国，大举犯边，西境危殆。范仲淹临危受命，奉调前线，采取以守为攻，德武并举的军事策略，用兵四年，元昊即向宋廷请和，可谓儒者用兵，以战消战。
范仲淹采取了一系列积极守备、持久防御的边防措施。针对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士不习战，废弛武备的现状，他“练兵选将”，改革军制，分庆州18000兵马为六支，一将统一支，经年不换，勤加操练，提升了军队的战斗力；同时他在边境占据险要，广筑城砦，十天时间便在西夏腹地马铺寨筑起了一座城池。此后，又修建了细腰、葫芦等二十八个堡砦，不仅切断了西夏军的进犯之路，而且保证了环州（甘肃环县）至镇戎的道路畅通无阻，成功抵御了西夏军的侵扰。范仲淹还认为“远戍之兵，久而不代，负星霜之苦，怀乡国之望。又日给廪食，月给库缗，春冬之衣、银、鞋，馈输满道，千里不绝。国用民力，日以屈乏，军情愁怨，须务姑息”[1]162，应该“退移兵马，减省粮草，安我生民，劝我稼穑，选将练士，使国富民强，以待四夷之变”[1]598，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渐兴田利”，“假士兵、弓手之力，以置屯田为守之利”[1]163，解决了边境粮草军饷之困。范仲淹知庆州采取的种种措施，不能简单用“积极防御”简单涵盖。
庆历元年（1041年），韩琦冒进，宋军与西夏兵在三川口遭遇，大败。三川口一役，虽宋军失利，但显示了范仲淹的非凡见识。当初用兵之时，韩范二人在进攻方略上产生分歧，韩琦主张全线出击，消灭元昊主力，说：“用兵当置胜负于度外。”[2]337范仲淹则站在敌强我弱的客观局势，以全军性命为重的基本立场上，认为：“大军动，万命所悬。乃至于度外，仲淹未见其可。”[2]338可见，他自治军之日起就把士卒的生命放在首要位置，不急功冒进，置军功荣辱于外。欧阳修曰：“琦与仲淹，皆是国家委任之臣，才识俱堪信用，然仲淹于陕西军民恩信，尤为众所推服”[3]。战争造成的只会是生灵涂炭，范仲淹出将入帅的目的不是因为他嗜杀好战而是以战争为手段求得和平，甚至“不战而屈人之兵”。孟子曰 "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孟子·离娄下》）一个儒者，一个心存仁礼的君子，假若手握兵权，所要做的不是以暴制暴而是以战止战，既要保家卫国，又要把战争的破坏力降到最低，这就是范仲淹在稳定西北边境局势中遵循的核心原则。整顿军队、选拔人才、修扩城寨、营兵屯田，诸项方针策略都围绕着这一中心展开。
范仲淹恪守儒家“泛爱众而亲仁”、“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仁政思想，治军治民处处以仁为本，以义治之，“士未饮而不敢言渴，士未食而不敢言饥”，“所得赐赉，皆以上意分赐诸将，使自为谢”，严于律己，帅卒同乐，身体力行着“与民同乐”的儒家经典。他在边境“夺贼地而耕之”，使戍守之士与当地百姓都参与进来，通过农业来强兵富民。 此外，还要补充的一点是，范仲淹以儒治军，但绝不提倡废除武备，相反，他认为“文武之道一，而文武之用异。然则经天下，定祸乱，同归于治者也”[1]256，国家在和平之际，就应“居安思危”，“防之于未萌，治之于未乱”，加强武备，增强军队的战斗实力，使他国不敢轻起兵戎，窥边欲进。边境一旦有事，则攻守相宜，亦可击退入侵，确保边廷和平。“先王修德，以服远人，然安不忘危，故不敢去兵以恃德也”[1]455。儒教仁政从来不反对武备，范仲淹指出孔子亦不主张废除武备“圣人之有天下也，文经之，武纬之。此二道者，天下之大柄也。昔诸侯暴武之时，孔子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此圣人救之以文也。及夹谷之会，孔子则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备，请设左右司马。’此圣人济之以武也。文武之道，相济而行，不可斯须而去焉”[1]200，提倡武备的目的不在于彻底消灭异族，而是以战息战，使边疆太平，各族和睦，人人安居乐业。
当时民歌颂曰：“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甚至西夏军亦惊呼：“无以延州为意，今小范老子（范仲淹）胸中自有数万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实际上《宋史·范仲淹传》中并未载录其西北御关，与西夏军展开多少正面、激烈的战役，战绩如何，军功如何，而百姓却对他信服有加，敌军亦对他闻风丧胆，究其原因，就是他以儒者仁爱之心治边御军，取得了发动战争未必能有的成效。
二.怀柔属羌，以夷治夷
在处理国与国、各民族关系的问题上，范仲淹所本的依然是中国文化中正统的王道思想。
对待敌军，范仲淹始终坚持“有征无战”，他致书元昊，立足战争对双方百姓所带来的深重灾难，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二年以来，疆事纷起，耕者废耒，织者废杼，边界萧然，岂独汉民之劳敝耶！使战守之人，日夜豺虎，竟为吞噬，死伤相枕，哭泣相闻，仁人为之流涕，智者为之扼腕”[1]246，不纯以汉民为重，而以仁者爱人的襟怀，关怀敌方万众的生命，仁德之心，如昭日月，外王之道，内存于心。此举虽未成功，更获贬谪，但他仍说：“既去职任，而尚怀国家之忧。如卞生献璧，不知其止，足虽可刖，而璧犹自贵”[1]251舍生取义，杀生成仁以人为重的信念与精神彰显着他的圣贤胸襟与人格魅力。
对待杂居于庆州地区的其他少数民族，范仲淹主要采用和平手段，怀柔依靠，以羌治羌。范仲淹戍边之前，诸羌各族或受到西夏威胁诱惑，或不堪汉官对其的掠夺盘剥，取舍于宋夏之间，甚至倾向西夏。《宋史·范仲淹传》载：“初，元昊反，阴诱属羌为助，而环庆酋长六百余人，约为乡道，事寻露”，范仲淹在《东梁院使种君墓志铭》中亦曰：“属羌之多而素不为用，与夏戎潜连，助为边患”[1]356羌族随时倒戈西夏的局面使得本就岌岌可危的北宋边境雪上加霜。因此，争取团结羌族力量，关系宋夏占据成败。范仲淹本着“王者无外，有生之民皆为赤子”的仁爱之心，和睦诸羌，为我所用。一到庆州，他便“召蕃官慕恩与诸族酋长仅八百人犒于麾下，与之衣物缯綵，以悦其意；又采忠顺者，增银带马绂以旌之，然后谕以好恶，立约束四，俾之遵向”[4]，广施恩泽，推心置腹，为羌人的实际着想，民乐其用，诚心归服。此外，范仲淹为了进一步争取民心，重视以羌治羌。如朝廷欲镇压与西夏素来交好的泾原路明珠、灭藏、康奴诸羌，范则主张怀柔安抚：“今讨之，必与贼表里，南入原州，西扰镇戎，东侵环州，边患未艾也。若北取细腰、胡芦众泉为保障，以断贼路，则二族安”（《宋史·范仲淹列传》）范仲淹借建砦以安民，不仅招募羌族“熟户”驻守御敌，而且给予他们土地、财务，使民有所养，富足安乐。以羌治羌最典型的是范仲淹起用“素得羌心”的种世衡，在其担任环州知州期间，让他深入羌民，安抚慰问，以信义、威望镇抚羌民，终使庆环属羌尽归，“夏闻之，乃不复以环为意”，种世衡因劳累过度卒于任职，羌民闻之“朝夕聚哭其柩者数日，青渊、环州使民及属羌皆画像事之”[5]种世衡受命于范仲淹，以仁德施民，而得民心甚深，这不能不说是范仲淹所采取的民族政策的重大胜利。
三年戍边，范仲淹始终以君子之心，平等待人，平等爱人，不拘囿于种族异同，不偏差于汉羌之别，以德相待，以仁相安，故西北诸羌心悦诚服，感恩戴德，称范仲淹为“图龙老子”。《宋史·范仲淹列传》载其：“为政忠厚，所至有恩，邠庆二州之民与属羌皆画像立生祠事之……及其卒也，羌酋数百人，哭之如父，斋三日而去。”
三.忧乐天下，词以言志
公元1044年，西北局势趋于稳定，年逾五旬的他，再赴庆北，延驻大顺城写下了千古一词《渔家傲》。不可否认这首词中描述了边塞苦寒之象，反映了士卒戍边的乡思之情，表现了词人忧国忧民的慷慨情怀。但笔者认为这些都是词所呈现的表层思想旨趣，人们只要诵读，或多或少都会有所体味、感触。从戍边四年中范仲淹治军治人的史实和举措出发，这些表层词旨皆趋归于他一生追寻的儒者情怀，外王之志。从这一角度来看，不妨说《渔家傲》是一代儒帅对其戍边生涯、理想志求的诗意涵概。
历来认为上阕写景，景中寓情，但都止于“反映北宋边陲战斗环境的艰苦和将士戍边的思乡情怀”。
首句“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以往论著在分析时，或从词意表象出发，或据以“回雁峰之名得于北雁南飞到此为止”，“雁阵惊寒，声断稀是浦”（王勃《滕王阁序》）等典故、史料认为两句写边地苦寒，燕尚不留而况人乎？故而得出以极异之景衬士卒思乡之愁的结论。其实，燕虽无留意，但人却未必无情。这首词写于范仲淹十旬而建大顺城的次年，此时，边防各项防御守备之事顺利展开，边境稍有安宁，范仲淹巡视至此，登临孤城，感怀而作。他知庆州已两年有余，期间选将练兵，以大顺城为中心广筑城砦，以羌治羌，恩泽羌民，构建起一套攻、守、和、备的完整防御体系，使西夏自此以后，不敢以庆州为意，使边地百姓能够暂时脱离于残酷、血腥的战争苦海。他与边地诸羌、戍卒将士推诚置腹、生死与共建立了共难同乐的深厚情意，又怎会因为边地苦寒而弃万民于不顾。定川一役后，宋仁宗任范仲淹为枢密直学士，他“辞不敢受命”，“诏不听”。庆历三年，西北边防局势趋于缓和，仁宗召其为相，又“固辞不拜”而愿与韩琦驻守边塞。两度请辞，表明他西北防守并非为了求取功名富贵，亦能说明他情系边关安危，心怀疆境百姓。何况作为一名儒者范仲淹一生致力于完善“孔颜乐处”的内圣境界，“志意苟天命，富贵非我望”（《鄱阳酬泉州曹使君见寄》）岂会以边塞苦寒为意。 “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这几句较为普遍的理解是写出了边地孤城的孤立无援，守边备战的凶险严峻，暗寓了困守将士的艰苦生活和愁烦心情。史载：“大顺既城，而白豹、金汤皆不敢犯，环庆自此寇益少”，大顺虽为孤城，但深入西夏腹地，环庆有障可依，得以保全，这是范仲淹防守战略中最得意的一笔。且虽为孤城，实则以此为中心形成了城、砦、堡、墩相互呼应的战略防御体系，绵延几百里，攻守有据。此外，范仲淹招募羌民熟户驻守大顺城及周边城寨“使其兵徙家塞下，重田利，习地势，顾父母妻子而坚其守”[1]163甚至出现了官府劝农，农皆归耕的一派和平安乐景象“烹葵剥枣古丰年，莫管时殊俗自同；太守劝农农免听，从今自愿调豳风。”（范仲淹《劝农》）可见，“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恰是范仲淹外御西夏、内安百姓，以强兵富民最终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诗意具化。
由此，笔者认为词的上阕不可否认反映边地生活的艰苦卓绝，也正因如此，才更能体现他“不以己欲为欲，而以众心为心”（范仲淹《用天下心为心赋》）的儒者之风。
词的下阕与其说抒情，不如说言志。王夫之《宋论》言：“吟希文，‘将军白发’之歌，知其有弗获己之情，四顾无人，而不能不以身任”，“弗获己之情”正是隐藏于词旨表层感情忧虑、沉重、沉郁、哀婉、悲壮之后的“外王之志”，儒者情怀。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没有任何疑问，这是词人壮阔胸怀，高远之志的直接抒发。东汉时窦宪追击北匈奴，“登燕然山，去塞三千余里，刻石勒功”（《后汉书·窦宪传》），作者借用此典，是否直接抒发了破贼杀敌、建立功名的人生志愿呢？
战争没有胜利，无论胜败，都会使双方百姓流离失所，承受无法想象的巨大身心创伤，“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以暴制暴，穷兵黩武，是违背范仲淹所奉行的儒家仁爱主义的。这在他对待敌国、对待西北其他民族的态度上已经表现得一目了然。保家卫国，不是为了大开杀戒，消灭所有敌对力量，而是本着仁爱、爱人的宗旨，尽可能消弭战争，用和平的手段赢取胜利，最终实现“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富实，鸡鸣犬吠，烟火万里，可谓和乐者乎”[1]163的太平景象。无论汉夷，都能有一个安宁的环境，和乐的生活，范仲淹说若能如此，则是天下苍生之幸。这与孔子所追求的“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大同世界”是一致的，他主张的是消弭战火，民生得以养息，反对任何形式的武装战争。他的《剔银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说：“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世人所谓的三国英雄，在范仲淹看来，不过是为了一己私欲、浮名，陷天下于战乱纷争的可笑之徒，最终不过闹了个鼎足三分，诙谐嘲讽中暗示出词人反对以攻伐杀戮、征战好斗来争取名禄。朝廷两度征召，他两度请辞，说明其志并非要杀敌制胜、燕然铭功。欧阳修撰其墓碑文时说：“公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的志向追求更倾向于孟子“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的大丈夫之志，“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的外王之志。
由此“归无计”可以把其理解为“我”戍边日久，产生归情，但“我”不单指范仲淹或是戍卒，或是将军，应是一个群体意象，一切因卷入战争而流离失所、饱受饥馁，无家可归，渴望和平的普通人都可涵盖纳内。
“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在范仲淹的苦心经营下，西北边境暂时少了杀伐之声。与西夏和谈早在元昊轻蔑无礼、诬陷造谣的长信中被生生撕裂，西夏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会随时犯边；而国内朝廷昏庸保守，范仲淹锐意革新、富国强兵的主张一再搁置。词人此时登临，耳旁羌管悠悠，满目月色如霜。忧怀深远，思虑难平。他虽然清醒认识到宋夏战争的性质，采取各种措施主张防御，而非进攻，单凭一己之力，能否化干戈为玉帛，避免两地百姓重蹈战火，遭受严酷的战争侵害？恐怕尚无十足把握，所以“将军白发征夫泪”，表现的仍然是他兼济天下，博物济爱、利泽生民的儒士之仁。最终的落脚点，“征夫泪”非“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式的略带民族仇恨情绪的壮志未酬。而是词人一生恪守的人文关怀。戍疆士卒、普通百姓、边境诸羌，甚至敌国生民的困苦疾患，生死存亡都牵动着词人之心。
纵观范仲淹戍边西北边境的防备守御，所采取的民族政策，都表明对宋夏战争他是持反对意见的，这种态度归根结底来源于他的儒者之志，而写于大顺城的边塞词名篇《渔家傲》，其深层旨归仍然是范仲淹“仁者爱人”的儒家思想。
三年戍边满目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哀魂遍野的亲身经历时时触动着素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他，让词人备感生命的可贵，哪怕是敌国军民。也正是在这种特殊的时空下范仲淹真正实践、升华了儒家的民本精神。
后人读《渔家傲》认为其“怅感浑厚，气概阔大”（夏承焘），“苍凉悲壮、慷慨生哀”（邹柢谟《远志斋词衷》），与其说是词的主体风格，不如说是范仲淹儒者思想的内隐与外现。
参考文献：
[1][宋]范仲淹.范仲淹全集.[M].李勇先.王蓉贵，校点.成都：四川大学出版，2007.
[2]丁傅靖辑.宋人轶事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1.
[3][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6.
[4][清]赵本植.新修庆阳府志.卷 41·艺文[M].四十二卷抄本.
[5][宋]司马光.涑水记闻.[M].北京：中华书局，1989.
文章属于甘肃省庆阳市科技计划项目（RK2011-5）
（作者单位：甘肃陇东学院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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